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者的愛情是偉大的，他們的愛情超越了個人，超越了生死，周恩來與鄧穎超夫婦舍身忘己，大公無私，為黨和國家的事業奉獻了終身，他們的愛情更是跨越了時空，他們的情詩在今天看來字裏行間依然透漏著濃濃的愛意。
周恩來：「你的信太過官方，都不說想我」
鄧穎超：「周總理是大忙人，哪有時間來想我。」
周恩來：「閑人怎麽知道，忙人有多想閑人。望你珍攝，吻你萬千。」
鄧穎超：「情長紙短，還你吻萬千。」
周恩來：「我這一生是堅定不移的物主義者，唯你，我希望有來生。」
周恩來先生一生智勇雙全，為中國的發展鞠躬盡瘁，先生出生在富貴家庭，但好的出生並未帶來幸福的童年，他從小就立誌為中華崛起而讀書，探索救國救民的道路，多次拒絕國民黨的利益誘惑，英勇的發動南昌起義，指揮工人運動，力挺毛澤東成為新中國的第一代領導核心，機智處理西安事變，赴國統區與敵人斡旋，建國後，又擔任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長和總理，為中國的外交事業開辟新局面，為中國後來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先生的事跡感人至深，先生的愛情同樣美好。
相遇
周恩來先生和鄧穎超女士相識於1919年這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運動中，周恩來領導了天津的學生運動，鄧穎超是當時的天津女屆愛國同誌會執委兼講演隊隊長，他們共同加入了青年進步小團體—覺悟社。此時的兩人並不知道對方會是自己相伴一生的愛人。1920年周恩來遠赴歐洲求學，1921年加入共產黨，隨著周恩來的在政治上的日漸成熟，愛情也悄然而至。
初到歐洲，周恩來先生與張若名女士走得比較近，張若名女士漂亮大方，才思敏捷，在那場天津運動中就是周恩來的革命好夥伴，但是當時法國的主要領導人任卓宣，對法國政府不允許外國共產黨人參加列寧大會的情報於不顧，硬是要求張若名參加大會，並在會上發言。致使會後來張若名受到法國警察秘密詢問和多次跟蹤，之後身份暴露，很難繼續進行革命工作，經過反復痛苦的抉擇，做出脫離黨組織，脫離政治，留在法國專心讀書的決定。
張若名脫離革命隊伍後，使得有堅定革命信念周恩來受到很大的觸動，對自己的擇偶標準重新進行審視，他經過審慎的思考，覺得自己應該找一個跟自己一樣投身革命事業且意誌堅定的，能經受住革命驚濤駭浪的女士，於是鄧穎超女士的身影浮現在周恩來的腦海裏。在法國巴黎的周恩來與遠在大洋彼岸的鄧穎超開始了長達四年的書信來往，在字裏行間，增進了彼此的感情，擦出了愛情的火花，確立了兩人共同的革命理想，為中國的革命事業而奉獻終身。
特別是有一次，周恩來在明信片上明確寫道：「希望我們兩人，將來也像他們兩個人那樣，一同上斷頭台」這樣堅定的的革命誓言後，鄧穎超也同周恩來一樣下定決心：「願為革命而死，灑熱血、拋頭顱，在所不惜。」，在革命風浪中確立的友誼，讓他們從惺惺相惜發展到相知相愛，正如鄧穎超女士在【從西花廳海棠花憶起】一文中這樣描述他與周恩來的愛情：
「我不曾想到，在我們分別後，在歐亞兩個大陸上，在通訊之間，我們增進了了解，增進了感情，特別是我們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為共產主義奮鬥。3年過去，雖然你寄給我的信比過去來的勤了，信裏的語意，我滿沒有在心，一直到你在來信中，把你對我的情誼明確地提出來，從友誼發展到相愛，這時我在意了。經過考慮，於是我們定下了。」
相愛
1925年，鄧穎超從天津顛簸多日來到上海準備與周恩來結婚，當時周恩來正在組織上海的工人大罷工運動，他拿著照片對當時的秘書陳賡說：「這是我去法國留學前她送我的。能不能接到，就要看你的眼力了。」之後陳賡來到碼頭並沒有尋見「新娘」，只能失望而歸，沒想到一回去就見到了本人，原來，鄧穎超在碼頭上尋不到周恩來，便按照周恩來給的地址，坐上人力車，自己尋過來。
1925年8月8日，周恩來與鄧穎超在廣州的太平館西餐廳舉辦了一場簡單但又不平凡的婚禮。當時的賓客有鄧演達、陳延年、鄧中夏、惲代英、陳賡、彭湃、李富春、蔡暢夫婦等，由於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犯了流鼻血的老毛病，所以沒有參加當時已是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的婚禮，席間張治中讓新娘子講訴兩人的戀愛經歷，鄧穎超後來回憶起當時情景說道：「當時恩來特別擔心，怕我應付不了，其實，我什 麽也不怕」，她大方地站起來講述了兩人的戀愛經歷，並背誦了周恩來寫的一首情詩，張治中夫人誇贊道「周夫人果然名不虛傳」。她卻答道：「什麽周夫人，我有名字，我叫鄧穎超。」1989年春天，鄧穎超邀請張治中子女，作客西花廳，她還回憶道：
「1925年我同恩來在廣州結婚。那時恩來是軍校政治部主任，你父親是新兵團團長。我們結婚很保密，除了你父親，別人誰也沒告訴。誰知你父親一定要請客。他安排了兩桌酒席……那次，他自己一口酒都沒喝，卻把恩來灌醉了。最後他找來衛兵把恩來擡回去，這件事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婚後不久，鄧穎超懷孕了，周恩來率領領軍隊去了汕頭，鄧穎超一個人留在了廣州工作，「那陣兒我上班嘔吐，剛結婚也不知道為什麽，就去醫院檢查，結果醫生說懷孕了」聽到懷孕的訊息，鄧穎超並沒有和常人一樣高興，反而憂慮重重，因為當時的革命工作才開啟局面，沒有時間照顧孩子，經過慎重的考慮，鄧穎超便沒有經過周恩來同意，私下裏買了打胎的中成藥，要把胎兒打下來，此藥藥性極強，她吃了以後疼的在床上打滾，楊媽媽見到後忍不住落淚，責備鄧穎超不愛惜自己的身體。
到了11月，鄧穎超與周恩來在汕頭重逢，發生了兩人結婚以來的第一次爭吵，對於當時的情況她是這樣回憶的；
「一見面，恩來就看出我的臉色不好，問我怎麽了，我不得不告訴他自己懷孕並偷偷打胎的事情，恩來聽後大發脾氣，他指責我形而上，他說，孩子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它是屬於國家和社會的，身體是革命的本錢，可你又隨便糟蹋自己，不愛惜自己的身體，你要打胎，也要聽聽我的意見嘛，怎麽這樣自作主張，輕率從事，說實話，在後來的幾十年共同生活中，我都沒見過恩來發那麽大的火，我知道自己錯了，就向他承認錯誤，就向他承認自己的輕率和幼稚，後來不生氣了，還反過來安慰我」，說完這段話，她陷入了沈思，緩緩說道：「現在想起來我那時也是太輕率太幼稚了。」
1926年冬，周恩來動身去了上海。他同羅亦農、趙世炎、汪壽華一起，領導了震驚中外的上海工人運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以蔣介石和汪精衛為首的國民黨對紅色政權進行了殘酷的虐殺，在這個暗無天日的時光裏，周恩來和鄧穎超分別在上海和廣州經歷磨難，周恩來在上海組織二十萬人的工人大罷工，領導了抗議大屠殺的示威遊行。
而此時在廣州的鄧穎超也並不好過，她第二次懷孕了，並且由於胎兒過大導致難產，三天三夜都沒有生出來，當時的醫療條件差 ，醫生同楊媽媽商量後同意用產鉗，結果導致孩子頭部受重傷，剛生下來就夭折了，本來剛生下孩子的鄧穎超該在醫院多休養幾天，但是當時的廣東軍閥大肆搜捕共產黨人，共產黨員陳鐵軍不顧個人安危，受組織委派來到醫院，在好心醫生王德馨和護士韓日修的幫助下，在醫院裏躲了兩天，最後化妝成護士，逃離敵人的追捕，緊急轉移到上海。正是這次生育，鄧穎超永遠失去了做母親的資格。
在上海，二人得到了短暫的聚守，同年六月，周恩來受黨組織的委派，前去南昌指揮南昌起義，在走之前，只是簡單地告訴鄧穎超幾句，自己要去九江，鄧穎超並沒有多說什麽，因為她知道組織的紀律嚴格，即使是生離死別也不能多說。在這個革命年代，夫妻二人分別在自己的隊伍裏，分離是常事，後來到達黎平時，由於鄧穎超肺病發作，而人才又得到短暫的相聚，之後周恩來在長征途得了肺膿瘍，昏迷不醒，鄧穎超才能一直守護在周恩來身邊。
恩愛
在延安，同誌之間平等對待，坦誠相對，周恩來也經常與同誌們打成一片，有一次，周恩來、陳毅、李富春三人結伴而行，到了中央統戰部和中央婦委所在地，周恩來一到便被一群女孩圍住，一名女孩更是大膽地問到：「周副主席，延安的同誌們都說您和小超大姐是模範夫妻，你們是怎樣戀愛的？」周恩來則幽默地道：「我在法國勤工儉學的時候，好多同誌都配上對了。我啊，就扳了指頭算，算啊算，算到了你們的小超大姐。」她們又繼續問道：「您愛她什麽？」周恩來便講了他和小超在革命沖鋒在陣的故事，也講了他自己和戰友被捕後，小超和同誌起營救他們的故事。
建國後，兩人並沒有因為時局的穩定過上如膠似漆的日子，周恩來作為一國的總理，整日為國事操勞，有的時候回去已經是深夜，鄧穎超女士已經睡著，周總理就躡手躡腳的走進臥室，生怕驚醒了鄧穎超，有的時候不回家還要專門派警衛員去告訴鄧穎超。
鄧穎超對周恩來的愛也體現在生活中的小細節，在三年困難時期，中央取消了工作夜餐，周總理工作起來通常是通宵達旦，沒日沒夜，鄧穎超自掏腰包，為周恩來和幾個工作人員買一份點心或者是幾塊糖，有的時候是自己親自下廚做一碗面。使得大家在繁忙的工作中補充點能量。1960年，鄧穎超生病住院，在協和醫院做手術，那時正值暑天，周恩來因為工作抽不開身，他不斷讓身邊的警衛給醫院打電話詢問鄧穎超的身體狀況，自己也在百忙之中，多次去醫院看望鄧穎超，鄧穎超怕他擔心，來往醫院身體吃不消，讓他以工作為重，不要經常來。
即使再忙碌再困難的境況，也擋不住總理一顆浪漫的心，有一年冬天的北京下起了大雪，周恩來在閑暇之余派人去叫鄧穎超，鄧穎超以為發生什麽重要的事情，急忙趕過去，忙問發生什麽事情，周恩來卻笑到：「請夫人踏雪！」，鄧穎超卻哭笑不得，說道：「你這麽著急讓我過來，就是為了看雪」，周恩來認真地說道：「我記得你最喜歡看雪」，說著便拉著鄧穎超的手在雪中漫步。
周恩來與鄧穎超共同生活五十余年，有人說周恩來一生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自己的孩子，周恩來卻笑著說:「誰說沒有，我有十個孩子呢，比你們還多」。
是的，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雖然沒有自己的孩子，但他們把烈士的遺孤視如己出，1940年冬，廣東青年張穎像往常一樣開啟周公館的大門，寒風烈烈使得她打了一個寒戰，突然她發現門口有一個白色的包袱，她開啟包袱看見裏面是一個嬰兒，她迅速將此事匯報給鄧穎超，鄧穎超和幾個年輕人聞訊趕到這裏，幾個人圍繞這個孩子爭論不休，。有人主張把這個孩子扔掉，認為這個孩子有缺陷，帶上只會是個累贅，自己的狀況已經很危險，不能再讓孩子拖累，有人覺得孩子可憐主張留下，大家爭吵十分激烈，莫衷一是，而鄧穎超卻決定把這個孩子留下來，鄧穎超走過來，輕輕地抱起孩子，她說：
「你們都還年輕，沒有生過孩子，也不一定能夠理解，一般說來，不到萬不得已，一個媽媽是絕不會拋棄自己的親生骨肉。」鄧穎超抱著懷裏的嬰兒口氣一轉：「當然，我們也不排除是特務壞人所為，他們就等著看你共產黨留不留。倘若不留，國民黨就會說共產黨沒人道，所以這個孩子要留。」
這個嬰兒因此被留了下來，周恩來得知此事很贊同鄧穎超的做法，還抽空去看了孩子幾次，鄧穎超留下孩子後，自掏腰包給嬰兒買奶粉和尿布、衣服，悉心照料。但不幸的是，由於嬰兒太過弱小，當時廣州的醫療條件又差，這個嬰兒還是沒能扛去，在幾個月後夭折了。
1937年，16歲的孫維來到武漢辦事處，強烈要求到延安，但是當時的工作人員看到她年紀小又是生面孔並沒有同意，她站在門口久久不願離去，正好遇見工作回來的周恩來，幾經詢問才知道這是戰友孫炳文的孩子，自己在廣州的時候，還見過她小時候的樣子，之後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便將孩子送到延安並寫信給孩子的媽媽任悅，說他們願意將孩子當做自己的孩子照顧。此後，他們沒有辜負當時的諾言，他們所給予孫維的關懷，遠比父母所能給與孩子的更多。
死別
1976年，周恩來肝癌病情加重，鄧穎超日夜守護在周恩來的身旁，元旦那天，周恩來做了生命中最後一次手術，鄧穎超直到深夜才從醫院回來，之後，每天早上她都去醫院陪伴周恩來總理，但是在1月8日的早上，多日的疲勞加上年事已高，鄧穎超決定休息一天，沒想到就是這一天的休息造成了她一輩子的遺憾，早上八點半鄧穎超讓讓秘書打電話詢問周總理的情況，對方說：
「情況還好，就是你晚上走後不久，總理也不說話，眼睛來回看，就想找什麽似的，問他有什麽事嗎，他也不說，讓他休息，也不言語，我們都感到奇怪，但看精神也可以，病情也穩定。」
誰知，剛過半個小時，醫院就來了電話，周恩來的貼身衛士高振普說：「快！快！不行了，馬上來」，放下電話，趙煒馬上將情況匯報給的鄧穎超，鄧穎超聽到後臉色立刻發白，強裝鎮定道：「好，馬上去」到了醫院，鄧穎超撲在周恩來身上，邊哭邊喊：「恩來，恩來」但是心臟監護儀已經劃出一道直線。鄧穎超後來回憶道我生平最遺憾的事，是那天我沒有守在他身邊。同一年，鄧穎超在政府的幫助下搬出來了西花廳，余生在孤獨與思念中度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