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凱豐（何克全）之子何明，在貴州省習水縣縣委書記余泠、副書記王繼松等人的陪同下，來到位於習水縣土城鎮的四渡赤水紀念館參觀。
何明先後參觀了青杠坡戰鬥遺址、四渡赤水紀念館、澤東住居等遺址，不停地用相機記錄遺址的每一個角落，並對習水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
參觀結束後，何明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1935年1月，父親在遵義會議上不贊成毛澤東的正確的軍事路線，提出了一些錯誤的意見，這是事實。但父親事前絕對沒有與博古等人串通，更沒有搞過陰謀。在隨後的紮西會議上，父親改正了認識，中央也恢復了他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此後，父親一直都站在毛澤東一邊。現在很多人看到我，都只知道我父親在遵義會議上反對過毛主席，忽略了父親對革命的貢獻，這也令我很尷尬。」
一、
眾所周知，遵義會議對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意義重大。遵義會議使我們黨和紅軍在極端危難的關頭獲得了新的生機，確立了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開啟中國革命的新局面，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遵義會議之前，王明「左」傾錯誤給黨和紅軍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損失，許多幹部對當時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產生了懷疑和不滿。湘江戰役後，這種不滿情緒達到頂點。紅軍廣大幹部戰士認識到，紅軍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貫徹執行錯誤的軍事指導方針的結果，強烈要求改換領導，改變軍事路線。
1935年1月，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博古作了關於反對第五次「圍剿」的總結報告，繼續為「左」傾冒險主義進行辯解，遭到了大多數與會者的批評，認為他的報告「基本上是不正確的」。只有凱豐一個人支持博古的報告，不同意毛澤東等對博古的批評，甚至指責毛澤東說：「你懂得什麽馬列主義?你頂多是看了些【孫子兵法】！」
凱豐為什麽要支持博古的錯誤路線，反對毛澤東的正確意見呢？因為凱豐之所以能當選為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完全是靠王明等人的提拔。早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凱豐就認識了王明、博古等人，是所謂「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成員之一。
凱豐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於江西萍鄉，19歲考入武昌高等師範後，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底赴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 年回國，1934年1月在黨的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負責共青團、少共中央以及宣傳方面的工作。
從凱豐的履歷上不難看出，他是一個理論家，或者說是一個「教條主義者」，並沒有多少戰爭的實際經驗，對於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了解有限，因此在遵義會議上，才會站出來錯誤地為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辯護。
據聶榮臻回憶：「遵義會議召開期間，凱豐曾三番兩次找我談話，一談就是半天，要我在會上支持博古，我堅決不同意。凱豐隨後向博古匯報說，聶榮臻這個人真頑固!」
雖然沒有人支持自己，但在遵義會議上，凱豐仍頑固地支持博古。並在會議中挖苦毛澤東說：「你懂什麽馬列主義，頂多是看【孫子兵法】、【三國演義】打仗！」
凱豐的話，極大地傷害了毛澤東，以致後來多次提到這件事。1962 年 1 月，毛澤東對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三國演義】和【孫子兵法】去打的。其實，打仗的事，怎麽照書本去打？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麽？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
二、
出乎凱豐意料的是，廣大紅軍指戰員聽到遵義會議的【決議】後，一個個都歡欣鼓舞，奔走相告。一位老紅軍曾回憶說：「遵義會議的【決議】像一聲春雷，在我們的耳邊震響著。親身體會到錯誤路線給革命事業造成多大損害的人，當時那種欣喜欲狂的心情，是很難形容的。我們激動地掉下眼淚來了。」
遵義會議後，凱豐的錯誤立場，理所當然地遭到了同誌們的批評。凱豐的思想也受到極大震動，態度開始發生變化。在黨組織和同誌們的耐心幫助下，在實踐的過程中，凱豐終於認識到了自己對遵義會議采取的錯誤態度。他在自傳中寫道：「在威信的幹部會時，就實行了自己錯誤之初步批評。」
從那之後，凱豐的態度來了一個 180 度的大轉彎。他主動站出來說：「現在，我要收回我在遵義會議上的觀點，堅決擁護毛澤東來領導我們的紅軍。因為，實踐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黨，才能領導得了我們的紅軍。」
客觀地說，凱豐在遵義會議上的錯誤思想，是受到了當時「左」傾路線的影響。可一旦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後，他馬上能夠主動改正，從此積極捍衛和執行黨的正確路線，這也表明他是一個真誠的革命戰士。在這一點上，他同時黨內另一個反對遵義會議決議者——張國燾是有著本質區別的。
遵義會議後，黨中央曾將【遵義會議決議】的內容電告張國燾，張國燾卻千方百計地阻撓【決議】在紅四方面軍中的傳達和貫徹。即便是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仍對遵義會議後形成的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持對立態度，抹殺紅軍在毛澤東領導下取得的一系列重大勝利，反對黨中央確定的北上川陜甘的正確戰略方針。
針對張國燾的嚴重錯誤，黨中央對他進行了耐心的批評和幫助，但是張國燾堅持錯誤，甚至公開成立「第二中央」，最後叛黨而去。從這一點說，凱豐與張國燾高下立判。
三、
中央到達陜北後，凱豐受命籌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同時兼任糧食部部長，在紅軍過黃河東征時，積極籌措軍糧，保證了東征的勝利。
1937年，凱豐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宣傳部部長，撰寫了【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岐在哪裏】等文章，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了深入系統的批判，在黨內引起了巨大反響。
或許是出於對張國燾的痛恨，凱豐在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時，也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他把四方面軍的很多幹部貶成「土匪」、「軍閥」，給四方面軍官兵帶來很大壓力，也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這也導致了1937年4月3日，延安紅軍大學發生了原四方面軍的許世友等 30 多人密謀「拖槍逃跑」的事件。
得知這一事件後，毛澤東十分吃驚，立即嚴厲地批評凱豐：「你搞的啥子名堂？中央的精神是批張國燾，你卻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橫掃一大片。弄得這麽多紅四軍高級幹部反對我們，凱豐同誌，我看你是把他們逼上梁山嘛！」
批評完凱豐，毛澤東親自去看望了被關押的許世友等人，化解了這場「危機」。凱豐也意識到自己又犯了」左「的錯誤，向中央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
1942 年 2 月 ，延安開展整風運動。在毛澤東作了【整頓黨的作風】報告後，凱豐代表中宣部，出台了【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誌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又稱「四三決定」），對整風運動作了明確具體的指示。
在整風運動中，凱豐絲毫不隱瞞自己在遵義會議時的錯誤，並對自己的錯誤進行了深刻剖析和自我批評。
為了解決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的脫離實際、脫離工農兵、思想混亂等與革命不協調的問題，凱豐陪著毛澤東，找了幾十位文藝家談話，並與毛澤東聯名發出請柬，邀請一百多位作家、藝術家及思想文化戰線的負責人，召開了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
延安文藝座談會，是毛澤東一生中惟一的一次與人聯名召開的會議。會後，凱豐為進一步貫徹落實文藝座談會精神，又以中央宣部的名義，召開了黨的文藝工作者會議，並在會議上作了【關於文藝工作者下鄉的問題】的報告。這次會議後，延安的文藝工作者掀起了深入農村，深入工農兵的熱潮。
1945 年，黨的七大選舉中央委員時，代表們因凱豐在江西蘇區積極參與推行王明、博古的「左」傾路線，不願意選舉凱豐進入中央委員會。盡管毛澤東親自做了很多代表的工作，凱豐還是落選了。但凱豐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而是以更飽滿的熱情，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
四、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派出兩萬名幹部開赴東北，凱豐也在此時來到東北，擔任東北局委員和宣傳部部長。
一到東北，凱豐便領導創辦了東北局機關報【東北日報】，並致信毛澤東，請毛澤東給這份報紙題寫報名。毛澤東也欣然答應，親自題寫了好幾幅報名，最終選擇了一幅字跡從左至右、字形呈欹側勢，「東」「報」二字將「北」和「日」字夾裹包容之中的報名，托人送到了東北。
1948 年 4 月，凱豐仿照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方式，在哈爾濱召開了東北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以毛澤東的【講話】精神，推進東北文藝運動。
新中國成立後，凱豐出任東北最大最重要的城市——沈陽市委書記。有一次，他對中央編擬的【關於三反運動大型紀錄片攝制提綱】一些內容有看法，於是直接將意見反映給了毛澤東。東北局書記高崗得知這一情況後，十分惱火。認為凱豐直接向毛澤東反映意見是瞧不起他，兩人發生了一些磨擦。
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後，專門給高崗打去電話，認為凱豐有意見向我反映是好的，他以後有意見還向我反映，把意見悶在肚子裏才不好！」
1953年，凱豐調任中宣部副部長，再一次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不久後，凱豐被查出患上了肝癌，毛主席立馬就派人去找好的醫院讓凱豐去治療，並給凱豐帶話：「過去的事情就過去了，放下過去，現在你要好好治療，祝你早日康復」。
見主席對自己如此關心，凱豐感動不已，更加為當年自己在遵義會議上反對主席的行為而慚愧。他多麽想治好病，在主席手下多工作幾年啊！可惜病魔來得太猛，1955年3月23日，49歲的凱豐還是在北京逝世了。
五、
凱豐是一位艱苦樸素、廉潔奉公的共產黨人，從不利用手中權力為自己和家人牟取私利。
他的女兒何淑英生於戰爭年代，從小被寄養在鄉下，後來嫁給了一個農民。1951年4月，何淑英找到時任沈陽市委書記的凱豐，想請父親為她在沈陽安排一個工作，但凱豐堅決不同意，給女兒回信說，你「帶著兩個孩子，無法學習，也無法工作，還是回家去種田吧！我這裏也無法養活你及小孩！」
見父親不肯給自己安排工作，何淑英只得和丈夫返回農村。臨走前，凱豐送給女兒女婿兩個禮物：一件自己穿了多年的中山裝，以及一件毛線衣。何淑英認為凱豐這個父親太摳了，不太想要，後來還是弟弟何明告訴她：這是父親能夠拿得出手的兩件好一點的衣服：「爸爸沒有錢，很窮很窮，他和媽媽穿的衣服都是修補程式壓著修補程式。」
凱豐共有四個子女，其中小兒子何明是最像他的一個。
也許是遺傳了凱豐的才華，何明在十幾歲時，便開始在報刊上發表了不少作品。成年後，何明在哈爾濱市文學藝術創作評論室擔任編輯，還擔任過【哈爾濱文藝】的詩歌主編，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
1985年10月，貴州方面邀請何明參加遵義會議紀念館開放三十周年紀念活動。在參觀紀念館時，講解員由於不認識何明，於是在何明面前大講凱豐在遵義會議上反對毛主席的事，弄得何明十分尷尬。陪同的館領導想制止講解員，但何明卻攔住館長，讓講解員繼續講解。
何明認為：父親確實在遵義會議上提出不同的看法，說過一些過頭話，但是這並不違反黨的組織原則。關鍵是遵義會議結束後，父親及時認識到了錯誤，改正了認識，並在後來堅定地站在了毛澤東一邊，也得到了同誌們的諒解。對於這件事，也沒有必要隱瞞，相信父親如果在天有靈，也同意自己的做法。
參觀結束後，何明在留言簿上留下了這樣一段話：「作為一名共產黨人，我們應正視歷史，還原歷史的真實，不應再用臉譜化的方式演繹歷史，而是把有血有肉的人展現出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