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4年10月8日至17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以及紅軍主力部隊，分別從瑞金、興國、寧都、長汀等地，陸續抵達了於都。
8.6萬人的部隊在這裏進行休整，這對於當時擁有34萬人口的於都縣來說壓力不小。
1934年10月17日至21日，中央第一野戰縱隊、第二野戰縱隊與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共8.6萬中央紅軍戰士從於都河的八個渡口出發，敵人竟毫無察覺。
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鎖線後，敵人才知道紅軍已經向西南突圍，踏上了震驚世界的二萬五千裏長征。
這段歷史被後世譽為 「30萬人共守了一個秘密」。
當中央紅軍主力勝利突圍後，周恩來總理幾乎哽咽著說道 ：「於都人民真好，蘇區人民真親啊。」
那麽，於都人民是如何保守秘密幫助紅軍主力渡河的？黨中央又為何會將8.6萬名紅軍主力全部安排在一個小縣城裏呢？
圖｜中央紅軍（布景）
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
1927年夏，歷時三年多的第一次國共合作宣告失敗，國內政治局勢急轉直下，中國共產黨面臨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彼時黨內面臨較大的震蕩和分化，國民黨反動派大肆逮捕革命者。加之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經過一系列軍閥混戰，逐步在全國範圍內實行殘酷的獨裁統治。
部份中國共產黨內的投機分子、動搖分子感到前途渺茫，聲明退黨或叛變，原本生機勃勃的中國革命運動頓時變得冷冷清清。
在這一情況下，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領導人意識到 ：必須要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其目的是生存和發展。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八七會議」，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明確提出： 黨在目前最主要的任務是有系統的、有計劃的，盡可能地在廣大區域內準備農民的暴動。
會議決定調派積極的、堅強的，有鬥爭經驗的同誌到各主要省區發動和領導農民暴動組織工農革命軍隊，建立工農革命政權。
同時撤銷了陳獨秀的中央領導職務，選舉瞿秋白、蘇兆征、李維漢等人組成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八七會議」的順利召開，代表中國革命轉到土地革命戰爭的歷史性轉變。
其實，在「八七會議」召開前的一個星期，中國共產黨於1927年8月1日組織發動了南昌起義，狠狠地打擊了反動派的囂張氣焰，
「八七會議」召開後，中國共產黨先後發動了廣州、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湘南、閩西、瓊崖、陜西等地不下百余次的武裝起義。
這些農民武裝起義對中國革命的探索具有重要意義，雖然只有少部份起義取得成功，大部份起義都失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轉入農村，堅持開展武裝鬥爭。
但是，此時黨內才深刻意識到：透過城市武裝暴動或直接攻占大城市，最後奪取革命勝利這一招是行不通的。 必須嚴格貫徹毛澤東提出的農村包圍城市、積極發動地方群眾，尤其要動員廣大的農民。
鑒於此，一些堅持下來的起義軍活動於湖南、江西、陜西、湖北等偏僻農村地區，開展武裝鬥爭和土地革命，向農村進軍。
尤其是毛澤東發起秋收起義後，率領起義部隊開辟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 為兄弟部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樹立了榜樣，也為中國共產黨下一步方向指明了道路。
隨著革命新道路的開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以及各地方武裝力量相繼開辟了數百塊根據地。
至1930年夏，紅軍已經發展到7萬余人，連同地方武裝約10萬余人；湖南、湖北、江西、廣東、廣西、福建、河南、安徽、江蘇、浙江、四川等十多個省的邊界地區或偏僻山區都有共產黨領導的農村革命根據地。
蔣介石與南京國民黨政府視中國共產黨為心腹大患，絕不容許存在。他命令各省軍閥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進行「會剿」、「圍剿」、「進剿」。
圖｜1931年，蘇區委員合影
屋漏偏逢連夜雨，革命初期的黨內部份領導對於革命道路的認識存在嚴重分歧。加上共產國際的錯誤指導，以至於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中共頻頻出現「左」傾錯誤，造成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主力元氣大傷。
關鍵時刻顯擔當，危急時刻見境界。
在這一不利局面下，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主席、朱德等領導同誌的指揮下，貫徹積極防禦的方針，實行「誘敵深入、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戰術。
從1930年底至1931年夏，紅軍先後粉碎了國民黨軍三次「圍剿」，使贛南、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
截至1932年底，中國共產黨擁有21座縣城、250萬人口、5萬多平方公裏的中央革命根據地。
1932年底至1933年9月，國民黨當局糾集30多個師的兵力，對中央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
周恩來總理與朱德總司令指揮紅一方面軍，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此時，遠在西北地區的劉誌丹、謝子長等人已經站穩腳跟。
正當革命形勢積極向好之際，1933年10月初，國民黨當局調集100余萬的軍隊，向各地紅軍發起猛攻。
由於博古、李德兩位同誌的錯誤的指揮，居然讓中央紅軍與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硬拼消耗，使戰局發展對中國共產黨日漸不利。
說白了，博古與李德「外行指導內行」，不僅剝奪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的指揮大權。甚至還異想天開地放棄了前幾次紅軍反「圍剿」形成的正確防禦方針，主動朝著敵軍發起進攻。
美其名曰——分兵防禦突擊； 用陣地戰代替遊擊戰和運動戰，正中國民黨軍的下懷，導致中央紅軍主力損失慘重。
至1934年4月10日，國民黨軍集中優勢兵力一舉攻破廣昌。此戰，紅軍殲滅兩千六百余名敵軍，自身傷亡五千余人，於1934年4月28日結束中央根據地。
廣昌失守後，國民黨軍分兵六路，先後向中央蘇區的龍岡、建寧、泰寧、歸化、連城等大片地區發起進攻。
正如【義勇軍進行曲】裏唱的那樣 ：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中共中央書記處準備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至於去哪還沒想好，走一步看一步。
1934年9月25日，國民黨軍主力向中央蘇區中心區域發起總攻；10月6日占領石城。
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命令紅24師和地方武裝接替中央紅軍各軍團，向瑞金、會昌地區集中，準備進行戰略轉移。
至此，持續一年之久的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
從1934年10月7日開始，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人員與紅一方面軍第一、三、五、八、九軍團，加上中央縱隊，共8.6萬余人從瑞金等地相繼出發，被迫進行戰略轉移。
二、長征，從於都出發
書接上文，1934年10月7日，中革軍委先後下達命令，讓中央紅軍主力各軍團陸續移交防務，撤離戰場。
1934年10月10日傍晚，中央第一野戰縱隊、第二野戰縱隊分別從瑞金、會昌等地向於都縣境內開進。
圖｜紅軍出發紀念碑
在此前後，中央紅軍主力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先後秘密向於都集結；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也由瑞金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
事關重大，黨中央命令各部隊換防集結過程中不僅要保證穿插交錯的時間準確，而且要隱蔽，千萬不能讓敵人發現。
當時的國民黨反動派猶如一群瘋狗，派出重兵在中央蘇區附近的各村莊、縣城進行地毯式搜尋，空中還時常飛過偵查與轟炸機。
一旦紅軍行蹤暴露，後果將不堪設想。
中央紅軍各主力部隊向於都集結的過程中，隱蔽工作做得非常充分，所以未被別人發現蹤跡。
至1934年10月16日，各部隊在於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
之所以黨中央會選擇在於都集結出發長征，主要是有四個方面原因。
第一，於都縣雖然不大，總人口只有34萬，但中國共產黨在這裏有較好的群眾基礎。
因為中央紅軍主力為躲避反動派，只能晝伏夜出，8萬多人經過了數天的長途跋涉，到達於都後肯定人困馬乏。可以在於都縣對大部隊進行補充，有充分的休整時間。
第二，於都的地理位置較為重要。於都地處江西省南部，毗鄰瑞金、會昌、石城、長汀，各主力軍團能在一天時間之內迅速到達於都，便於大部隊的集結和安全突圍。
第三，前文說過，國民黨軍攻占廣昌縣後，兵分六路準備一舉合圍紅軍主力。
根據中央掌握的訊息，其中一路軍閥陳濟棠不是真心實意投靠蔣介石。陳濟棠曾經三次通電全國討蔣，國民黨政府也是強忍不快和他虛與委蛇。
軍閥本質上就是地方割據武裝，陳濟棠不是多麽同情革命工作，他最擔心的莫過於蔣介石把紅軍徹底擊潰，就會騰出手侵占其他軍閥的地盤。
按照先後順序，陳濟棠與蔣介石互相看不順眼，他自然是重點打擊目標。
所以陳濟棠私底下與紅軍領導達成「借道協定」，黨中央最高決策機關就把突破口選擇了中央蘇區的西南角，即為第一道國民黨封鎖線。
從於都出發只有90公裏，紅軍主力軍團一天時間就能到達。
第四，於都境內多為丘陵地帶，適合大部隊隱蔽。加上當時戰火尚未燒到於都，中央紅軍集結此地相對較安全。
1934年10月16日，各部隊在於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從1934年10月18日開始，紅軍主力5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直屬部隊，共計8.6萬余人開始渡河。
當時於都河處於枯水期，平均水深為1~3米，紅軍準備從於都河的8個渡口出發，有5個渡口是搭設浮橋，其他三個渡口戰士們可以輕松趟過。
然而，當時幾十萬國民黨軍已經推進中央蘇區腹地，紅軍轉移的意圖一旦被敵人知曉，將會面臨五路包圍的窘境。
成功渡河是一方面，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保密。
根據最新的黨史、軍史研究，敵人當時已經知曉了紅軍渡河的意圖。之所以沒有貿然出擊，就是不想打草驚蛇，反動派料定紅軍會從西南方向突圍，於是在沿途布下重重封鎖線。
為了監控紅軍的動向，敵人的偵察機時常在於都上空盤旋。
為了渡河行動不被敵軍發現，紅軍想打一個時間差，所有行動只能在夜間秘密進行。
於都人民在各級黨政軍組指揮下，配合紅軍嚴密封鎖訊息，制造假象、迷惑敵人。
白天30余萬於都群眾如同往常一樣正常生活工作。到了夜晚，為確保紅軍安全渡河他們自發協助紅軍工兵隊伍，從每天下午4點開始架設臨時浮橋，至晚上8點紅軍正式渡河，次日淩晨拆除，不留下任何跡象。
為了能盡快讓8萬多名紅軍安全渡河，於都人民把家裏所有的木板全部無償捐獻給紅軍使用。有一位姓曾的老大爺甚至還將給自己預備的棺材都捐給了紅軍。
不僅如此，於都人民省吃儉用組織了慰勞隊，送給紅軍許多雞蛋、豬肉、草鞋、衣帽等物資。
於都的婦女同誌們則力所能及地幫助紅軍洗衣。
圖｜1960年，於都籍紅軍合影
出錢出物還不算，於都百姓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安置留在於都的6000多名紅軍傷病員，動員自家男性成員參加紅軍。
僅在1934年10月至11月，就有一萬多名於都子弟報名參加紅軍，另一萬多名男性民夫參加運輸隊、擔架隊跟隨紅軍長征。
有了人民群眾作為堅實的後盾，從1934年10月17日夜間至10月20日，在4天時間裏，紅軍每天在於都河上反復搭設拆除浮橋，共有15次。
楊成武將軍在回憶錄裏記錄了紅軍夜渡於都河的情景：
水聲，漸漸地，那聲音被急行軍的腳步聲代替了。就這樣，我們離開了於都河畔的鄉親。誰也沒有想到，這竟是我們戰鬥、行軍一年零兩天的二萬五千裏長征的開始！
葉劍英元帥後來依據這一場景，寫下一首動人的誓言詩： 「紅軍抗日事長征，夜渡於都濺鳴。梁上伯堅來擊築，荊卿豪氣漸離情。」
在34萬於都人民的緊密配合下，8.6萬人的中央紅軍渡河時，敵人竟毫無察覺。
三、於都人民真好呀——周恩來
1934年10月25日，紅軍各部渡過桃江，突破國民黨軍第一道封鎖線。
1934年11月初，從汝城、城口之間突破國民黨軍第二道封鎖線。
1934年11月13日至15日，紅軍又於良田、宜章間透過國民黨軍第三道封鎖線， 進入湘南地區，準備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
這時，蔣介石才突然發覺紅軍突圍西去的戰略意圖，緊急調派湘軍、桂軍、黔軍，約16個師、77個團，近30萬人，企圖在湘江以東地區將中央紅軍殲滅一舉殲滅，關系到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湘江戰役」隨即爆發。
因篇幅有限，故本文不再贅述紅軍渡過於都河後的其他情況。
1935年初，中央紅軍暫時躲過了敵人，稍稍歇口氣，周恩來總理此時滿懷深情地說道 ：「於都人民真好，蘇區人民真親。」
說著說著，一向情緒飽滿的周總理不禁潸然淚下。
他深知在殘酷的鬥爭環境中，34萬於都人民傾其所有支援紅軍的「圍剿」鬥爭。
有戰鬥必定就會有犧牲，以於都人民為代表的蘇區人民，為紅軍長征乃至中國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
圖｜周總理感念於都人民的紀念石
新中國成立後，有關部門特地統計了包括於都在內的贛南13個蘇區參軍與犧牲總人數，得出的數據是約有33萬名贛南青壯年擴紅參軍；60余萬人支前，犧牲的有20余萬人。
其中，於都、興國等附近縣犧牲的烈士不會低於1.6萬人。
正如劉伯承元帥在新中國成立後說的這麽一句話 ：「戰爭是殘酷的，我一閉眼就能看見那些死去戰士的長輩、母親向我要他們的孩子，我該如何交代？」
正因為蘇區人民的無私奉獻，為革命工作傾其所有，才會讓中國共產黨與人民軍隊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難與考驗。
最終涅槃重生，擊敗了國民黨反動派、各地軍閥與日偽軍等等窮兇極惡的敵人，率領全中國受苦受難的同胞贏得解放。
當中央紅軍主力順利抵達陜北時，毛澤東主席親自會見了美國作家斯諾。
後來斯諾將其在中國的所見所聞編撰成【西行漫記】，書裏對中央紅軍長征出發有過詳細的描述。
其中關於長征的問題都是毛主席親自向斯諾介紹的， 【西行漫記】正式出版前還經毛主席審閱過。
他老人家同樣十分惦念中央蘇區的人民，感激他們對革命作出的貢獻。
2016年10月19日，為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人民日報】發表【鑄就我們民族的精神航道】。
這篇文章讓那段沈澱卻是昔日崢嶸的歲月，再一次散發出無比璀璨的光芒。
是啊，若沒有蘇區人民，腹背受敵的中央紅軍還能否成功突圍，將會是個大大的問號。
以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葉劍英元帥、鄧小平同誌為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無時無刻不想著蘇區人民的好。
軍民魚水情，絕不簡簡單單是一句口號，而是蘇區人民用生命鑄成的一句紅色誓言。
圖｜青年時期的周總理
結語
「十月裏來秋風涼，中央紅軍遠征忙。星夜渡過於都河，古陂新田打勝仗。」
88年前的苦難與輝煌，成就73年後的榮耀與夢想。此時此刻，毛主席的話兒響徹耳畔： 「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宣傳隊……」
中國工農紅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把革命的火種一路播下……願我們偉大的黨與我們每個人都走好新時代的長征路，擔當起自己的擔當，奮進新時代！
讓我們不忘初心，更好地傳承和弘揚偉大的長征精神，為早日實作中國夢、強軍夢而努力奮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