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古今，縱橫萬裏，洞悉紛繁世事，縱觀世界風雲變幻，為你解析大國之間博弈的底層邏輯，欣賞歷史長河的波光譎異。
在上一篇文章（明初朱元璋瘋狂折騰，為何沒有像秦朝和隋朝一樣，成為短命王朝？）講到朱元璋為了解決貴金屬通貨緊縮的世紀難題， 選擇放棄商品經濟和貨幣經濟本身，而是建立起了一套適應小農自然經濟基礎的，所謂「本色」主義的財政稅收制度 ，也就是朝廷直接以動員勞動產品實物以及勞動本身，而不是用貨幣稅收來滿足財政需求。
然而， 這套以實物稅和勞役稅為主的財政體系卻在九邊重鎮巨額國防開支的壓力下不堪重負，搖搖欲墜 。終有明一朝，北方邊患不斷。九邊重鎮駐防的軍隊是越來越多。據【明武宗實錄】記載，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兵部上奏稱：「祖宗禦戎之法，規模宏遠，東起遼陽，西至甘肅，烽堠萬裏……各鎮帶甲兒四十萬，歲費糧草以百萬計」。
也就是說在明朝初期的洪武、永樂年間，九邊總兵力大約40萬人，每年耗費的錢糧折合成銀兩不下百萬。又根據嘉靖朝兵部員外郎魏煥所著【九邊考】，到了1541年，也就是嘉靖二十年，九邊駐軍總兵力達到470,592人。等到了1620年，也就是萬歷四十八年，戶部尚書李如華奏稱「九邊共計一十三鎮官兵八十六萬七千九百六十四員名」。
對於大明九邊的幾十萬將士來說，最大的敵人首先還不是塞外草原上的瓦剌、韃靼，而是如何要養活自己？ 本來明朝初期實行屯田制，邊軍就地開荒種田，基本能做到糧食自給 。朱元璋對自己實行的軍屯制度，那是非常驕傲的，認為「吾京師養兵百萬，要令不費百姓一粒米」。
嘉靖朝進士文獻學家王齊嘉國所著的【續文獻通考】中，曾對朝廷實行的軍屯制度評論道：「軍國之事，備邊為急。備邊之務，兵食為先。屯田之法，乃足食足兵之要道。」然而，大明九邊重鎮，基本是沿著所謂15英寸等雨線布陣而成的。這15英寸等雨線大致與長城一線重合。
這條線以北、以西年降雨量低於400毫米，屬於所謂溫帶大陸性氣候，不適合農耕而適合遊牧。只有這條線以南、以東年降雨量高於400毫米，屬於所謂季風氣候，才適合農耕； 要在農耕文明與遊牧文明彼此分割，還有彼此過渡的地方，屯墾農田談何容易。
在明朝初年，洪武、永樂年間政治清明，地廣人稀，且蒙元新敗，無力南下。在這些特定條件下，依靠邊軍屯田還可以滿足軍需。等到宣德政統年間，尤其是土木堡之變之後，軍屯制度也就再也難以為繼了。
根據【明史錄】記載，永樂元年（1403年），朝廷從全國軍屯收取的田租達到了23,450,799石，而當年全國農業田賦夏稅秋糧總額也不過31,29,9704石，軍屯收入竟然占到全國農業賦稅總收入的75%。但這一年，也是明代軍屯收入的最高峰。
到了永樂十五年（1417年）之後，終有明一朝，軍屯田租就再也不曾超過1000萬石。到正統朝（1436年－1449年）以後，全國軍屯田租每年就只能收到二三百萬石左右，竟然只有高峰期的10%。
軍屯的衰落不僅反映在租稅上，也反映在屯田面積上，全國軍事屯田面積在洪武永樂年間有70萬頃左右，到了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就只剩下了285,480頃。到了明武宗正德年間更是跌落到了16萬頃多一點兒，竟然縮減到只有原額的20%。問題是，那另外的80%的軍屯土地跑到哪裏去了呢？
這些土地顯然不會自己插上翅膀飛出銀河系，而是化公為私被勢豪武官霸占去了。所謂的勢豪武官的勢豪，包括皇親國戚、勛貴功臣、太監、地方豪強等。而武官則包括從都督總兵到千戶、百戶等各級官吏。 本來明朝的軍屯土地都屬於國家所有，嚴禁私人買賣，尤其禁止豪強兼並 。到明朝初期，勢豪武官們懾於嚴刑峻法，還能有所收斂。從宣德朝也就是1426年到1435年之後漸漸的開始放縱，以至於積重難返。
等到了正統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變以後，朝廷為了移民實邊加強防務，在景泰元年（1450年）頒下詔書： 「近邊官豪勢要一應人等有力之家盡力開種」 。 也就是說等於將勢豪武官兼並軍屯田地的行為合法化 。這個口子一開，在京的宗室勛貴開始爭相的占據口外軍鎮附近的膏腴田地，開立莊田；而次一等的田地，也被鎮守總兵、參將、指揮等這些武官據為己。
在日積月累之下，京畿九邊軍屯田地進入其谷中。實際上，早在宣德六年，也就是1431年。寧夏左屯尉指揮使張泰上奏朝廷彈劾寧夏總兵官寧陽侯陳懋：「私遣軍士二百余人、操舟三十余艘，出境捕魚采木，為虜所執者十余人。又遣軍士二十人，人給二馬，賫銀往杭州市貨物。……又私役軍種田三千余頃，奪民水利，歲收之粟，召商賈收糴中鹽。又與閻俊等遣軍挽車九百余輛，載大鹽池鹽往賣於西安平涼等府」。這一段記載所反映出的資訊量是非常大的。
原本軍屯田地的農業產出一半作為地租上繳國庫，另外一半留在邊鎮作為軍糧。 從永樂元年的記錄來看，國家從軍屯征收租稅達到了2340萬石糧食，可以反推出在1400年前後，官軍每年可以從軍屯收取軍糧1000到2000萬石，養活幾十萬邊軍還是做得到的。 可到了1500年前後的正德朝，軍屯土地被勢豪武官兼並去了十之八七 。要知道，根據大明的組制，皇族勛貴、官員、讀書人，都是優免賦稅和徭役的，土地一旦兼並到這些人手裏，國家和軍隊是收不到一粒糧食的。
因此，土地還是那些土地，可朝廷和官軍從軍屯中所能獲取的糧食供應竟然銳減到了每年只有兩三百萬石，古然在野在朝的清流們可以日夜著書禮說、寫奏章，抨擊土地兼並呼籲官紳一體納糧。 可是皇族、勛貴、官員、士人，實際上就是明王朝的統治集團。現實情況就是宗室、勛貴、官紳掌握著最多的土地，卻不納錢糧。
而要改革不合理的土地財政制度，就要冒天下之大不違，需要最高皇權以無上的政治擔當，以堅定的政治意誌，支持大無畏的改革者，以雄獅般的膽魄和狐貍般的政治手腕將改革推進到底。 可惜在封建王朝幾乎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終有明一朝，天下也只出了一個海瑞，也只有一個張居正。可中國幾千年的漫長封建社會，秦孝公卻也只有一個。
既然改革者如此稀缺，清流們的道德文章中也長不出糧食來，而幾十萬邊軍餵飽肚子的問題，卻又總要解決。於是朝廷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為邊軍籌糧。首先就是從京師的戶部太倉國庫拿銀子運到邊關就地采購糧草物資。這種做法就被稱為京運。京運也被稱為叫 京運年利銀 。
第二個辦法， 就是讓北方各省的老百姓把本來要交給國庫的糧食運送一部份到邊關的號稱叫民運糧，就是老百姓所運輸的糧食 。一開始，京運銀子和民運糧食只是為了補償軍屯糧食之不足。但隨著時間流逝，京運銀和民運糧所占比重越來越大。
根據【明史·食貨誌六】記載，以九邊中的宣府鎮為例，其糧食供應為軍屯糧十三萬二千余石，折合白銀兩萬兩千萬兩，而軍運糧折合白銀七十八萬七千余兩，而京運年利銀則為十二萬五千兩。這樣折算下來，軍屯糧竟然只占到了宣撫鎮全鎮糧餉總供應的2%。
到此，明太祖引以為傲的軍屯制度實際上已經徹底破產了。 然而，更嚴重的問題是，京運年利銀和民運糧實際上都是國家用納稅人的血汗錢來贖買被勢豪武官霸占去的軍屯糧。 而京運年利銀消耗國庫不說，民運糧對於百姓的負擔和壓榨也是過於慎重了，且不說百姓要拿出多少自己辛辛苦苦種的糧食去供應邊鎮軍需，光是越過北方的崇山峻嶺，把這些糧食手提肩扛運到邊鎮就已經是一件無比痛苦的事情。
而到了明朝後期，民運糧實際上也難以為繼。因為勢豪武官兼並土地的腳步卻不僅僅限於軍屯，而是所有的民田，勢豪武官連軍屯的土地都敢私吞，還有什麽田土是他們不敢兼並，不能兼並的。 吊詭的是明朝的制度設計，恰恰是鼓勵豪強兼並土地，甚至一般百姓都不見得不歡迎豪強來兼並自己的土地 ，竟至於還有不少人主動把自己的土地投獻給豪強。那麽這又是怎麽回事呢？
這就要從明朝的財政稅負制度說起了。據【明史·食貨誌二】記載「太祖即位之初，定賦役法，一以黃冊為準。冊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所謂賦，就是指的是農業稅，原則上是每畝納稅糧三升三合五勺。如果老百姓租種的是官田，那就要交納地租，這個租稅就更高了，定額是每畝五升三合五勺。
明朝初期， 朝廷編定的所謂魚鱗冊，天下田畝都登記在冊，按田畝來納稅 。所謂的役，指的就是徭役，也就是免費給官府幹活，包括開鑿運河、修長城、修建官道橋梁、建築城墻防禦工事等，都要挨家挨戶提供壯丁，免費給官府役使。明初朝廷編定了所謂的黃冊，天下戶口都登記在冊，按戶服役。你只要是大明的子民，年滿十六歲就要服徭役，一直幹到六十歲才能免除，誰家要是敢於隱瞞戶口不報，那就要打板子。
所謂「丁有役，田有租」，意思就是說你只要是壯丁，就得為官府服搖役 。你只要種田就要交皇糧，正如明太祖朱元璋所說「民有田則有租，有紳則有役，歷代相承，皆尋其救」。對於老百姓的負擔來說，比起租稅，徭役還要可怕的多。
想想吧，你本來家住在蘇州的城邊，家中有屋，又有田，生活樂無邊。忽然一夜之間被官府抓去河北修長城，或者把你家田裏打的糧食運送一部份送到遼東鎮。不說長途跋涉，風餐露宿的艱辛了，也不說你去服徭役，家裏的活沒人幹，就連你能不能活著回家都成了問題。 由於官府的徭役而家道衰落者更加不知有多少。
清初有一個人叫葉夢珠，生於明朝天啟四年，是南直隸松江府人，曾經考中過明朝的秀才，後來屢試不第，一直以私塾先生為生。這位葉夢珠先生在回憶明朝的社會生活時，就曾經說：「吾鄉之甲於天下者，非獨賦稅也。徭役亦然，為他省他郡所無，而役之最重者，莫如布解北運。即以吾邑論：布解每年一名，後增至三名，俱領庫銀買粗細青藍素布，雇船起運，至京交卸」。
也就是說，江南的老百姓除了田租之外，還要織布交稅，而且還要自己雇船把布匹一直運送到北京，這就被稱為叫布解北運。由此可見，百姓所受徭役之苦有多麽深重，除了布解之外，還有諸如糧長、裏甲、卸戶碼頭等各種名頭的徭役，個個都是催命符， 應役者往往破家，而徭役之苦又何止於江南呢？
陜西省潼關縣治田賦誌.徭役篇記載:「徭役竭誠罪苦，如京兆鋪陳之宜，不堪文賦，故意賜即馬頭、倉庫之宜，上產之家亦苦於在應」。意思就是說陜西潼關縣的老百姓要被抓到京師去修城墻，甚至抓到九邊去修城堡，修長城，簡直就是苦不堪言。而稍微輕松一點的徭役，比如馬頭、倉庫等等，也就是幫著官府養馬、管理倉庫等，連富裕人家也往往承擔不起，那麽承擔不起怎麽辦呢？ 只有賄賂地方官，減輕徭役，要麽就是幹脆的逃亡。
明朝曾官至吏部侍郎的常州人吳寬在沒有考中進士的時候，家裏也要應付織機役。織機役就是要派人到官辦的紡織廠免費幹活，叫做人役征徭擺壯。吳侍郎在當時他只是一名秀才，為了減輕負擔只能賄賂地方官以寬其事，但也有賄賂不頂事的，或者就算付了賄賂，也承擔不起的，那就只有逃徭了。
明代文學家歸有光的舅父在自己的家鄉，那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就被官府任命為一鄉的糧長。糧長聽起來好像像是個小官的樣子。但其實他也是一種徭役，也就是幫著官府催糧收稅。倒黴的是，如果你收不到足額的稅賦，你就得自己掏腰包去補貼。
到了正德庚午年歲，大清也就是出了這個大的自然災害，就根本收不上天賦了，而縣官又不肯輕徭薄賦，歸有光的舅舅乃至於到了傾家蕩產的地步，仍然不能完成征糧的任務，只能毀家逃難。
可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你逃亡又能逃到哪裏去呢？ 而且百姓一旦逃亡，也就脫離了戶籍，沒了戶籍就不再是邊戶齊民，就不算是大明的子民了，也就沒有各種民事權利，不能擁有田產，也不能去考科舉，又如何在天地間立足呢？
好在天無絕人之路，朝廷還是給自己的子民留了一條生路，一條沿著社會階梯向上攀登的上升通道。這究竟是怎樣的一條生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