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臥底叛變，向上司說明身份，沒想到上司也是中共臥底
近年來，銀幕上湧現了許多以諜戰為題材的傑出影視作品，諸如【潛伏】、【麻雀】、【風聲】、【隱秘而偉大】、【風箏】、【偽裝者】等等。這些作品中，角色的出色演繹使我們這些生活在和平年代的觀眾對中國共產黨在那個特殊時期的隱秘情報工作者有了一些了解。
然而，真實歷史中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者與敵人的較量遠比影視劇中更為殘酷。
他們不同於戰場上的勇士，不是勇往直前沖鋒陷陣，而是在黑暗中默默前行，追隨內心的光明信念。甚至在犧牲時，他們的名字也不為人所知。
正是這一群與千千萬萬革命戰士共享堅定信念的情報工作者，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無法磨滅的貢獻。
初建1924年，國民黨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進行改組，各黨派開始逐步規範化、集體化，並逐漸走上政治舞台。孫中山先生的「聯俄、聯共、輔助農工」新三民主義政策也使中國共產黨從長期的地下活動中轉向有法律地位的政治黨派。
同年，蔣介石透過黃埔軍校開始組建自己的軍事力量。
1927年5月，為解決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陷入聽不到、看不到、來不及的困境，時任中央軍事部部長的周恩來在武漢提出成立專職的特務工作處的倡議。
倡議很快得到中央的認可，成立了以情報保衛工作為重點的特務工作處，隸屬於中央軍事部。同年9月，隨中央政治局遷至上海，特務工作處改名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特別行動科，簡稱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以「保衛黨中央和地下工作同誌的安全，營救被捕同誌和鎮壓特務、叛徒」為基本任務，下設三個科室：
一科負責設立機關、布置和營救工作，由洪揚生負責；
二科是情報科，負責建立情報網、搜集情報，由陳賡負責；
三科負責保衛中央、處決叛徒工作，由顧順章負責。
為了確保這個特殊機構安全、穩定運作，周恩來特地制定相關規定，如「收集情報、懲處叛徒、執行中央特殊任務」、「不許在黨內相互偵查」、「不許以金錢、美色收買從事工作」。
在這些規定的限制下，中央特科成為中國共產黨手中的一把利劍。
1941年，中共中央調查委員會成立中央情報部，進一步在敵後戰略基地和司令部設立聯絡處，建立強大的情報網絡，為反法西斯戰爭的情報工作做出了巨大貢獻。
在此期間，中共已經成功建立了一個完善的情報網絡，包括臥底、內線和秘密交通網。而與之對抗的國民黨特科也逐漸變得更為成熟。
1928年，國民黨內設「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後來演變成中統。
1931年，「中華民族復興社」（即「藍衣社」）成立，透過多個機構滲透國民黨內部、進行調查，監視和監控當時湧現的反對黨。
同年，藍衣社更名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軍統。主要任務是執行刺探情報、鋤奸等間諜活動。
在抗日戰爭期間，軍統成功破譯了日軍偷襲珍珠港的密電，但遭到了美軍的忽視。
隨後，美軍情報局加強與軍統的合作，多次成功暗殺日軍和偽政府高級官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軍統的工作重心轉向對付共產黨，導致中國共產黨許多革命烈士被捕和犧牲。
顯威1931年，顧順章在上海被捕。作為混混出身、在青幫中成長的顧順章並沒有堅守底線，在國民黨的威逼利誘下，迅速交代了他所知道的中共機密。
就在國民黨根據顧順章提供的情報準備對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采取行動時，中統頭目徐恩贈身邊的潛伏者錢壯飛及時傳遞了訊息，使黨中央機關得以快速轉移，周恩來等黨中央領導幸免於難。
正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的及時有效，成功避免了黨組織的損失。此後的鬥爭中，中國共產黨在敵人內部安插的臥底和內線更使國民黨痛苦不堪。
1937年，白崇禧在對師級以上政工幹部的訓話中，大量采用了機要秘書謝和庚的文章。這篇文章詳細指導了軍隊政治工作和群眾政治工作，為部隊政工幹部帶來了許多啟示。
白崇禧並未察覺到這篇被蔣介石高度贊賞並親自批示「遊擊戰要重於正規戰」的文章實際上是由周恩來修改完成，並由謝和庚轉交給他的。
南京軍話總站是國民黨南京電信局設立的專門為南京政府和軍隊釋出命令的轉接中轉站。
在1943年的一次站內會議上，中校郭建剛嚴肅地對與會人員說：「同誌們，我們中間有一名國民黨特務。」
沒錯，國民黨特務竟然藏匿在國民黨的話務台中。正在醫院休養的話務科長王正元怎麽也沒有想到，自己手下的9名成員中有7名是地下黨員。
即便在人員輪班休息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仍能準確監聽並截獲國民黨的重要資訊和命令，有時甚至比這些命令先傳達到毛主席的桌上。
1945年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開始進行和平談判。在談判間隙，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屢次收到國民黨方面秘密會議的詳細記錄，記錄中不僅包括對話的語言，甚至連表情動作都被生動描述：
蔣介石咆哮：「你們還能有什麽用！腐化！無能！」
底下小聲嘀咕：「還說我們腐化無能，那不還是總裁領導的好？」
主戰派劉斐說：「再不采取措施，共軍的大炮都要打到南京啦！」
主和派邵力子說：「這都是你們好戰的結果！」
會議就像一場「現場直播」一樣詳細呈現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面前。傳遞這些訊息的竟然是沈安娜——蔣介石身邊的速記員。
人心
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提出「群眾的秘密組織工作，黨派的秘密聯合行動，黨的秘密組織工作、秘密情報工作相結合，是地下工作的主要工作」。
這意味著，地下工作的核心目標不僅僅是情報工作，還包括爭取群眾、各黨派和團體的心靈。
周恩來也提倡「三勤」政策，即「勤學、勤業、勤交友」，在努力學習和精於業務的同時，還要廣交朋友，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發動和組織廣大人民群眾，壯大黨的力量。
「爭取敵占區人心」成為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者後期的主要任務之一。
而國民黨特務機構的主要職責則是「監視、暗殺、策反」，直指中國共產黨及革命群眾。
1947年，隨著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的潰敗，國民黨政府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和政治危機。這導致不僅普通百姓無法維持溫飽，一些政府低階官員也陷入「買不到糧、吃不起飯」的困境。
教育經費的挪用使得教師無法維持基本生計，他們的生活沒有經濟來源。這導致學生紛紛停學，學校停課，上海、南京等地的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全國各地的學生們紛紛響應。
國民政府為了鎮壓學生和人民的運動，緊急頒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禁止10人以上的罷工、罷課和遊行活動。然而，全國人民並沒有屈服。在南京、上海、蘇州、杭州等地，於5月20日爆發了規模龐大的抗議活動，參與人數超過5000人。
盡管遊行活動未能得到國民政府的回應，反而遭到了大規模的軍警毆打和鎮壓，多名學生被捕。五二零事件後，全國60多個大中城市相繼爆發了學生運動，包括武漢、重慶、廣州、昆明、南昌、沈陽等地，各界人士發表演講，批評國民政府。
在國際輿論的壓力下，國民政府被迫釋放了所有學生。自抗日戰爭勝利以來，類似五二零的事件頻繁發生，導致全國各界民眾與當局的矛盾逐步升級。鄭連魁正是在這個時候開始與共產黨接觸。
臥底鄭連魁原任國民黨中統局淮陰地區調查統計室主任，在解放軍攻占淮陰城時被俘。然而，他並沒有受到國民黨宣傳中所說的殘酷拷打，相反，卻被格外優待，並接受了他們的思想教育。
鄭連魁對共產黨並不陌生，他在家鄉曾親眼目睹共產黨組織的起義活動，也聽過一些革命的思想言論。現在，面對共產黨的教育，結合對國民黨當局的回顧，他迅速同意成為中國共產黨在敵人內部的臥底。同時，他還將自己的女兒培養成為聯絡員，負責及時將資訊傳遞給地下黨。
在國民黨軍隊重新占領淮陰地區後，鄭連魁在中國共產黨的安排下恢復了調查統計室主任的職務。他充分利用工作便利，收集了大量情報資訊，先後向中國共產黨提供了100多名特務的資訊，為中國共產黨清除潛伏的敵特分子立下了卓越功勞。
在某一天，他正在辦公室工作，一位股長神色緊張地來到他的辦公室。確認四下無人後，他鎖好辦公室門，坐到了鄭連魁的桌前，支支吾吾地開口說道：
「主任，我，我是共產黨的臥底。」
「哦？」鄭連魁在心中吃驚的同時直起了腰，雙手放下手中的檔扶了扶腰，順勢放在了手槍上。
由於周恩來規定情報工作者「不許在黨內相互偵查」，因此許多潛伏工作者並不知道彼此的身份。
而鄭連魁此刻也對面前的這位同誌到底是真的共產黨成員，還是在故意試探自己感到疑慮。
「詳細說說發生了什麽事情。」鄭連魁波瀾不驚地詢問，同時緊盯著對方的雙眼。
據這位同誌陳述，他是華中地下黨中統內的臥底，曾經為中共開展過工作。然而，面對眼前的種種誘惑和國民黨卷土重來的幻象，他萌生了叛變革命、向中統「投誠」的想法。
「還有其他人知道你的身份嗎？」鄭連魁深吸一口氣，緩慢地詢問。
「共產黨有紀律，除了我的上級，沒有其他人知道我的真實身份。」
「哦……你先回去，我會向上級匯報，你的情況暫時不要告訴其他人。」
「好的，好的。」股長連連答應，關上門走出了辦公室。
鄭連魁松開按在手槍上的手。經過一番深思熟慮後，他匆忙穿上外衣，迅速返回家中，囑咐女兒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給他的聯絡人。
那名股長還未等到鄭主任的回復，就被清除了。
在「敵中有我，我中有敵」的情報戰中，像這樣的臥底向臥底「投誠」的故事或許是微不足道的插曲，但像鄭連魁這樣的潛伏者卻是層出不窮：錢壯飛、謝和庚、郭建剛、沈安娜、鄭連魁；
還有潛伏在蔣介石身邊的侍從參謀段伯宇，胡宗南身旁的熊向暉；
還有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張克俠和同為中國共產黨潛伏人員何基灃，以及眾多默默無聞的同誌，中國共產黨的情報人員可以說在敵人的隊伍中「無處不在」。
即便蔣介石在兵敗台灣後感嘆「天下何人不通共」，也許他並不能理解，自己「雄兵百萬」為何不能戰勝「區區共匪」。但他一定聽過「人心所向，眾望所歸」以及「眾叛親離」「咎由自取」這些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