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將王建安授銜後不受重用，長期任副職，發展不如一些中將、少將
建國初期，解放軍中湧現了數百萬名優秀的軍人，其中有57人被授予上將軍銜。盡管他們中的大多數都在大軍區擔任過重要職務，但也有一些人並未得到應有的重用，例如王建安。
王建安在戰爭年代以其出色的軍政才能和豐富的經驗備受矚目，他不僅善於政治思想工作，還能指揮大規模軍事行動。
國家成立後，他的事業卻並未如人所願。盡管他的資歷和威望毋庸置疑，但他卻長期屈居副職，甚至不如一些中將、少將受到重用。
在紅四方面軍中，王建安作為一名優秀的將領，本應是備受尊重和信任的。他卻不可避免地卷入了一場領導人張某的錯誤所引發的風波中。
隨著張某因過錯而受到批評，紅四方面軍內部的氣氛開始變得緊張。起初，這只是個別領導人的個人問題，但隨著情緒的升溫，這個問題變得愈發嚴重。紅四方面軍的幹部們感受到了這種緊張局勢的不良影響，他們的心情開始變得沈重。
在抗大學習中，紅四方面軍經常成為批評的物件，這無疑加劇了幹部們的不滿情緒。王建安等一些將領們心中充滿了矛盾和困惑。他們所信奉的事業似乎變得撲朔迷離，而他們作為領導者的地位也受到了挑戰。
這種內部的不和諧氣氛逐漸加劇，導致了一些極端的行為。
許世友，這位性情沖動的將領，內心燃燒著不安和渴望自由的火焰。在那個動蕩的時刻，他開始懷疑延安的圍困是否會持續下去，他是否能夠繼續在這種局勢下生存下去。
於是，在一次機會中，他向身邊的同誌們透露了他的計劃。這個計劃並不是背叛，而是想逃離延安，去尋找他的老戰友，一起展開新的鬥爭。這個想法立刻在一些人心中激起了共鳴，特別是那些原紅四方面軍的人，他們對延安的情感已不如從前。
很快，一群誌同道合的人齊聚一堂，他們有軍級幹部、師級幹部，甚至還有團級幹部，共同商討著逃離延安的計劃。在經過充分的討論和策劃後，他們敲定了行動的時間和地點。
晚上十點，是他們約定好的出發時間。在抗大第五隊茅房側面，他們將會集結，準備共同踏上逃離的旅程。許世友被選為領頭人，他將率先沖出北城門，帶領大家脫離延安的圍困。
他們心中有著一種無畏的決心，任何來追趕或者阻攔他們的人，都將面對他們手中的武器的反擊。他們不再是延安的一部份，而是以紅軍的名義，去尋找自己的出路。
國共談判的訊息對於許世友和他的同伴們來說，無疑是一劑強心針。在白區向地方派糧捐款來支持抗日鬥爭。這個計劃看似冒險，但也有著一定的可行性，可以為他們提供在外生存的可能性。
對於王建安來說，作為一名政工幹部，他的思考更為深遠。他清醒地意識到，這個計劃存在著巨大的風險和隱患。他開始反思，如果他們向自己人開槍，這不就是武裝叛變了嗎？
這些擔憂和思考在王建安心頭翻騰，使他越來越焦慮。在行動的前一晚，他決定找到許世友，表達自己的結束意願。許世友聽到這個提議後卻大怒了。他指責王建安膽小怕事，認為現在結束會有泄密的風險，並且威脅道如果王建安堅持這樣的話，就別怪他不客氣了。
王建安的決定並非輕易做出，他意識到了逃離的計劃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因此，他選擇向抗大黨總支委員謝富治報告了這一情況，以便及時制止。謝富治將訊息迅速上報給了中央，引發了一系列的行動。
當晚，抗大校長林總率隊入校，按照王建安提供的名單逐個抓捕參與者。這一事件的影響十分巨大，甚至有人建議將參與者處決以示嚴懲。
毛主席明白到這樣做對於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的關系將產生不利影響。他決定親自去監獄裏耐心說服許世友等人，並最終決定不對參與者采取極端手段，而是尋求化解矛盾的方式。
30多名參與的幹部被安排去「學習」一段時間，這讓他們對中央有了一定的歸屬感。他們對於舉報者王建安的意見或多或少還是存在的。這種內部矛盾和不滿，使得王建安與一些老戰友之間產生了裂痕。
在山東，王建安也曾與上級發生過爭執。抗戰結束後，他選擇留在山東而不是隨主力前往東北，這也導致了他與上級的關系出現了變化。上級由羅榮桓換成了陳毅。
在解放戰爭爆發初期，山東戰場的形勢十分嚴峻，陳老總率領的部隊在六次戰役中遭遇了五次失利，這使得一些將領們對他的指揮能力產生了懷疑和不滿。而王建安作為其中之一，他的意見更是激進而強硬。
王建安在山東任職的時間比陳老總更長，對當地的情況也更為熟悉。他多次提出應對敵軍的建議，但很遺憾，這些建議都沒有被采納。對於一個急於改變局勢的人來說，這無疑是一種沈重的打擊。
連續的戰敗讓王建安的情緒愈發緊張和焦慮。他開始感到對戰局的失望和憤怒，甚至對陳老總不滿情緒爆發，曾經與他發生過激烈的爭執，甚至拍過桌子。
雖然王建安的發脾氣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理解，但畢竟是一種犯上之舉。這些行為傳到中央後，領導人對他的印象都受到了影響。
他後來被邊緣化的關鍵原因可以追溯到1954年的一次事件。
在那一年，原華東一把手饒出了事，導致許多人受到牽連。王建安也因此受到了影響。他長期在饒的領導下任職，並且兩人之間有著良好的私交。饒曾推薦王建安出任華野東線兵團副司令員，這也顯示了他對王建安的認可和信任。
盡管環境復雜，1954年的關鍵時刻，王建安卻沒有選擇隨主流批評饒。盡管上級多次嘗試與他交流，但未能取得效果。最終，他在公開報告中被指責為驕傲自滿、自以為功臣、拒絕自我批評以及對抗軍區黨委領導的嚴重錯誤。
王建安的軍銜問題在上級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關註，甚至有人建議將他的軍銜降為中將，以此來壓制他的氣焰。這個想法得到了一些中央首長的認可，使得王建安的軍銜命運面臨了一次嚴峻的考驗。
在評銜小組負責人羅榮桓的主持下，這個問題得到了合理的處理。羅榮桓深知王建安的軍事資歷和貢獻，明白如果僅僅因為一些認識上的問題而降他的軍銜是不公平的。因此，他在1955年的大授銜時劃掉了王建安的名字，既是為了讓王建安本人反省，又是為了避免引起爭論。
王建安自己在大授銜時看到別人都佩戴將星，而自己卻什麽都沒有，內心受到了觸動，主動做了檢討。他的態度讓羅榮桓也感到欣慰，於是他不僅幫助王建安說情，還聯合一些老戰友一起寫信反映王建安的軍銜問題。
最終，得到上級的同意，在1956年，王建安被補授上將軍銜。
王建安的軍教生涯在軍銜晉升後並沒有如其他同級將領那樣取得較高的職務。相比之下，其他上將多在總部承擔重要崗位，或者到大軍區擔任正職，而王建安始終是副職。
直到1975年，他轉任中央軍委顧問，雖然級別上升了，但實際上卻是退居到二線。盡管如此多年過去，王建安從未抱怨過，始終以一名普通的軍人身份默默奉獻著。
葉劍英元帥對王建安的態度感到欽佩和感慨。他認為，自建國以來，王建安不計較職務高低，任勞任怨，這是非常不容易的。王建安的敬業精神和無私奉獻，得到了最高領導層的肯定和贊賞，他在軍隊中的堅持和貢獻將永遠被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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