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希特勒悍然撕毀【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集結重兵向蘇聯挺進，納粹軍隊一路勢如破竹，到了11月，蘇聯首都莫斯科已是岌岌可危了。
克姆林宮上方那顆鮮艷的紅五星甚至已經處於德軍的視野範圍內了，此時的史太林十分焦慮，因為半年來他一直擔心同為法西斯的日本由遠東向其發動進攻，那樣蘇聯就將面臨東西夾擊的危險。
在此危急時刻，史太林多次致電延安方面，要求中共派八路軍前往東北作戰，這樣可以有力地牽制強大的日本關東軍，由此蘇聯便可以安安心心地對方德國人。
此時的八路軍均分散在晉察冀等地，在敵後展開抗日活動，是否應該集結部隊赴東北與日軍作戰以援助蘇聯，關鍵在於掌握日本是否將出兵蘇聯的情報。
這時中共中央想到了一個日本人，並決定將此重任托付於他。
這個日本人究竟是誰？在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的關鍵時期，中共中央為何選擇將如此重要的任務交給一個日本人？身為一個日本人，他是如何與中國共產黨扯上關系的呢？中共方面又為何對他如此信任？
要回答這些問題，還需要從1929年說起。
日本青年來到中國
1929年夏天，一艘由日本開來的輪船在當時遠東最大的城市上海停靠，船上搭乘的都是來自日本國內的優秀高中生。
這些由日本政府精心挑選的高中生是來中國留學的，但他們並不是要到中國大學裏學習，而是要去一所名叫東亞同文學院的日本學校。
這所由日本創辦的特殊學校由來已久，1901年在甲午戰爭中遭遇慘敗的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條約】。隨後，大批日本人移居中國，天津、上海等港口城市更是他們的首選之地。
與此同時，日本政府還在上海建立了東亞同文書院，旨在為日本對華機構培養輸送人才。這裏的歷屆學生都有一項必備課程，那就是對中國進行全方位立體式的考察。
考察範圍遍及除西藏以外的所有中國領土，內容更是全面，涉及地理、工業、商業、社會、經濟、政治。
經過幾年的學習後，東亞同文書院的日本學生個個都對中國了如指掌，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但其實他們本質上都是為日本軍國主義效力的間諜。
在1941年第29期學生中有一個十分普通的19歲青年，名叫中西功，誰也不會想到這個青年將在12年後的二戰中因刺探到一份絕密情報，而影響整個戰爭的行程。
當時這所學校的校長就是臭名昭著的近衛文麿，很多中國人對他有所耳聞，是因為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時，他正擔任日本首相。正是在他的推動下，日本才與德、意兩國結成軸心國，快速走向了對外擴張的法西斯道路。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日本國內對設立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十分重視。誰也不會想到，就是這樣一所日本間諜學校居然會有中共地下組織存在。
王學文當時在同文書院裏教授中國文化。中西功入校後不久，就參與了由王學文領導的「中國問題研究會」，在王學文的啟蒙之下，中西功逐漸萌生了國際主義思想。
王學文還有另外一個秘密身份——中共地下黨員。王學文早年曾到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留學，並在那裏結識了在日本國內非常知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河上肇，河上肇當時在這所大學教書。
1927年學成歸國的王學文加入中國共產黨，他任教的同文書院所有學生都是日本人，但是平日裏他總是有意識向他們傳播馬克思主義等先進思想。
慢慢地，王學文發現這裏的很多學生思想都很進步，甚至有一些是可以爭取的。於是他便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了中共領導人周恩來。
當時作為中央特科負責人的周恩來，一直領導中共中央機關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開展工作。
在收到王學文反映的情況後，周恩來極為重視，當即批示命他前去做日本學生的工作。因此，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在浩浩蕩蕩的反日學生遊行隊伍中，就有了日本學生這樣特殊的群體存在。
這些學生都來自同一個組織——日支鬥爭同盟，這個組織主張中日友好，反對日本侵略中國，很多人不知道這個組織的秘密建立者正是王學文。
這個組織的總部就設立在其任教的東亞同文書院，更為諷刺的是，就在這個由日本人建立的間諜學校裏，王學文還秘密成立了一個共青團支部。
1931年，中西功擔任這個共青團支部的組織委員。
敢於在日本人建立的間諜學校裏做日本學生的地下工作，讓人不得不佩服中央特科的戰略眼光及魄力，而且很快這些日本學生就發揮了重要作用。
1932年1月28日，日軍海軍陸戰隊在大量坦克的掩護下，兵分三路進攻上海閘北，淞滬抗戰由此爆發。
面對不宣而戰來勢洶洶的日軍，中國軍民奮起反抗，給了日本侵略者以迎頭痛擊。遭受重創的日軍海軍陸戰隊無奈提出，要讓在上海的日本籍學生參戰。
在此形勢之下，公開反戰無異於以卵擊石，於是中西功在與王學文等人商議之後制定出了一個以退為進的計策：要求撤離上海返回日本。
而中西功他們給出的理由也非常具有說服力：我們來上海學習是為了回國做高級情報人員的，並不是拿槍打仗的。
因此，東亞同文書院的這些學生並沒有被送上前線當炮灰，而是在淞滬抗戰爆發一個月之後乘船返回了日本。
領路人尾崎秀實
在回國的輪船上，中西功偶然結識了一位名叫尾崎秀實的記者。尾崎秀實告訴中西功自己就職於日本【朝日新聞】，接受報社委派常駐上海。
其實，尾崎秀實還有另外一個不為人知的身份——日本進步力量的核心人物，而且還是上海某諜報組織的骨幹成員。
剛剛在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中西功不知道，這艘緩緩駛向日本的輪船正將他引向成為傳奇大諜的傳奇之路。
尾崎秀實大有來頭，他的父親是一名精通漢語的記者，從小他就跟著父親生活在台灣，直到中學畢業。
後來，尾崎秀實進入東京帝國大學學習政治學，在此期間他接觸到了馬克思主義，並很快就有了堅定的共產主義信仰。
1927年受【朝日新聞】的委派，尾崎秀實以特派記者的身份來到上海。隨後，他透過內山書店的老板內山完造結識了一批包括大文豪魯迅在內的中國左聯作家。
魯迅曾這樣評價尾崎秀實：「他精通德語，知識廣博，為人真誠可靠。」
不過在當時，尾崎秀實只能算是一個進步人士，參加過一些進步活動，並沒有開始從事間諜工作。
1930年尾崎秀實在美國著名記者史沫特萊的引薦下，認識了剛剛到上海的德國納粹黨記者李察·佐爾格。
結識不久，尾崎秀實就得知了這位德國記者的真實身份。
佐爾格實際上是一個蘇聯共產黨人，是蘇聯紅軍總司令部四局的一名情報員。
佐爾格與尾崎秀實一見如故相見恨晚，因為他們分別來自德國和日本兩個軍國主義國家，並且都是堅定的共產主義者。
自此之後，尾崎秀實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佐爾格領導的間諜情報組織的一員。
隨後尾崎秀實一直以【朝日新聞】記者的身份刺探日本情報，並把這些情報報告給佐爾格，與佐爾格蘇聯共產黨的身份不同，尾崎秀實並不共產黨，他之所以這麽做，完全是出於對被侵略國家人民的同情。
1932年，尾崎秀實被調回國內。
就這樣，中西功與尾崎秀實結識，他本人也從一個具有進步思想的學生走上了情報工作的道路。
回到日本之後，中西功一邊在尾崎秀實的幫助下研究中國問題，一邊積極聯系日本國內的進步人士，期間還曾因參加進步活動而遭到了日本當局的抓捕。
尾崎秀實則是以中國問題專家的身份回到日本的，很快他就憑借著自己的能力和見識混入了日本政界。
1934年，尾崎秀實利用自己的關系將中西功派往中國工作。中西功任職的單位名叫南滿洲鐵路株式會社，名義上是為了管理南滿鐵路，然而其本質是一家日本情報機構。
而中西功所在的大連社調查部則專門負責搜集蘇聯及中國各種情報。
來到中國後，中西功開始秘密聯絡曾經同文書院的那些進步學生，並多次前往上海。漸漸地，中西功感覺到日本侵華的策劃中心已經由開始的東北轉移到了上海，因此要想刺探到更加機密的情報，就必須想辦法調到上海去。
1937年，奉行法西斯主義的近衛文麿出任日本首相，尾崎秀實成了他的私人秘書。
全面侵華爆發後，日本派遣軍司令部急需一位中國問題專家來為其提供服務。就這樣，在尾崎秀實的幫助下，中西功被調往了滿鐵駐上海辦事處。
回到上海後，中西功與曾經的老師王學文取得了聯系，並成立了一個直屬中共中央領導的情報小組，這個情報小組主要是為了刺探更為機密的戰略情報。
中西功所在的情報小組曾為延安方面提供了許多至關重要的情報。
然而就在中西功的情報工作進行地順風順水時，1940年底尾崎秀實突然來到上海。其此行的目的除了了解中西功的工作情況外，更重要的則是提醒對方要提高警惕，因為他認為自己已經被東京警視廳盯上了。
然而，此時上海平靜的局勢很難讓中西功加強警覺。1941年4月，他將中共聯絡員鄭文道招進了剛剛成立的特別調查班，這讓中西功的情報傳遞工作變得更容易了。
至關重要的絕密情報
就在這時，身在東京的佐爾格得到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情報：德國即將進攻蘇聯，並在德國突襲蘇聯前將情報傳到了史太林的手裏。
然而史太林因懷疑佐爾格是雙重間諜，所以並未對此情報給與充分的重視。直到1941年6月德軍戰車開進蘇聯，史太林才選擇重新相信佐爾格。
當時日本軍方有兩大戰略選擇，一是向北進攻，與德國一起由東西夾擊蘇聯，二是向南進攻東南亞，與英美在太平洋上展開較量。
無論日本法西斯作何選擇都將對接下來的戰局產生巨大影響。因此憂心忡忡的史太林不得不多次致電延安方面，要求派八路軍前往東北牽制日軍。
對於中共來說，盡快得到日軍下一步行動的準確情報就顯得十分重要，因為此時的尾崎秀實和佐爾格都遭到了東京警視廳的秘密逮捕，所以延安方面只能將希望寄托在了中西功身上。
尾崎秀實和佐爾格的被捕及剛剛上台的東條英機對情報網絡的偵查，使遠在上海的中西功感覺到危險正在臨近。
很快，中西功就收到了一封來自百川次郎的信，信中只有短短三個字：向西走。百川次郎是尾崎秀實與中西功往來的筆名，他是在暗示中西功趕緊撤離上海。
按照情報工作的慣例，接到這樣的信後，中西功應該馬上撤離上海。可是再三斟酌之後，中西功決定反其道而行之：去東京。
中西功此次冒險返回國內，目的是探尋日軍接下來的動向。剛剛抵達東京，中西功就註意到很多汽車不燒汽油改燒木炭了，這說明日本的戰略石油儲備已經嚴重不足，進攻蘇聯似乎已變得不太可能。
隨後，中西功又去了陸軍報道部，並在那裏得到了兩個重要訊息：一是日本高層不許記者刊發刺激蘇聯的相關報道；二是日本空軍正在廣島加緊訓練。
根據這些情報，中西功判斷日軍接下來的行動將會是南下。
推測出日軍的下一步動向後，接下來最為重要的就是刺探日軍襲擊的時間和地點。1941年11月，中西功再次回到上海，在滿鐵上海辦事處的絕密情報室內，閱讀他回國期間國內發來的內部資料，以從中獲得蛛絲馬跡。
果然，他在【編內參考】上看到了這樣一句話：「日美談判以11月30日為限，不再拖延。」
中西功由此判斷日本已經做好了與美國開戰的準備了。隨後，綜合其他情報，中西功得出結論：日軍將會在11月30日後的三周內的某個星期天，對太平洋上的美軍發動突襲。
隨後，這個結論由中共聯絡員鄭文道轉交給了上級組織。
延安方面獲悉日軍即將南進後，立即告知蘇聯方面。史太林立即將駐守在東線防範日軍的蘇聯紅軍悉數調集至西線，並最終取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這是整個蘇德戰場的轉折點。
接著中共方面又將日軍將會在12月偷襲珍珠港的情報報給了蔣介石，然而這份情報卻石沈大海。
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了美國在太平洋的主要海軍基地——夏威夷珍珠港，美軍損失慘重。
同日，日軍兵分數路對菲律賓、泰國等東南亞地區發動進攻，太平洋戰爭爆發。
成功完成任務的中西功決定以「從軍調查員」的身份，決定隨進攻浙贛的日軍駐上海部隊撤到後方去。
然而不幸的是，1942年6月16日，剛剛到達杭州的中西功被東京派來的日本警視廳特務誘捕了。一個月後，中共聯絡員鄭文道在上海被捕，並在審訊期間跳樓自殺了。
而中西功則被押解回日本關押在了東京的巢鴨監獄，包括尾崎秀實和佐爾格在內的很多共產主義戰士都被關押在這裏。
經過長期審訊，1943年中西功被判處死刑，但在1945年根據釋放政治犯命令出獄。
而作為德國進攻蘇聯情報的獲取者，尾崎秀實與佐爾格也於1944年11月7日處以死刑，臨刑前，佐爾格留下了「國際共產主義萬歲」的遺言。
相比起來，中西功顯然更加幸運，因為他等到了日本戰敗投降，被放了出來，並從「叛國罪人」變成了反戰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