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抗日戰爭的烽火歲月中，國際友人們的援手如星辰照耀，其中加拿大共產主義戰士白求恩的故事尤為膾炙人口。
然而，還有位美國友人，她的貢獻同樣熠熠生輝。與史沫特萊、斯特朗和斯諾並肩被譽為"三S"的她，與朱德元帥和文學巨匠魯迅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她的名字見證了那段歷史中的珍貴情誼。
1950年初，在倫敦病榻上的美國摯友史沫特萊，用最後的筆墨立下感人遺願：她決定將自己的所有遺產無私地贈予身處遠方的朱德。
這份特殊的遺贈背後，隱藏著一段動人故事——1892年，出身於美國礦工家庭的史沫特萊在貧困中掙紮，既要兼顧學業，又得為富裕家庭做女傭，一邊哄著哭泣的孩子，一邊默默承受生活的艱辛與無奈。
在19世紀的美國，女仆史沫特萊常困惑於社會的不公：為何有人天生貴胄，而有的人掙紮在牛馬般的生存線上。當16歲的她面對母親病逝、父親逃避責任的殘酷現實，生活的重擔無情地壓在她脆弱的青春肩頭。
18歲的那年，不堪忍受的她與爛醉的父親爆發沖突，毅然決然地選擇了離家出走。這段歷程揭示了一個鐵律：貧困和壓力下的忍耐終將點燃反抗的火花。
她的生活充滿了挫折，包括情感的失敗，甚至讓她在美國警方的指控下，因涉嫌間諜罪被短暫囚禁。然而，這正是命運對她不平等遭遇的回應。
在19世紀的美國，當一名女性警察陷入囹圄，她發現所謂的親人並未伸出援手，反而選擇疏離。這段獄中生活揭示了她對所謂"祖國"、"愛情"與"親情"的幻滅，讓她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虛偽有了深刻領悟。
幸運的是，她的困境並未持續太久，便得以重獲自由。1927年，史沫特萊的目光被吸引到東方，那片飽受戰爭摧殘的古老土地，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而有人在探索國家振興的道路，這讓她對東方的抗爭與希望產生了強烈共鳴。
熊熊革命烈焰席卷全球，驅使史沫特萊踏上探索之旅。1928年，這位特約記者——【法蘭克福】及【印度報刊】的常客，跨越國界，踏入中國的熱土。
她以敏銳的筆觸，以記者的眼光，捕捉這片沸騰土地上壯麗的歷史變遷，與中國文壇巨匠如魯迅、茅盾等人不期而遇，共同書寫歷史的篇章。
在中國八年的深入體驗後，史沫特萊對這片土地的歷史演變有了深刻洞察。她的目光被那些致力於掙脫帝國枷鎖、打破封建束縛的政黨深深吸引。
因此，當1936年楊虎城與張學良以智取的方式發起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時，史沫特萊的專業精神驅使她一絲不茍地記錄下這一歷史時刻，透過她的筆觸，全世界得以全面審視這次抗日救國的壯舉。
這段經歷極大地激發了史沫特萊對共產黨的好奇心，作為一名來自美國的觀察者，她被中國共產黨為國家利益超越個人情仇的無私精神深深打動。
因此，在1937年初，她在丁玲的引領下，來到了革命聖地延安，親自見到了解放軍的最高統帥——朱德。這次會面顛覆了她原有的認知，她原以為朱德會像她所熟知的國民黨軍官一樣，身著華麗，性格剛烈，體格魁梧。
然而，事實讓她看到了截然不同的領導風範。
朱德的威嚴或許源於他的領袖氣質，讓人不由心生敬仰並接受他的排程。然而，當史沫特萊遇見他時，被他樸素的外表所震驚，仿佛只是一個普通的農夫。
若非丁玲的肯定與直呼其名，她幾乎無法將眼前這位與農民無異的人聯想到那位統領千軍萬馬的大元帥。
在與朱德的一席深談後，史沫特萊驚訝地發現，這位看似質樸的農夫竟然是威震四海的兵馬統帥，即使作為總司令，她原以為會是粗獷的軍人形象。
然而，朱德的簡歷出乎意料：他曾遊學德國，精通德語和英語，更是一位軍事巫師，言談舉止充滿非凡魅力。他的深刻思想和淵博學識讓史沫特萊深深折服。
於是，她有了一個創新的提議——為這位解放軍最高指揮官創作一部詳盡的個人傳記。
朱德深思後欣然接納了她的提議，從此，史沫特萊以新四軍的身份，緊密隨行朱德，無論前線烽火，她始終如影隨形。
她不僅專訪朱德，更借此機會深度挖掘和報道戰事實況。正是這種腳踏實地的新聞態度，使她在國際新聞史上鐫刻了濃墨重彩的一章。
在烽火連天的歲月中，史沫特萊緊緊追隨朱德，白天並肩作戰，夜晚則投身於資訊整理，如同親歷者般記錄點滴。閑暇時，他們深入交流，朱德講述的貧困童年讓史沫特萊感同身受，仿佛觸及了她母親的經歷。
朱德堅信，無產階級是全球一家，這讓她對他的敬仰日益加深。見證共產黨為共產主義的理想堅韌奮鬥，即使自身尚需解決溫飽，卻懷揣著崇高願景，這令史沫特萊深受感動。
作為紀實作家，她在撰寫朱德傳記時，描繪出一個既有質樸農民的善良，又有運籌帷幄的軍事天才的領袖形象。在全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抗爭中，最終迎來了抗戰與二戰的勝利。
在抗戰勝利的喜悅中，史沫特萊滿載對朱德英勇事跡的深刻記憶回到美國，她決心將這段東方傳奇的人生故事公之於眾，讓全球見證一個堅韌不屈的東方國度和她的偉大領袖——那位傳奇的總司令。
然而，她的著作即將問世時，卻遭遇了美國麥卡錫主義的反共浪潮，身為資深的共產主義記者，她不幸被打上了「紅色烙印」。
在這場無妄之災面前，史沫特萊深感力不從心，只能黯然離開美國，流浪至歐洲，繼續她的創作之路。
在新四軍的駐地，史沫特萊終於從美國政治的喧囂中抽身，全情投入到朱德傳記的籌備工作中。然而，生活的無常卻在此刻無情地降臨，她不幸罹患了無法治愈的疾病。
在生命垂危之際，她的願望清晰而堅定，那就是回歸中國，回歸那個由窮苦人民構築的家園，那裏是她心靈的歸宿，唯有在那裏，她方能獲得真正的平靜。
曾經與新四軍衛訓班學員共照的史沫特萊，如今卻身陷無法回歸中國的困境。她病重至極，面臨一項低成功率的胃部切除手術，面臨著生命的嚴峻挑戰。
在手術前，她理智地預見到可能的結果，因此立下遺願，將自己的所有稿費及傳記收益，無私地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任憑他全權處置。
在告別信中，她深情期盼，若手術未果，希望朋友能將她的骨灰轉交朱德將軍，懇請他將她安葬在中國的土地上，如果能在入土為安時，有人以中文國歌為她送行，她將心懷感激。
這份深情與決心，凝聚在每一個字句之間。
史沫特萊以熾熱的心願，期許她的精神與中國的革命烽火共存。1956年5月6日，這位堅韌的鬥士遺憾地離開了人世。
遵照她的遺願，德國底茲出版社將她的遺產——數十萬馬克及後續版權收益，透過外交途徑轉交給了中國，朱德將軍作為接收到這一訊息的關鍵人物。
面對這份跨越大洋的情誼，朱德將軍深感悲痛又莊重，他決定用這筆資金維系中德友誼的橋梁。史沫特萊的骨灰安放在了八寶山，朱德親自為她撰碑，以【義勇軍進行曲】為其靈魂送行，表達了他對這位美國朋友的崇高敬意。
銘記那些賦予我們援助之手的史沫特萊女士，她的精神將永存；對那些試圖壓迫我們的力量，我們誓將堅韌抵抗，直至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