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數微小的聲音，匯聚成的集體記憶，往往成為破解時代密碼的鑰匙。
我在上海有個家
口述 莊先生
我1933年出生，今年91歲了。1950年12月，我正在上海清心男中讀高二，因平時喜歡搞搞無線電，就直接被安排到部隊搞雷達去了。到部隊的前八年，調動頻繁，任務繁重。同時因為年紀還小，找物件的事還真的沒有想過。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婚姻、物件的事漸漸突出了起來。
莊先生夫婦
說到婚姻，因為部隊嘛，特別是參與雷達的軍種，肯定是會有些框框和要求的。
我讀的清心男中，從初中到高中，根本就沒有接觸過女同學。在部隊就更不可能接觸女性了。
年齡一年一年上去了，到二十五六歲時，家裏也著急提這個事了。1958年，我有個畢業於東吳大學的表姐夫，是在人民政府當法官的。他是浙江沈家門的人，他們家原是漁業商人，還有點錢，但是到解放的時候差不多沒什麽錢了，成了「破落戶」。他的妹妹在杭州念大學，是體育系的。畢業後分配到上海師範學院當教師。我表姐說這蠻好嘛，就介紹給我了。經過組織的一番調查，這個婚就成了。
1960年，我們在上海盧灣區領證結婚了。為什麽會在上海登記呢？主要原因是我父母都在上海，另一原因是當時正巧將全國空軍部隊的文教幹部集中到上海江灣五角場的空軍駐地搞「大學語文師資訓練班」。我那時就被選中，從雷達站站長的崗位上調任雷達團文教幹事。就這樣作為文教幹部在上海五角場學習了大半年。當然，訓練班結束後就回沈陽，領導和政治處的戰友們也知道我終於找到了合適的物件。他們知道我要結婚了，就湊起來給我買了一個小台燈作為禮物。臨去上海的時候，政委還叮囑辦婚事要節約啊！
其實，我們的結婚超簡單，講出來給現在的小青年聽，他們都不會相信，就是去政府民政局登記一下，也沒有什麽小本本，而是一張八開大的結婚證，還是彩印的。那是當時流行的，因為我是軍人又是黨員，她是人民教師。所以，既沒有請客吃飯，更沒有辦什麽儀式。上海的幾個親戚發點糖就算知道了。我愛人在師院，也是在同事中發點糖就完了。兩人喜結良緣總要拍個照啊，職業特殊，也就不可能去拍婚紗照。是社會的因素，還是心理的因素，也說不清楚了。我們拍了兩張照片，一張我是穿軍裝的，一張我是穿中山裝的。我愛人買了一套新衣服，本來是紮兩根小辮子的發型，拍照前，把頭發也燙了一下。後來，我兒子還將一張照片印在交通卡上。
至於雙方的老人，因她媽媽早年去世了，爸爸在沈家門。乘休假時，我們就坐船去了一次沈家門，在那邊請家人吃了一頓飯。我當時的軍銜是中尉，薪金月72塊6毛錢，結果才花了幾塊錢，有魚有肉有家鄉菜已經非常豐盛了啊！我愛人家裏兄弟姐妹多，蠻熱鬧的，這也算是辦了結婚酒席了。
關於婚房，我是有一間的。否則，我從部隊回來怎麽辦呢？原來我父親在華東水利部工作時，曾用幾根條子頂下了南昌路的一個樓面。朝南的房子，我父母親住著，後面一間就空著。有一段時間，我二舅舅在銀行工作的女兒住在裏面。我結婚後，這房間自然就讓出來了。
婚假過後，我回沈陽仍住部隊宿舍，我愛人也回上海師院的宿舍。那個部隊戰友送的小台燈就給她帶著，我還為她裝了一台五燈管的收音機。我們搞雷達的裝這個東西是小意思了。她一個人在宿舍既有台燈，又有收音機，也蠻溫馨的。當教師的好處就是有假期。放假的時候，她也來沈陽。部隊的領導希望她調到沈陽的大學來，而且已派人與沈陽師範學院聯系，他們非常歡迎，因為他們學校正缺女教師。但她執意要留在上海。就這樣我們兩地分居了近十年。直到我轉業回到上海。畢竟，我們在上海有一個家。
辦過婚禮才算成家
口述 夏先生
我是上海的女婿。湖北武漢人，1947年出生，是當時的高中生。我愛人1950年生人，是上海到江西插隊的知青。因她大哥大學分配在東北。後支援東風汽車廠來到湖北十堰，也就將她妹妹帶進了工廠。後來，我倆都上了大專。20世紀70年代，我和我愛人在支援「三線」建設中，相識、相知、相愛。
20世紀60年代結婚證
我們是1977年7月領的結婚證。那時，領了結婚證並不等於成婚了，一定要辦婚禮的。1978年1月，我與在武漢的父母商量，我倆於30日坐船從武漢到上海。我愛人的娘家在上海河南北路365弄圖蘭裏，這個裏弄很長。我愛人家住在一幢三層小樓的底樓，是公房，家裏人多其實很擠。一樓的樓層比較高，所以，搭了一個小閣樓，一個人勉強能站起來。我愛人、我丈母娘、我妹妹就住閣樓上。我小哥在閣樓下隔了一個臥室，我和小哥就擠在一張床上。在上海的那些天，我和新婚的愛人並沒有住在一起。
2月10日，我們在上海的婚禮辦了兩桌酒席。來的都是上海的親戚。印象深刻的是有海鮮，如油炸帶魚，這在當時「三線」廠的十堰，甚至在武漢也是看不見的。還有上海特色菜烤麩和塞肉的油面筋，很香很好吃。我的丈母娘忙裏忙外很辛苦，還有我愛人的兩個妹妹和表哥、表嫂來幫忙操持。其實，婚禮的前些天就開始忙碌了。上海弄堂裏的居住條件沒有單獨的廚房，廚房是幾家在房屋後面操弄的。一排水龍頭和水池七八個，每戶都有自己的水表。也沒有煤氣竈，是燒蜂窩煤爐。婚宴一開始是冷菜和有些蒸菜，比如黴幹菜扣肉啊。後來炒菜的時候，就從鄰居家借了一個煤爐。酒桌上熱情很高，全是上海人，唯獨我一個外地人。我拿著白酒杯挨個給大家敬酒，大家也都站起來表示祝賀。
我愛人的大姐，在北京工作，二姐在西安工作。她們沒有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大姐送了兩床新被子，二姐送的是兩個憑票購買的木制新馬桶。所以，她們的心意都表達了。我們回家的時候，兩床被子沒有帶走，就是留給家裏人了，馬桶也沒有帶走。我丈母娘家還是比較困難的，我們也是有意識留下的。
我倆沒有拍結婚照，更沒有拍婚紗照，大概沒有這種時興吧。在上海，我倆去了有名的西郊公園，那裏有照相的，就拍了兩張照片，就是結婚照了吧。1981年，我們回上海探親，在河南北路的紅衣照相館補拍了一張婚紗照。盡管現在看看那婚紗也很簡單，終究是幸福的見證。
我們在上海待了一周。辦完上海的婚禮，從上海啟程就打電報給武漢的家中，父母就開始準備了。武漢的婚宴也是在自己家裏辦的。當時正逢春節，我老家親戚比較多，整整辦了十桌。我家是個平房，地方也比較大，後面還有一個院子，酒桌擺在院子裏蠻氣派的。菜肴都是自己家的親戚幫忙燒的。
武漢婚宴的特色跟上海不同，一定有幾道主菜。一道菜是粉蒸肉，第二道是黃燜肉圓，還有一道肉糕。有人舍不得吃，就夾在自己邊上放著，然後包起來帶回家。我從上海帶來的喜煙，一桌一桌地敬給長輩。辦完武漢的婚禮，我和愛人就住在一起了。
為什麽1977年就領結婚證呢？因為那年正好輪到我們這個工齡可以分房子哦！
從小儐相到新郎
口述 奚先生
我是浦東楊家渡人，1982年出生。1986年12月，我5歲，作為小儐相，參加了舅舅的婚禮。
1988年，7歲的奚先生參加阿姨的婚禮
那天起得很早，我爸媽給我做了一套小西裝，上面是西裝背心，打一個領結，下面是西裝褲。我媽媽幫我塗口紅，還用口紅在額頭正中點了一個圓點點。打扮一番以後，我們步行到了舅舅家。那天，舅舅穿了一套很標準的西裝，因為他瘦，所以顯得特別合身。舅媽穿了一件很漂亮的墨綠色連衣裙，不是婚紗，但看上去還是蠻摩登的。
上午，親戚朋友陸陸續續到了，大家送上祝福，一起拍照。那時候的禮金是20至50元。家裏放滿了各式各樣的塑膠娃娃，表示早生貴子。我的任務就是說好話，討紅包。大人要我去舅舅、舅媽的床上打滾。他們床上放著好幾疊紅色、綠色的被子，都用紅繩子捆起來。被子裏面藏了煮熟的雞蛋，叫「紅蛋」，誰能摸到，就代表要交好運。
中午吃的是簡餐，晚上才是重頭戲。可能因為條件的關系，當時沒有去飯店，是放在我家裏的，因為我家的廳比較大，一共擺了6桌。我們用的是八仙桌，把邊上幾個圓弧形的台面都翻上來，組成一個大的圓台面，這樣一桌可以坐10個人。婚宴的冷盤都是傳統菜式，有走油肉、蹄髈、鴨子、雞、魚、鱔絲、海蜇頭等等。我爸、外婆、親朋好友都會燒菜，所以也不用找廚師，大家切配洗分工，都是自家完成的。
2006年2月，輪到我辦婚禮了。
前一天晚上，我到剃頭店去，跟發型師說，明天我要結婚了。他給我推薦了一款，大概花了兩三百塊錢。
婚禮當天，我必須要在中午12點前接到新娘子。我們伴郎團加攝像師，總共有10來個人。清晨五六點鐘，我就要起來了。7點多鐘，伴郎和攝像師先來我家，會合之後把婚禮當天的流程和安排都講清楚之後，我們就出發了。我穿著西服西褲，坐的是一輛最新的奔馳S600的敞篷車。這是我爸托關系找一位朋友調來的，當時整個上海的婚慶公司都借不到。到了我太太家，我們一幫男生要闖關了，做掌上壓、塞紅包，我還要寫保證書，才能接到新娘。我太太穿了一身有著很大裙擺的那種白色婚紗，腳上當時是不穿鞋子的，因為我的最後一個任務就是去找兩只紅色的鞋子，必須要找出來。緊接著，丈母娘和老丈人給我們端來蓮子湯，又塞了紅包。我們跪下拜天地、拜父母，說一些感謝的話。
接了新娘子先去我家，對著我爸媽，把差不多的流程再來一遍。下午去陸家嘴綠地拍照，我們在那兒要擺各種各樣的姿勢，來往的行人都盯著看。
我們的婚宴是在東方路的福記飯店辦的，邊上是國信紫金山大酒店，就是現在的紫金山大酒店，我們訂了一晚婚房。當晚，我們擺了22桌。其中，20桌是固定的人員，2桌是備餐，排場還是挺大的，龍蝦、魚翅，樣樣都有，我們認識飯店裏的人，還給大廚塞了一個紅包。我記得一桌是2500塊錢，屬於福記的「頂配」了。來參加的客人一人給200至500元的禮金，他們都說吃得好，一看就知道是本地人的婚禮。
宴會廳的中間有個小舞台，司儀向來賓介紹了我們兩個相識的過程，螢幕上有PPT，台上還有冷煙花。最後，我們交換婚戒。我們的儀式整體上是比較簡單的，只是新娘全程換了三套衣服。
那天有一個外國人到這個飯店吃飯，路經我們的婚禮，說從來沒有見過中式的傳統婚禮。經我們同意，他拍攝了一段片子，想帶回去給他們國內的人看一看，中國婚禮是這個樣子的。
親歷、親見、親聞，人人都是「歷史學家」。
無數微小的聲音，匯聚成的集體記憶，往往成為破解時代密碼的鑰匙。其中的共同情感和共同認知，以及由此產生的歸屬感，是我們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紐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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