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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對於發生在1950年代的兩次台灣海峽危機都感到不陌生：
1954 年9月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對金門外島展開炮擊，此次台海危機也間接促成該年底台美「協防條約」的簽字，並開啟台灣當局與華府之間長達25年的軍事同盟關系。
1958年8月23日，解放軍再次炮擊金門，此次台海之間的軍事緊張狀態，較前一次有過之而無不及，卻也讓艾森豪威爾總統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讓美國卷入國共戰事，最後甚至迫使蔣介石在雙方所共同發表的聯合公報中，承諾未來國民黨當局將放棄以武力「反攻大陸」，而改以「政治手段」來「光復大陸」。
然而整個冷戰時期，台灣海峽所出現的緊張態勢，實際上並不僅限於如上兩次外島危機，引發台海地區緊張情勢升高的因素，也並非完全都是由於中共方面所挑起，1962年之際，蔣介石曾經大張旗鼓，積極從事武力「反攻大陸」之準備，甚至背著美國人，擬妥發動軍事行動任務的確切時間與地點。
當時蔣介石一心一意想要推動軍事反攻行動，影響所及，甚至動搖整個冷戰時期美國與大陸、台灣三方的軍事、外交與政治關系基礎結構。
1、堅尼地與蔣介石交惡的事件
1960年11月，美國舉行總統大選，由以持堅定反蘇立場著稱的共和黨籍現任副總統尼克遜，與積極主張美國在對華外交政策上應采取更彈性、力持應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起和平關系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堅尼地，來進行角逐。
競選期間，堅尼地除批評美共和黨外交政策的僵化與不分輕重之外，還曾在電視競選辯論中，主張未來美國應當只保衛台灣與澎湖，放棄金門、馬祖等外島，這些言論都令蔣介石坐立難安，他即曾私下批評堅尼地「主觀自是，不求事實，總以先入為主的劣性」，以及「政策與心理皆虛浮幼稚，並無定見，更無遠見」，讓他感到「可嘆可笑」。
該年的總統大選最後出現了蔣介石不樂見的結果，由堅尼地所代表的民主黨入主白宮，台北高層，從這一刻起即密切關註美國新政府是否改變對華政策。
果不其然，自1961年初堅尼地上任起短短數月內，台美之間即發生一連串不愉快的外交事件，首先是滇緬國民黨遊擊隊所引發的爭議。
1954年秋，雖然李彌的「滇緬遊擊隊」在美國的壓力下，撤回台灣。但是仍有近3200名不願撤離滇緬地區的前國民黨遊擊隊，決定轉往泰、緬邊界山區內駐紮沈潛，待曼谷「四國軍事委員會」正式解散後，台北立即秘密授予這支武力新的「雲南人民反攻誌願軍」番號，繼續按月補助經費，並由李彌舊部柳元麟領導，繼續從事遊擊任務。
1959年年初，台北國安與情報部門規劃援助該部隊在當地建立——反攻根據地，不但準備在緬北地區擴建機場，還大量空投武器彈藥，包括蔣經國在內的國民黨高層，都曾親赴滇緬邊區秘密視察。
1960年11月起，中共與緬甸進行聯合戡界，並對滇緬地區國民黨遊擊隊采取武裝清剿行動，柳元麟所部因此發動反擊，從該年11月中旬至1961年2月初為止，該遊擊隊與緬甸政府軍及進入緬境的中共武裝部隊，進行長達兩個月的交戰。
1961 年2 月 15 日，台灣當局派遣空軍一架運輸機，飛往滇緬邊區對遊擊隊進行空投補給，卻意外遭緬甸空軍擊落，機上來自台灣的大量美援裝備也遭緬政府繳獲，此事件立即引發一場嚴重外交風暴，緬甸各地不但發生大規模反美示威暴動，仰光也準備再次向聯合國控訴台灣當局侵犯緬甸領土主權。
上任不到一個月的堅尼地總統與其國安團隊，決定向台北施壓，再次要求國民黨遊擊隊撤出緬甸，以平息仰光的憤怒。
3 月2日，蔣介石在憤怒與無奈之下，下令柳元麟部隊全數撤退來台，兩個月之內，計有 4400 余人撤出滇緬邊區，雖然仍有部份遊擊隊員決心繼續留在泰、緬、老撾三角地帶。
然而此後該地區的國民黨武裝部隊，不再成為亞洲大陸上一股可以牽制中共的力量。面對美方施壓要求遊擊隊撤退，蔣介石在日記裏寫下「此種天真幼稚之言行，只有慨嘆而已，不能說之以理」，來表達他對堅尼地的失望與不滿。
美國向國民黨施壓，迫使其撤出滇緬地區遊擊隊，雖然暫時化解緬甸與美國之間的外交風暴，然而台美之間的齟齬，卻才剛開始。
2、美蔣在聯合國的矛盾
就在蔣介石因處理遊擊隊問題，而感到焦頭爛額之際，美國外交決策階層已開始醞釀改變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策略，此問題源於美方過去 10 年來，以「緩議」作為維護國民黨當局在聯合國席次的手段，在 1960 年秋的第 15 屆聯合國大會上，已遭受嚴重挑戰。
堅尼地總統上任前夕，其幕僚評估美方已無法再利用此一方式繼續阻擋聯合國內對於「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討論，因而有意改弦易張。
易言之，在認知到未來無法阻止聯合國成員國之間，辯論由台灣海峽哪一方來代表中國席次，以及未來在聯合國內有關「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討論將無法避免，美方希望台北能夠務實地以「繼續保持聯合國會員國席次」，作為其最高戰略目標，在此前提下，只要能夠成功阻止北京入會，即便台北無法繼續宣稱其代表全中國，亦應當是可以被接受的。
可想而知，1961 年 2 月間，當美國務卿臘斯克將如上具有強烈「兩個中國」意涵的構想轉達台灣當局駐美代表葉公超時，台北政壇所引發的高度震撼。
蔣介石在其日記裏即寫道：
「美國外交全憑其一時利害之主觀，而容有其後果與客觀環境為何之考慮，可痛。」
也許蔣介石此種想法未必準確，然而美蔣雙方關系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該年 4月間，非洲新興法語系獨立國家毛里塔尼亞和蒙古人民共和國，同時向聯合國申請成為新會員國，而稍早之前的1960 年 12 月間，聯合國安理會審議毛國入會案，蘇聯代表提出同時讓蒙古人民共和國入會，以向西方國家要挾，結果毛國入會案雖獲得包括台北在內的 8 個安理會成員支持，但外蒙古的申請案卻因台北動員其友邦於聯合國大會內擱置此案，未透過列入議程。
蘇聯為了報復，悍然否決毛國入會申請案，令不少非洲國家大感失望，並遷怒於美國與台北。
堅尼地上任後不久，決定設法改變此一情況。美國務院發言人於1961年4月21日公開宣稱，如果能夠斷定外蒙古具有一獨立國的內容，則美國準備嚴肅考慮其加入聯合國的相關議題。
就在此一聲明後，國務院立即著手評估美國承認外蒙，並與之建交之利弊得失，其結論認為，若承認外蒙獨立地位，能夠讓美國在該地建立新的外交據點，以便近距離觀察中、蘇兩國情勢，則從大的全球戰略角度而言，實為利大於弊。
為此，美國務院還特別透過美國駐蘇聯大使館，與蒙古人民共和國駐莫斯科的外交人員進行秘密接觸，探詢其與美國發展關系的意願，並獲得對方頗為正面的答復。
國民黨當局向來堅持外蒙為其領土版圖之一部份，更曾在 1955 年於聯合國安理會動用否決權，以阻止外蒙入會，因此當華府傳出其有意承認外蒙主權獨立地位的訊息後，台北高層再度感到震驚。
就在此刻，突然又傳出美國務院決定核發，入境簽證給長期旅居日本的「台獨」分子廖文毅，允許其前往美國旅行與活動。
這一連串的事件發展，都讓蔣介石深刻體認到堅尼地行政當局，確實已在逐步推動新的對華政策，朝著台北無法接受的「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來傾斜。
面對美國對華政策上可能出現的巨大轉變，蔣介石內心深處之疑懼與沈重壓力，可想而知。
在蔣看來，美國領導所謂自由世界竟然顯得如此缺乏道義與原則，若台灣方面不主動出擊以扭轉態勢，則全世界的「赤化」終將無法避免。
他於1961 年6月底與7月初，曾兩度召見美國「駐台大使」莊萊德，除堅決表明國民黨當局將不會接受任何有關「兩個中國」與「一中一台」的安排之外，還當場嚴厲譴責美方在處理外蒙古加入聯合國與廖文毅赴美簽證問題上，根本未與台北事先磋商，美國如此處理對台關系，簡直比對待一個「附庸國」還不如。
3、連任危機
1961 年起，美國民主黨政府有意改變對華政策，對國民黨當局的國際地位造成威脅與撼動，這樣一種新的態勢，也促使蔣介石認真思索加速推動軍事反攻大陸之準備，來面對台灣在「外交」與國際地位上所即將面臨的重大挑戰。
該年夏天，美國駐台北的「外交」人員即註意到，值此國民黨面臨新的「外交」危機與挑戰之際，其在「反攻大陸」的輿論宣傳上，突然變得更加明顯，只不過此刻美方尚未能夠分辨其究竟只是政治宣傳，抑或是嚴肅認真的。
另一方面，此刻台灣島內政治局勢發展與國民黨內微妙的權力結構與生態，也對蔣介石決定發動軍事「反攻大陸」，帶來相當之影響。
自1959年起，有關蔣介石是否第三次競選連任，即成為台灣內外一個微妙的議題，依1948年所制訂的「中華民國憲法」規定，蔣介石兩屆任期在1960年5月結束後，即無法繼續尋求連任，當時台灣島內外許多自由派學、政界人士如雷震、胡適、殷海光、王世傑等，皆曾公開反對蔣介石利用「修憲」等方式，參選第三次連任。
這些意見透過陳誠、張群、黃少谷等國民黨要員傳達，都令當時希望繼續連任的蔣介石，頗感惱怒，甚至在日記裏批評胡適乃一「無恥政客」，「最不自知」與「最不自量」。
由於胡適、王世傑等人與副領導人陳誠的關系向來密切，而蔣介石連任與否，又直接關系到陳誠能否接班成功，以及蔣經國與陳誠之間在國民黨內的權力競逐關系。
因此，當時甚至傳出王世傑曾向陳誠獻策，要他主動向蔣介石辭去「 副領導人 」職務，來阻止蔣尋求三連任，這股國民黨內外隱約反對蔣介石，違反「憲法」條文規定而繼續擔任領導人的政治力量，當時讓蔣私下感到憂心惱怒不已。
他有意以加緊準備台灣發動對中國大陸的軍事行動，來鞏固其領導統禦地位，強化國民黨在台灣統治的正當性，並轉移國民黨內因領導人選舉，而引發之權力鬥爭，即屬可能。
1960年初，國民黨內擁護蔣介石人士，透過動員國民黨籍民意代表，上書籲請競選連任、以及推動國民黨籍「國民大會代表」，進行修憲等方式，順利讓蔣連任於該年3月間順利連任 領導人 。
4、陳誠失勢的緣由
不僅如此，「修憲」後「動員戡亂時期，總統副總統得連選連任，不受憲法第四十七條連任一次之限制」此項規定，不但讓陳誠未來繼任 領導人 的希望徹底破滅，以及蔣、陳兩人數十年來亦師亦友的密切關系走向盡頭，也讓國民黨內外一股不滿蔣介石獨掌大權的憤怒，繼續發酵，首先是陳誠本人。
雖然蔣連任成功後，繼續讓陳誠擔任「副領導人」兼「行政院長」，但此刻陳早已心灰意冷，數度以身體健康不適為由，請辭「行政院長」兼職。
美國中央情報局一份機密分析檔更顯示，國民黨內的權力接班問題，與蔣欲推動「反攻大陸」之間，更存在著極為微妙的關聯：
陳誠知悉蔣介石有意以準備發動軍事反攻行動，來轉移當時島內對他的不滿情緒，他因此以「行政院長」身份，力主國民黨在台施政重心，應為推動台灣本身的經濟發展，而非軍事反攻，他甚至不惜以縮減政府軍事預算，與整頓軍方內部高層人事為手段，來達到其目的，蔣、陳之間的緊張關系，並未因領導人選舉的落幕而稍見緩和。
蔣經國與陳誠之間的權力競逐關系，也有可能牽動當時蔣介石的反攻大計。
1960年6月間，美國務院即曾分析，一旦蔣介石病故或因其他理由無法視事，蔣經國與陳誠之間競爭未來台灣領導人大位的態勢，將無可避免。
雖然陳誠當時在台灣黨、政、軍系統內「第二把手」的地位，毋庸置疑，然而唯一能夠影響或挑戰陳誠順利接班的因素，即是台海之間戰事可能的爆發。
易言之，一旦國民黨挑起「反攻大陸」軍事行動，或者國共之間發生沖突導致台灣方面軍事失利，造成台灣內部不穩定、社會失序或者民心渙散，則主掌台灣國安與情報系統的蔣經國，將可借由「恢復國家安定與社會秩序」為名，順勢掌握並主導黨政大局。
據此觀之，陳誠對於蔣介石準備軍事「反攻大陸」之準備，始終敬而遠之，即不足為奇。
5、台灣民主化的聲浪
除了蔣介石與陳誠之間的緊張關系之外，當時台灣內部，一股強大反對國民黨威權統治與要求台灣民主化的聲浪，也讓蔣介石倍感壓力。
1960年5月18日，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許世賢等台灣本省籍非國民黨政治人物，與被國民黨開除黨籍的「國大代表」雷震、青年黨夏濤聲、民社黨蔣勻田等72人，於台北召集會議，除強烈批評台灣選舉不公之外，還決議積極展開籌組新政黨的行動。
9月4日，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以涉嫌叛亂為由，突將雷震等人逮捕判刑，此事件不但震驚中外，也讓籌組中的新政黨就此無疾而終。
盡管台灣島內一股爭取民主化的呼聲，因「雷震案」的發生而受挫，然而國民黨內外「自由開明派」政治人物，在台面下的串聯，卻從未停止過。
1960 年秋，胡適即曾告訴美國「駐台代表」莊萊德，即便雷震被捕入獄，他依然不放棄結合台灣本省籍與非國民黨籍精英人物，為推動台灣的民主化繼續努力，胡適還向莊萊德透露，在此一運動進行幕後指導工作的，正是陳誠。
如上發生在 1960 年代初期台灣內部的重要政治事件與發展，在相當程度上似乎也成為蔣介石決心發動軍事「反攻大陸」的重要因素。
易言之，蔣有意以台灣對外的軍事行動準備與推動「反攻大陸」的終極目標，以及伴隨著這些準備工作，所帶來的黨政軍機制改組與社會動員，作為進一步鞏固與強化其在國民黨內外領導統治地位的正當性，以及凝聚台灣內部不同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
在堅尼地就職前夕，美國駐台北代表處，拍發回華府有關台灣政情的評估報告裏，即毫不意外地指出，希望發動一場反攻大陸戰爭的構想，正在國民黨內的最高階層裏不尋常且快速地發酵之中，這與台灣各地本省籍精英人士，對於「反攻大陸」議題缺乏興趣與支持動力，正好成一強烈與鮮明的對比。
6、大陸內部的因素
無可諱言，1950 年代晚期起，海峽對岸的中國大陸內部情勢發展，也成為蔣介石考慮發動反攻準備的重要依據。
1958年5月，中共中央制定「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在中國大陸各地積極推動「大躍進」，在農村普遍設立「人民公社」，希望「超英趕美」，「大躍進」運動所造成的生產浮誇虛報現象，造成1959年起的三年自然災害。
對蔣介石而言，中共推行「總路線」、「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所引發 的自然災害 ，其所帶來的政治性意義與解讀，恐怕遠比 自然災害 本身更為復雜。
美國中央情報局則認為蔣介石身旁的情報人員，向他提供有關中國大陸情勢混亂與自然災害過於誇大不實的情報，讓蔣誤認為當時大陸民眾渴望他領導「反攻大陸」。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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