陳傳海、楊自然：1942和1943年的河南大饑荒

2024-04-11歷史

1942年和1943年，河南省連遭旱、蝗等災，全省三千萬人口，災民達一千五百萬以上，餓死三百萬，流落它省的二百萬，另外的一千萬也都奄奄一息①。

以廣武縣為例，從1942年10月到翌年3月，餓死8072人，逃荒在外者33188人，全縣只剩下兩萬災民，許多村莊已無人跡②；災前比較繁華的鄭縣(今鄭州)，在1943年3月的兩周內，就餓死1700人。

至於呻吟的聲音，枯瘦的面影，大批僵硬的屍身，那更是常聞常見的現象。這個縣西陳莊的一位老太太，殺食了自己的親生女兒③。

在災害肆虐下，全省呈現"赤沙原野無食物，樹皮剩盡草根沒"，"賣兒賣女處處見，人食人肉悲慘苦；""凍死餓死無計數，到處都見餓死骨"④的淒涼景象。

歷史上，河南省屬於自然災害較多的省份之一，有些年份的災害並不比這次輕，而後果卻沒這次嚴重。

原因是什麽?

列寧告訴我們：

「脫離具體的歷史環境來提出這——二問題。就不懂得辯證唯物主義的起碼要求。」⑤

在分析任何一個社會問題時，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絕對要求，就是要把問題提到一定的歷史範圍之內⑥。

據此，我們認為，造成這次災荒嚴重後果的原因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的腐朽和自然災害的連續襲擊。

(一)

1937年10月，日本帝國主義的魔爪伸進了河南，到1938年10月信陽失守，河南省的北、東、南部被敵占去，半壁淪陷。

從日軍侵入河南省的第一天起，軍事侵占，武力討伐，頻繁的掃蕩和對後方的狂轟濫炸，使整個中州大地戰火紛飛，硝煙彌漫，田園荒蕪，城鎮為墟。

據河南省國民政府建設廳統計，至1938年8月，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全省損失折合法幣為295332500元。

1937-43年，全省110個縣中，經過戰爭48個縣，其中有13個縣是經過多次戰役且有重大戰事發生，戰場面積173126公畝⑦，毀壞耕地454396 千公畝，損失面積34891平方公裏，占全省總面積的20.5%。田賦收入因而減少33%，營業稅收入減少30%。

戰火及日軍大屠殺，造成全省人口大減，至於1943年，全省已傷亡123952人，損失8938000人⑧。

在侵略過程中，日本帝國主義大肆毀我人力、物力的同時，還進行瘋狂的掠奪與榨取。在河南占領區，它極力把社會經濟納入為其戰爭服務的軌域，使我民族工商業無立足之地，農村經濟一蹶不振。

1938年11月，日本在東京成立的專門掠奪中國經濟的華北開發會社及其所屬的18個子公司，控制著華北各地的煤炭、鐵礦、食鹽、電力、通訊、交通事業。河南的六河溝煤礦、焦作的中原公司和英福公司煤礦(太平洋戰爭後)、安陽的棉花倉庫、各地電廠、平漢鐵路新鄉段的的器材、全省公路及車輛、各地電報局及郵局，隨著日軍的占領而被這個會社所控制。

河南的輕工業，到1939年，失陷了三個紡織廠(紗錠52192個，年產量25127包)、6個面粉廠和433個榨油廠。

此外，日本東洋會社獨攬了茄草業的產銷經營。偽"中華民國火柴聯營社"，在日本支持下，壟斷了火柴的產銷經營。日本帝國主義透過對占領區工礦商業的控制，牢牢地操縱了資源的開發，企業的生產，壟斷了市城，隨心所欲地從事掠奪和服務於侵略戰爭的需要。

日本透過華北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南京的中央儲備銀行及其在各地設立的辦事機構，壟斷金融。

如中國聯合準備銀行在開封設有分行，中國儲備銀行在商丘設有分行，在開封成立的由日本人控制的中國實業銀行，在新鄉、安陽、商丘均設有辦事處。這些金融機構都競相利用發行偽幣(如開封各銀行發行29億多元)，吸入存款，禁用法幣及強迫人民接受偽、法幣的不等價交換等方式，大肆搜刮民間財富。

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軍事、經濟掠奪的需要，每占領一地，即強征民工，修復、興修鐵路和公路。

1938年底，日軍即修復了平漢路的北平至新鄉、豐樂鎮至六河溝段及道清鐵路的道口至陳莊段。

1939年5月，修成了開封至新鄉的汁新鐵路。

同年9月，隴海鐵路開封-徐州段通車，從而把平漢，隴海兩條鐵路接連起來。

據1941年9月華北交通公司透露，他們在河南境內各種自動車營業所經營路線有13條，營運裏程763公裏。這些自動車營業所掌握著大量的運輸工具，壟斷著淪陷區的公路運輸。

以開封自動車營業所為例，初建時只有汽車30部，到1943年便增至60部，還掌握著大量騾馬大車。日本帝國主義利用這些公路、鐵路，把掠奪的物資先集中到新鄉、安陽等地，然後用火車運至天津出口。僅棉花一項，每年即運30萬噸。

據統計，1940主7月至1941年6月，河南各淪陷區透過公路運到火車站的戰略物資多達307000噸，其中"外運"30300多噸。"外運"，自然是運往資源貧乏的日本。

日本帝國主義對農村的掠奪和破壞，亦非常殘酷。它透過強征田賦、迫令大戶獻糧、強行收購與派購，實行農產品控制，利用建立合作社、兌換處以及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武力搶劫等手段，瘋狂地掠奪河南占領區的農產品。

據統計，1938-45年於，僅新鄉一縣，即掠去糧食184370噸。

1943年一年，華北纖維公司就從河南"買去，，棉花232337擔。是年，全省共掠去花生150000噸，其中寧陵一縣即達100噸、芝麻100000噸⑨。日軍在河南占領區征派勞力，次數之多、人數之眾，使農民無法進行正常的生產。

1938年2月，日軍占領豫北各縣不久，即強迫汲縣、輝縣、淇縣出強壯勞力1200人。7月，日軍在開封一次索強壯勞力即達2000名。日軍在河南占領區不僅征工，還要征兵。

如1940年日軍在豫北征兵時規定:家有青年不報或少報者，即懲辦其家長，並沒收其全部家產；兄弟2人，需一人應征;兄弟3人，需2人應征；應征逃亡者，仍懲其家長，充公其家產⑩。透過征工、征兵，大批農村青年被掠去。據修武縣五個村的統計，被征去的青年，占青年總數的70-80%[11]。

日軍在河南占領區修路、堡等所占土地及其對豫北、豫東掃蕩所毀的土地，動輒數十、數百、甚至數千畝。

1941年4月12日，日軍在對渡陽以西、衛河以東、內黃以南、滑縣以北方園50裏的沙區的掃蕩中，除實行燒殺搶三光政策（人文與社會註：提出者岡村寧次）外，把當地群眾賴以生存的棗樹也大部砍毀，使這一地區遭受到空前浩劫。

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破壞、掠奪和榨取，嚴重地摧殘了河南的社會經濟。另一方面，由於它的侵略，激起了我全民族的反抗，必然帶來支出激增。

歷史上為四戰之地的河南省，抗戰全面爆發一年後，三面環敵的形勢形成，常屯兵數十乃至百萬。這龐大軍費的開支，在1941年7月前，全由地方配備軍糧；以後、除參戰部隊外，軍事機關、學校、醫院、工廠及隨軍家屬，每人每月60斤小麥，全由地方配給，造成1941年上半年全省田賦征收額較之1937年增加了一倍。

1941年7-9三個月，僅豫南各縣駐軍，向即當地攤派征購以外的軍麥186472萬大包(每包200斤)[12]。

抗戰以來河南出兵役居全國第一，大大減少了農村勞動力多除增加田賦外，其它的雜項也大為增加。

以堰師縣為例，1937年10月，這個縣向百姓攤派的款項計有:防空監視哨電線費3000元，征送馱馬大車、幹糧等費5000元，訓練保長費7480元，訓練警務員費5610元，二次征送馱運費1200元，修築新城垣費31800元，其它征送谷草50萬斤及修公路費每聯保賠墊數百元或千元不等[13]。

1939年11月，河南省當局某要人稱:農民負擔繁重，各縣每征稅五角，所負擔的捐款至少是60%，一般是300%，最多達1100%[14]。

地瘠民貧，經濟落後的河南，經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破壞，掠奪和榨取，及我為反對侵略而付出的巨大消耗，大大減低以致喪失了抵禦自然災害侵襲的能力。

(二)

1942、43年的河南災荒，發生在中國抗日戰爭的相持階段，國民黨統治集團的內外政策發生了變化，由抗戰初期的比較積極，變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隨著國民黨統治集團政治上的反共反人民，其政權日趨腐朽，加重了河南這次災荒的嚴重後果。

災荒一發生，就引起了各方面的關註，國內外的不少報刊，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延安的【解放日報】、重慶的【新華日報】，發表了許多關於災情的實況及呼籲救濟的文字，遷至重慶的天津【大公報】、南陽的【前鋒報】發表了記者的采訪錄或社論，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機關報【河南民國日報】等，也作過一些報導。

一些慈善團體或個人相繼匯來捐款，如許昌縣的周錦堂一次捐款10萬元辦理平巢、7萬元辦理急賬[15]，第36集團軍司令李家鈕捐麥3萬斤[16]。

美國的聯合援華會等匯來救濟專款[17]。

英國的【標準晚報】1943年4月1日以【中國之災患】為題發表社論，論述了河南災情，表示"就吾人單薄之供應線所可能，運輸最多數之糧食，運往中國"[18]。

河南旅渝同鄉會，國民參政會河南籍參議員等，多方呼籲救濟災荒，指出"這不僅僅是人道主義的慈善事業，而且是在抗戰過程中國民應盡的義務"[19]

在各方面呼籲下，國民黨最高當局采取了一些救災措施，如政府派員來豫察看災情，匯來救濟款分發各災縣，指令在隴海路沿線的廣武、洛陽、靈寶、常家灣、閿[人文與社會註：讀作wen2]

底鎮從1943年1月1日起設粥場施救，減少河南省的田賦征收額等。河南省軍政當局，同樣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確定了上靠(國民黨)中央、下靠地方的兩靠救災方針。

1942年9月河南各界組織救災運動委員會，規定了工作大綱及救濟(募捐)辦法。

1943年3月，在省國民政府所在地的魯山，成立河南各界救災會，各縣也都建立了救災分會。

1942年10月，河南省政府建設廳制訂了代耕辦法，規定無人耕種之土地，由保甲長指定人代耕，無力購買種子者，由保長向富戶借貸，通知各縣將所有倉谷，悉數散放救災，1942年2月，河南省政府又制訂了保護農民土地辦法，規定因災荒而賣、當之土地、房產，準五年內以原價贖回;派出專員赴陜西、湖北、安微采購糧食，運回本省銷售；實行以工代賬，興辦水利，浚河、防泛，開渠、鑿井令各縣普設粥場，在洛陽等處設難民登記站;令軍政人員節食救災，嚴懲辦理救災不力及從中舞弊的官員等。

以上措施，從行文上看，可謂全面具體，有些措施也收到了一定效果。如廣設粥場，使不少饑餓待斃的災民，領到一碗稀飯，延續了生命;1942年省當局撥款100萬元，以工貸販，在魯山、臨汝、寶豐、葉縣、宜陽等縣掘土井281795眼，浚塘1107口[20]，既修了水利，又使部份災民得到一定收入。但整個說來，這個時期國民黨的救災措施不少，效果甚微，不僅沒有很好地救災，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災難。

首先，我們分析一下國民黨救災措施執行的情況。

災荒發生後，國民黨中央當局及全國各界匯來一批救災專款，1942年第一戰區長官司令部令全體官兵每人每月節食兩餐，五個月共得1800萬元，賑濟災民[21]。

這些賑款，經過層層官員之手，久施不發多即使發放，災民所得無幾。

以1943年1月4日魯山發放賑款為例，發放前，省當局廣為宣傳，要在縣城北關體育場發放賑款。一時，災民扶老攜幼，到此領賑款者達3000余人，結果，大人每人領到15元，孩童每人領到10元，幼童每人領到5元[22]。按當地糧價，一鬥小米需300元，15元只買小米半斤。

1942年省當局曾籌款500萬元，到陜西購買魏皮30769斤，運豫散放。

1943年1至5月，全省公教人員每人每月節糧3斤，學生、團警、公役每人每月節約糧食2斤，作為賑糧救災[23]。

共節約出糧食上百萬斤，就是全部份到1500萬嗷嗷待哺的災民手中，每人才分到幾兩糧食，何況還有經手官員的勉扣?靠賑濟得來這幾兩糧食，是不能度過災荒的。

如上所述，災荒期間，河南各縣都設了粥場，每天施舍兩次稀飯，起了一定作用。但為時不久，隨著災民增加，糧價的飛漲和官員的勉扣，大多數粥場只得關閉，就連國際救濟會在鄭州開辦的、可容納4000人的粥場，也因糧價飛漲而停辦。不少奄奄一息、前往討飯的災民，餓斃在路旁。

當時河南三面環敵，半壁淪陷，洛陽成了全省的政治、軍事中心，大批災民雲集於此，以求得到救濟和經此乘火車逃向陜西謀生。

1942年，省當局在洛陽設立難民登記站、招待所，在鄺嶺上挖一些簡單的窯洞，每一災民發給五元(後每人增發20兩小米)，以作災民們等車的食宿。難民們要免票乘火車逃難，必須在登記站登記，由該站發給路條，身上貼上標記。這種有辱人格的路條、標記，往往須等多日也不一定領到。災民們為及早逃命，只得爬向車頂，許多人碰死山洞或摔進溝壑。

1943年春洛陽當局以整頓市容為名，嚴禁災民入境乞食。這一嚴禁，造成雲集洛陽的大批災民餓死、凍死於荒郊。至於靈寶等處的難民收容所、救濟站，成立不久即告吹。

1942年，省政府呈請最高當局，要求減少本省田賦征實、征借200萬大包，再緩征30萬大包。實際上，這一年各縣催糧比上年還緊，農民交不上糧食，被帶到縣府，遭一頓毒打，坐幾天班房之後，還得交納[24]。

直到1943年8月13日，中央政府才發出命令，將河南省"各縣三十年(1911年)上期及以前各年田賦實欠在民者，一律豁免[25]。

在棍棒、鐐銬政策下，在大災過後作此項規定，有何作用?同時，這個時期的國民黨為鞏固其統治，正在推行新縣制，各級行政人員大增，助長了保甲長的胡作非為。"在一般地方，好人往往不願當保長，致使惡勢力囂張"[26]，以致"浮支濫派，毛病叠出，民眾叫苦"[27]。

據國民黨河南省黨部機關報【河南民國日報】1943年1月12日社論【嚴禁額外攤派】透露，"好些縣的地方團隊，可以不得縣長同意，沒有縣政府命令，而擅自攤派款糧柴草及人土車輛，甚或有少數縣份團隊，派遣大隊團丁，輪食民間，從事坐催"，"各鄉鎮公所大多任意向各保派許多壯丁，常年輪流支差，每年額外耗費，為數甚巨"，"地方駐軍或有以最低之定價征購夫料柴草及一切用品"者，"鄉長經手派款之際，於額外浮派中上下其手"，"各縣田賦之實際征收人員，不免在揚風、陋撒、變價乃至過鬥的手術(續)上，大施其手術"。一方面，是國民黨各級當局大喊大叫救災、減免田賦，另方面，是各級地方官吏又征收如此多的額外攤派，這樣的救災，是減輕或是加重災民的負擔，顯而易見。

在自然災害面前，國民黨當局不發動、組織人民群眾向災荒作鬥爭，開展互救互助，而是依靠自己的"官員"，幻想透過制訂幾項措施來解救廣大災胞，其結采只能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其次，由於這個時期國民黨政治上反動，其官員貪汙肥己之事接連發生。

鄧縣田管處的黃劍峰，1942年"浮收征實征購為數至巨"，盜賣凈盡[28]。葉縣，僅1.942年，即用大鬥浮收麥糧50萬斤，南陽縣兩個倉庫主任馮香甫、王怡風，合夥盜賣公糧[29]。鄧縣"各鄉鎮長，貪汙成風"，白牛鄉長王協一、高台鄉長高傑亭、王集鄉長曾征瑞、太平鄉長李修傑，確林鄉長楊亮岑等，僅倉麥一項，俱舞弊在百萬(斤?)以上[30]。

這個時期的大貪汙案，當推汝南縣的兩起。該縣十九店以往有社倉積谷，用意是平時積蓄，荒年開倉放販，社倉共有公田49頌，每畝每年交出2鬥，由倉庫主任積存。從1937年起，該倉沒有動過，合計共有糧食1500石。1942年災荒到來，各方議決開倉放賑，預計從春天到麥熟，每人一鬥麥即可維持生命，1500石麥，即可救活15000人。待開倉時才發現積谷被倉庫主任付伯明揮霍得一幹二凈，等於他一個人剝奪了15000名災民為生命[31]。

汝南田管處第一科長劉東光、科員陳覷堯，利用大鬥，多收糧食500余擔，盡行倒賣，充作私囊[32]。

象1943年2、3月間省當局派往陜西等地購糧的專員，到麥收後才把糧食運回來，從中搗多少次鬼，賺多少錢，以及象"南陽、陜縣辦理平巢當局，以超出市價之糧強迫災民購買"[33]，又從災民身上揩多少油水，是無法計數的。

其三，人為地制造災害。

1938年6月國民黨軍隊掘開花園口，造成黃河改道，雖暫時阻止了日軍的前進，推遲了日軍會攻武漢的時間。但之後，由於當局對改道後的黃河"疏忽防範"，致多次決口。

1939年的黃河決口，使豫東15縣受災，面積26100平方余公裏，災民137萬余[34]。

1943年，又決口18處，僅夏天尉氏縣榮村一處決口，即淹郡段、扶溝、西華、尉氏等187保，耕地1274495畝、房59716間，災民286178人。其中扶溝一縣，被淹78保、耕地546523畝、房15200間，災民82822人[35]。

國民黨當局為了撲滅人民抗日武裝力量，還多次扒開黃河大堤，殘害人民。1940年5月"泛東遊擊支隊"阮勛，陰謀水淹當時在敵後與日軍作戰的八路軍淮陽文隊，在西華縣郭屯扒開黃河堤，致使三、四十個村莊陸沈水底。1943年8月，唯縣縣長(應為太康縣長-引者)尹凱之、泛東挺進軍三八支隊同福喜部等，再度以放水毒計水淹當時堅持抗日鬥爭的人一民武裝，五天內先後在太康芝麻窪、燕子河，通許縣的張伯虎等地，挖開18個決口，淹沒近千個村莊和近萬的老百姓[36]。

在艱苦抗戰的年月，河南人民為了國家、民族，罄其所有，貢獻一切，自己忍饑挨餓，毫無怨言。而國民黨的一些官員，利用職權，乘國家民族危難之際，再造災害，這不僅加重了人民的災難，更重要的是使不少災民喪失了戰勝自然災害的信心和勇氣，人禍加重了天災。

(三)

河南的這次嚴重災荒，發生在抗戰全面爆發以來，連遭自然災害侵襲之後。

1937年，先是豫西旱災，後又遭水災。7月初統計，僅新安縣的第1、2、3區，就餓死2980人[37]，西華、商水、安陽等34縣水災嚴重[38]。到1938年3月，僅黃河以北各縣"災民二達125萬，此外尚有200萬人無衣無食"[39]。

1938年春，全省上報水旱等災者計63縣。其中唯、祀、密等20縣最重;新野、西華、廣武等21縣次之，新蔡、商水、靈寶等22縣亦遭災害[40]。

1939年，夏秋淫雨，山洪爆發，河水漫溢，"鄭洛許等21縣水災慘重"，上蔡"平地水深丈余"。據省賑務會統計，全省受災85縣，30566個村莊，淹地兩億九千萬畝，淹房131萬問，傷亡12272人，災民681萬人，待救人口454萬。

1940年，豫東受黃(水)災者15縣，豫北受沁水災者11縣[41]。

1941年，又遇旱災，全省小麥歉收。

1942年，3、4月豫西遭雹災、黑霜災，豫南、豫中有風災，豫東有的地方遭蝗災，麥收之際又有大霜;入夏以來，三月不雨，全省大旱;8、9月間，臨泛各縣黃水漫溢、泛檻[42]。全省110個縣，除淪陷區無統計外，無縣無災。其中特別重災縣有鄭縣、廣武、汜水等18縣;重災縣有洧川、新鄭、臨穎等13縣;次重災縣有西平、遂平、浙川等17縣;輕災縣有商城、鄧縣、桐柏等8縣，總計71縣[43]，全省3000萬人口中，糧食不足者573182戶、4661512口，急待救濟的1485803戶、7535967口[44]。

1943年，春大旱;夏又遇蝗蟲、風、霜等災。據當時報紙記載:南自武勝關，北至太行山、西起荊紫關，東至淮河流域，全被旱魔籠罩，大小麥顆粒未收，秋禾全被灑幹。入夏以後，"蝗蟲自泛東掠河而西，迅速蔓延"，飛聲如雷，遮蔽日光，糞下如雨。蝗蟲飛至，所有秋禾被食殆盡，.全省有調查報告的受災縣96個，麥災面積50917644畝，秋災面積54630640畝，麥秋二季被災而積占全省耕地面積的82%，待賑人口約12134600人[45]。

歷史多次證明，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抵禦自然災害能力的大小，除取決於社會制度外，還同這個民族、地區經濟實力雄厚與否有關，經濟實力雄厚，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就強;反之則弱。本來經濟就落後的河南，在遭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摧殘，國民黨官員的貪汙、害民和連續自然災害侵襲之後，又遇上象1942年那樣50年來所未有的奇災，後果必然嚴重。

註釋

1. 1943、7、30【解放日報】。

2. 1943、7、17【解放日報】。

3. 1943、7、17【解放日報】。

4. 河南襄城縣歌謠。

5. 列寧【遊擊戰爭】，【列寧選集】第673頁。

6.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列寧選集】第512頁。

7. 啟桐【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1937一1943)，(台)文海出版社，第13頁。

8. 參見【中國對日戰事損失之估計】及【解放日報】、【河南民國日報】。

9. 【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組譯】第3。

10. 1942、9、1【解放日報】。

11. 齊武【一個根據地的成長】，第7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