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老白
【序】
農民要是能留一點自留地，那就有可能自己把控生活，不會讓生活來源全都被幹部掌控著。
鄧子恢在 1896 年出生於福建省龍巖縣，他是閩西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建立人之一。
新中國成立以後，他先是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後來又當上了全國政協副主席。
他這輩子都在進行革命鬥爭，一心為人民服務，為人光明坦蕩、做事求真務實
鄧子恢出身貧苦農民家庭，在 8 個兄弟姐妹裏排行老二。
他 13 歲的時候，母親因病離開了人世。
不過鄧子恢學習出色，在 1917 年得到了公費去日本留學的資格，就去日本留學了。
由於資金方面出了狀況，留學才一年多就輟學回到國內了。
不過呢，在上學的時候，鄧子恢接觸到了進步的書刊，從而有了革命思想。
1918 年，鄧子恢回到福建，於桐岡小學當老師。
在 1919 年至 1927 年期間，忙著搞秘密的革命活動，還當上了中共龍巖縣委的宣傳部長。
1928 年 3 月 4 號，領導了龍巖後田暴動，還組建了農民遊擊隊，由此開始打造閩西蘇區。
被稱作「黨內的農業、農村工作行家」 。
1929 年 3 月，結識了毛主席，提前為紅四軍入閩做前期工作。
紅四軍走了以後，他努力想辦法讓毛主席再到福建來。
1929 年 5 月 23 號，鄧子恢總算見到了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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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共患難的經歷造就了濃厚的革命情誼。
1930 年，鄧子恢當上了閩西蘇維埃政府的主席，可因為立三路線，被調到南方去了。
在中央蘇區，他身為財政部長，給蘇區財政的穩定執行立下了重要功勞。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鄧子恢留在南方指揮革命隊伍打遊擊，一直堅持到國共和談。
他後來成了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在皖東指揮部指揮遊擊戰爭，給新四軍的發展立下了功勞。
在解放戰爭剛開始的時候，鄧子恢出任華中軍區政委，跟著野戰軍向北前往山東，為華東野戰軍的成立出了力。
後來，他成了中原局第三書記，負責主持中原局的工作，給中原野戰軍的作戰予以支持。
鄧子恢在四野入關以後，被委任為第二政委，實際上幹的是政委的活兒。他參加了渡江戰役、衡寶戰役等解放戰爭，功勞不小。
隨後，他出任華中局的第二政委以及中南局的第一副主席，接著主持相關工作，彰顯出長期主政一方的高層領導風範。
既然這人在黨內的資歷這麽深，為啥在 1955 年還會受到批評？
這所有的事情得從 1952 年講起......
1952 年年底的時候，土地改革結束了，國民經濟也開始恢復起來。
黨做出決定，從 1953 年著手施行第一個五年計劃，來推進國家的工業化行程。
與此同時，新的社會矛盾不斷出現，這使得黨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
這條總路線清晰指出了黨的任務：在過渡的時期裏，逐步達成社會主義工業化，做好對農業、手工業以及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這一總路線總結成了「一化三改」「一體兩翼」，其主體工作是逐步達成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兩翼指的是對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還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展開社會主義改造。
這形成了一個沒法分開的整體。
隨著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施行，社會主義工業化也啟動了，在 1953 年，國家有計劃、成系統地對農業、手工業還有資本主義工商業展開社會主義改造。
就在那一年，中央設立了農村工作部，鄧子恢擔任部長。
鄧子恢於農村工作部按照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的方針，努力推進農業合作化。
他清楚中國地方大、地形繁雜、人特別多，農民的覺悟水平也不一樣。
所以，他著重表示不能用強制的辦法，得靠耐心教導，讓農民明白農業合作化的優點，掙脫小生產的限制。
他著重指出合作化運動得穩穩當當推進，不能粗暴行事，也不能強迫下命令，得逐步實作從小往大、從點到面、從低階往高級的有秩序發展。
在三級幹部會議當中，他匯報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以及糧食統購統銷方面的工作。
在調研的時候，他激勵大夥「穩穩當當往前走」，著重表示「把一步做好了再去做下一步，把一個鄉的工作做好了再去做另一個鄉的」。
毛澤東是農民的兒子，一輩子都在努力解決農民方面的問題。
雖說他為農民得到土地感到高興，可又擔心土地會在兩極分化的情況下沒了。
土地改革結束後，毛澤東發覺個體農戶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弱，農村地少人又多，於是決定促使農村迎來第二次重大變革。
他借助農業合作化運動，把個體農民變成集體所有制的農民，靠集體的力量去發展生產力，讓收入提高，達成農村共同富裕。
1953 年秋天，過渡時期總路線一提出，農村的緊張局勢就緩和了。
不過呢，工業跟基礎建設增長得太快，使得農產品出現了供應滿足不了需求的情況。
在跟農村工作部副部長陳伯達、廖魯言的兩次交談裏，毛澤東表明了想要加快農業合作化行程的想法。
他這麽講的：
在符合條件與章程的情況下，只要是自願的，有厲害的領導骨幹，能有效運轉的組織，就好比韓信領兵，那是越多越好。特別是在農村，要是社會主義不主動去占住地盤，資本主義就會占了去。
在 1953 年以及 1954 年，主席跟鄧子恢的交流挺多的。
雖說鄧子恢年紀比主席小，可主席卻叫他「鄧老」，還講他是農工部的「統帥」。
在互助組和初級合作社這塊，主席跟鄧子恢看法相同，但是呢，到了 1955 年，兩人在初級社的數量上有了分歧，主席說要翻一番達到 130 萬，可鄧子恢堅持不能超過 100 萬。
與此同時，鄧子恢倡導推行「四個自由」的理念，分別是僱用自由、借貸自由、租佃自由以及貿易自由。
他覺得，這些自由屬於資本主義，不過在新民主主義的狀況下還是能存在的，只是有一些限制，目的是給農民在向社會主義轉變的時期留一點個體經營的余地。
主席對鄧子恢的觀點感到很不滿。
有人講，不就 30 萬嘛，為啥非得死磕反對？
可鄧子恢講：「這就是我的活兒，所有可能出現的問題我都得跟主席說明白。
不過，隨著時間的發展，子恢同誌的觀點被批評和否定了。
有人把「四個自由」講成是資本主義的綱領，覺得他是站在資產階級、富農或者富裕中農的立場，犯了跟中央路線對著幹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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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子恢在會上做了檢討。
接下來的 10 月份大會中，主席又一次像這樣批評了鄧子恢，還表揚了湖南湘潭的華書記，這個縣委書記在農業合作化上幹得挺好。
主席專門請華書記來參加會議，還講了湘潭地區農業合作化的成功經驗。
1962 年 9 月，鄧子恢在八屆十中全會結束後，其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的職務被撤銷了，之後改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位。
卸任部長一職之後，他身為政協副主席，負責主持計委的日常工作。
1972 年 12 月 10 號，鄧子恢生病在北京去世了，當時他 76 歲。
鄧子恢可是咱黨裏搞農村工作的行家，在土改工作方面有著重要的貢獻。
這位革命者是值得被記掛的。
鄧子恢的兒子鄧瑞生談到那段日子的時候，曾經講：「那件事出來後，我們家就變得不一樣了，他被調到湖南常德中學去教書，生活完全變了。」
在那兒，他壓力特別大，特別是一面對有關父親的批判，他就特別害怕。為了不連累父親的那些老戰友，他連聯系都不敢聯系人家，就這麽過著很低調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