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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的塵埃——中歷、西歷與「時間主權」

2024-02-03歷史

邵毅平 /文

空間有空間的主權,我們有空間的領土管轄範圍;但是采用什麽樣的歷法,進入什麽樣的時間秩序,這是一個「時間主權」的問題。你進入我的時間秩序,那我就是有「主權」的。在古代的東亞世界,大家都使用中歷,也就是中國的歷法,就被納入了中國的時間秩序,接受了中國的「時間主權」;我們現在使用西歷,也就是西洋的歷法,就被納入了西洋的時間秩序,從屬於西洋的「時間主權」。

一、中歷:中華文明的時間秩序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我們首先要為中歷正名。

「中歷」(也可稱「華歷」)為「中國歷法」、「中華歷法」的簡稱,可以彰示中國歷法(中華歷法)的本質。筆者一貫主張,應以「中歷」(或「華歷」)來取代並統一現在各種以偏概全、似是而非的說法(如「夏歷」、「陰歷」、「農歷」、「舊歷」之類)。

中歷始於戰國初期(前427)發明的【四分歷】,測定回歸年長度365.25日,朔策29.53日,找到十九年七閏的規律,無須「觀象」,僅憑推算便可以制「歷」,中國由此步入歷法時代,至今已有近兩千五百年歷史,是中華文明的一大標誌。

此前夏商周三代「觀象授時」,也就是觀天象以確定年月日時,有「歷」無「法」,所以並無什麽「夏歷」;傳統的中歷,從漢武帝開始至今,在夏正、商正、周正裏,始終采用「夏正」,民間因此稱「夏歷」,其實並不準確。因此,中歷不是「夏歷」。

與一般認為中歷只是「陰歷」的成見不同,它並不是純陰歷(回歷才是純陰歷),而是太陰太陽歷,或陰陽合歷。「廿四節氣」就是依據太陽歷(回歸年)安排的,「置閏」就是為了協調陰歷和陽歷(純陰歷,如回歷,並不置閏,【明史·外國傳】中,曾反復提到采用回歷之「西洋」各國「不置閏」之事實)。因此,中歷不是「陰歷」。

過去的東亞地區以農耕、漁業、航海文明為主,中歷既反映太陽的四時變化(廿四節氣),適合農業,又表現月亮的陰晴圓缺(潮汐變化),適合漁業、航海,的確可以說是非常適合東亞社會的。中歷平年三百五十余天,閏年(十三個月)三百八十余天,如果不安排廿四節氣,本來並不適合農業。因此,中歷不是「農歷」。

況且,陰歷不適合農業,陽歷才適合農業,既說中歷是「陰歷」,又說中歷是「農歷」,本身就是打架的。

即使從百余年前采用西歷以後,中歷也一直活在我們中間,從來就沒有消失,永遠也不會過時,怎麽就是「舊歷」了呢?新中國建立以後,采用「公歷」(西歷)和「公元」(西元)作為歷法和紀年,但也並未說廢除中國傳統的歷法,實際的做法其實一直是二歷並用的。因此,中歷也不是「舊歷」。

歷史上人們每提到中歷,都會強調其「中國」特質。如元人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八「室女」條稱,真臘(柬埔寨)「每歲於中國四月內……」,「每用中國十月以為正月」;元明間人周致中【異域誌】卷上「北韓國」條稱,古北韓「用中國正朔」;近代傅雲龍【遊歷日本余紀】(1887—1889)稱:「每當中國七月,為西紀八月。」——所謂「中國四月」、「中國十月」、「中國正朔」、「中國七月」,都是「中歷」之意,在他們的下意識中,與「西歷」、「西紀」等對舉。

且作為與「西歷」相對的稱呼,「中歷」之稱本身由來已久,實非自我作故。西歷剛東漸時,近代中國的出版物,常中西歷並用對舉。如英國聖公會教徒傅蘭雅(John Fryer,1839—1928)自費創辦的中國近代第一份中文科技期刊【格致組譯】( The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 ),內封上並列印著中歷和西歷(如「中歷光緒二年春季」、「西歷一千八百七十六年春季」)。由美國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人在上海創辦的【萬國公報】,1894年刊載孫中山【上李傅相(李鴻章)書】那期的封面上,並列印著「中歷光緒二十年九月」、「西歷一千八百九十四年十月」。1901年9月7日簽訂的【辛醜各國和約】,也是隨處「西歷」、「中歷」對舉。李筱圃【日本紀遊】(1880)雲:「時當中歷四月杪,夏菊盛開。」黃遵憲【日本國誌】(1887)卷九【天文誌】雲:「考日本舊用中歷,今用西歷。」都明確使用「中歷」的說法,且中西歷對比意識明顯。此外,還曾有過「華歷」的說法。

現在國內法學界有「中華法系」的說法,指中國傳統的法律體系,東亞各國古代法律均曾參照之;算學界有「中算」的說法,指中國傳統的算學(日本的「和算」源於中算,可謂中算的一個分支),如黃慶澄【東遊日記】(1893)雲:「中西算術雖互相表裏,然其造算之始,途徑微別。中算從九數入手,西算從十字入手。」醫藥界有「中醫」、「中藥」的說法,南韓的「韓醫」、「韓方」,日本的「漢醫」、「漢方」,都是其分支;服飾界有「中華衣冠」的說法,指中國傳統的服飾,曾經衣被東亞各國;繪畫界有「中國畫」的說法,南韓、日本的「東洋畫」都是其分支……中歷與它們性質相似,屬於同一個系統,都是中華文明的標誌,歷史上皆曾澤被東亞各國,故須以「中歷」的稱呼,來明確其「中國」特質——如果「中藥」叫「農藥」,「中算」叫「舊算」,還成什麽話!

名正言順。這種非常合理的中歷,中國、北韓半島、日本、琉球、越南等東亞各國一用就是兩三千年。使用統一的中國歷法,曾經是東亞世界的傳統標誌之一。在漫長的歲月裏,東亞人民依中歷來生活、生產,大至國家大事,小至個人生日,無不以中歷來標記。可以說,中歷作為一種時間秩序,作為一種時間座標系統,其影響已滲透到東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

中歷過去在東亞世界的通用,實具有國際秩序的象征意義。宋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同文】雲:「正朔,所以統天下之治也。」歲首曰「正」,月首曰「朔」,「正朔」合稱,就是歷法,代表時間秩序。一個共同的世界,除了劃分空間的疆域,還要制定統一的時間,也就是說,得建立時間秩序,這就是「正朔」的重要性之所在(年號尚是附加的)。而從更宏觀的「究天人之際」的角度考慮,則也是宇宙三維時空在人世間的反映,有無正朔乃是文明、野蠻的分水嶺。

清周煌【琉球國誌略】卷二【國統】雲:「天生民,立之君。自堯舜以來,正朔相承,尊無二上,國統歷歷可紀;至若四垂荒眇彈丸黑子之地,莫不各君其國,而聲教之所未通,即皆甲子無稽,世次湮滅,理有固然。」明張岱【瑯嬛文集】卷一【桃源歷序】雲:「天下何在無歷?自古無歷者,惟桃花源一村。人以無歷,故無漢無魏晉……桃源以外之人,惟多此一歷,其事千萬,其苦千萬,其感慨悲泣千萬。」雖然立場不同,但說明時間秩序對於文明的重要性,說明「正朔」(歷法)的「統治」意義甚為明晰。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歷法的國家之一,也曾以頒賜歷法來宣示對天下的控制。在傳統的封貢體制之下,通用或部份通用中國歷法,每年由中原朝廷頒賜歷本供各國各地區使用,或預設有些國家或地區依據中國歷法編出各自的歷本,此即所謂的「頒正朔」(上對下,中對外)或「奉正朔」(下對上,外對中),是東亞傳統國際秩序的象征之一。

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卷四十【同文】「正朔」條雲:「唐劉仁軌為方州刺史,乃請所頒歷及宗廟諱,曰:‘當削平遼海,班示本朝正朔。’及戰勝,以兵經略高麗,帥其酋長赴登封之會,卒如初言。」——所謂「班(頒)示本朝正朔」,正是征服和統治的象征。元朝新撰【授時歷】成,頒賜天下,「布告遐邇,鹹使聞知」(【高麗史】卷二十九【忠烈王世家二】載元帝致高麗國王詔書)。

朱元璋登基伊始,也遣使於周邊各國,要求朝貢,給予冊封,並頒賜【大統歷】,以重整東亞世界的時間秩序。【明史·外國傳】中,記載了洪武朝賜【大統歷】於高麗、北韓、安南、日本、琉球、占城、真臘、暹羅、爪哇、三佛齊、須文達那、西洋瑣裏、瑣裏等國之事,其他沒有明確記載賜歷之事的朝貢國,也可以類推。永樂時鄭和七下西洋,所至頒中華正朔,宣敷文教,沒少頒賜歷本給沿途各國;只有到了信奉伊斯蘭教的地區,才尊重當地回歷,不頒中華正朔。而有些國家朝貢中國時,也會得到中國的歷本。【明實錄】中,差不多每年都記載了頒賜【大統歷】於各國之事。

當然,有時候臣下為了拍皇帝馬屁,也會「謊報軍情」,把明明沒有「奉正朔」的地區,也說成是已經奉了正朔了。如唐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序論】說,連印度也「鹹承正朔,俱沾聲教」,就明顯是子虛烏有之事。

而「正朔不加」,則是「不臣」,亦即不以之為臣之意,表示對方資格不夠,不值得中國費心。「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漢書·匈奴傳下】)「單於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漢書·蕭望之傳】)

這裏必須說明的是,「正朔」在中國人的概念裏,不僅包括中國的歷法,還包括中國的年號(紀年)。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是二而一的事情;但是在周邊各國,二者卻或分或合,呈現出比較復雜的樣相。所以,要說「頒正朔」或「奉正朔」,本應是包括歷法與年號的,但實際上卻未必如此。

古代東亞各國雖於中國年號或奉或否,但於用中國歷法卻並無二致。也就是說,政治上對中國或順從或強項,但在時間秩序上則高度一致。行用中國歷法,可以說進入了中國的時間秩序,表現出對於中華文明的認同;而只有同時使用中國年號,才可以說意味著政治上的臣服,二者間還是有所區別的。

三、基於中歷的東亞傳統節日

歷史上東亞各國采用了中歷以後,中國的節日、風俗就很容易傳過去了,正如今天我們采用了西歷,西洋的節日、風俗就很容易傳過來。古代東亞世界用的是中國的歷法,納入了中國的時間秩序,所以,那時候它們的節日跟中國是一樣的。

現在的東亞各國各地區,除日本外,法定紀念日大抵依照西歷,傳統節日則大抵依照中歷。東亞地區現存的傳統節日大都與中國的相同,它們過去曾是東亞世界的共同節日,現在也還是若幹東亞國家或地區的「保留節目」,可以看作是中國歲時文化影響的產物,悠久的使用中歷傳統的回聲。

僅就中歷新年(春節)來說吧,這是中國最大的傳統節日。而由於中歷在歷史上曾經是東亞世界的通用歷法,所以過中歷新年的國家和地區不止中國一個。春節是中歷歲首,本來叫「元旦」,自從中國采用了西歷,「元旦」用於西歷歲首以後,1914年起才改叫「春節」的。所以,「春節」其實與「春」沒什麽關系。有人忘了「春節」的來歷,以為僅與「春」有關,而又嫌每年在西歷中的日期不固定,所以建議改到立春來過春節,這真是數典忘祖了!

也正因此,「春節」在英語裏,不應該轉譯成「Spring Festival」,而應該轉譯成「Chinese New Year」。事實上,後者也比前者歷史悠久得多。「Chinese New Year」1704年首度見諸文獻,現身於英國古書【行旅集】( A Collection of Voyages and Travels )。「SpringFestival」1917年才首度露面,刊印在英文版的【京報】( Peking Gazette )上,應是對於1914年起中歷新年易名為「春節」的呼應,卻也遮蔽了其「Chinese New Year」的本義。二詞分別在整整三百年或百年後,於2017年增補入【牛津英語詞典】(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

不過,「Chinese New Year」這一譯法,在古代雖說全無問題,但在現代,有時也會引起意想不到的麻煩。比如據說當西洋人向華人祝賀「Chinese New Year」時,同樣也過中歷新年的中國周邊地區的人,就會對其中的「Chinese」感覺異樣,有時甚至還會提出抗議說,全球過這一節日的不止華人,何以只稱「Chinese New Year」?堅持要求西洋人改稱「Lunar New Year」(陰歷新年),渾然忘卻了這一節日本來就是來自中歷的,中國周邊地區的人也過這一節日,就是因為歷史上他們也曾經使用中歷;更何況中歷絕不是「陰歷」,又怎麽能說「Lunar NewYear」呢?回歷新年才是「Lunar New Year」吧?

正因如此,為「中歷」正名已到刻不容緩的地步,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連「Chinese New Year」也會招致異議的——但如果連我們自己都稱「陰歷」了,那又怎能怪別人不稱「Chinese New Year」而稱「Lunar New Year」呢?

2020年末,中醫藥國際標準的英文名稱「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在同樣反對稱「Chinese New Year」的人的反對聲中(他們要求去掉其中的「Chinese」),經過多年的艱苦努力和說服工作,終於得以獲得多數票透過,正是一個鼓舞人心的訊息和榜樣。

四、從中歷到西歷

進入近代以後,東亞各國紛紛「脫亞入歐」(實際上是「脫中入西」),其標誌之一,便是棄中歷而改用西歷,棄年號(紀元)而改用西元(除日本外)。其實質,就是放棄中國的「時間秩序」,進入西洋的「時間秩序」,脫離中國的「時間主權」,從屬於西洋的「時間主權」。

西歷就是西洋歷法(近代以前曾以「西歷」稱回歷,這裏取其今義),在中國又稱「新歷」、「陽歷」、「公歷」,但都不確切。早期的西歷由古希臘人發明,不是很合理,希路多德(前484—前430/前420)的【歷史】曾指出其缺陷,認為不及埃及人的歷法。後來的西歷經過了改良,先有西元前45年起用的「儒略歷」(西歷舊歷),後有1582年起用的「格裏高利歷」(西歷新歷)。

西歷是太陽歷、純陽歷,只反映太陽變化,不反映月亮變化(潮汐變化),適合農業,不適合漁業和航海,這是它的一個缺陷,也是其不及中歷之處。

與西歷密不可分、而又後於西歷產生的,是西元。所謂「西元」,其本義是「耶元」,由號稱英國第一位學者、神學家、史學家比德(Bede,673—735)創立。他在【時間之性質】一書中,發展了基督教史學奠基者攸西比厄斯(Eusebius,約260—340)的紀年法,提出以傳說中的耶穌基督誕生之年(其實這是始終都弄不清楚的)為元年,之前為「基督以前」(Before Christ,縮寫為B.C.),亦即現在常說的「西元前」(公元前),之後為「主之生年」或「我主紀年」(Anno Domini, 縮寫為A.D.),亦即現在常說的「西元」(公元)。在比德自己的著作如【英吉利教會史】中,即采用了這種紀年法,中譯本分別譯為「主降生前」、「主歷」(一說西元525年,教會史家狄奧尼修斯推斷耶穌生於古羅馬紀元754年,遂定該年為基督元年,也就是西元元年)。這種紀年法先是逐漸成為基督教國家的通用紀元,後來隨著近五百年來西方的稱霸世界,而逐漸被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所采用。

在東亞,原來使用傳統中歷的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全面改弦更張,在東亞各國中率先改用西歷,且「仿西人以耶穌降生紀元之例,又以神武即位之元年辛酉(前660)為紀元之始……爾後凡外交條約、內國政典,每冠以是稱」(黃遵憲【日本國誌】卷首【中東年表】)。這是東亞「時間秩序」改變的標誌,也是傳統「東亞世界」崩潰的象征。

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並後,琉球也被迫改用西歷。

北韓末期的1895年末,以當年中歷十一月十七日為西歷1896年1月1日,從此,北韓半島告別了已使用了約兩千年的中歷,開始使用西歷。同時采用西紀(西元),兼用「檀君紀元」(以前2333年為元年)

越南改用西歷的具體日期不詳,應在19世紀末,即法國殖民統治開始以後。就像歷史上把中國歷法改稱為越南歷法一樣,據說越南現已把傳統中歷改稱為「越歷」了。這也是一個充分的理由,我們該把中國歷法正名為「中歷」(或「華歷」)了,而不再「夏歷」、「陰歷」、「農歷」、「舊歷」地隨意亂叫,否則人家拿去一申遺,我們又該追悔莫及了!

1912年,隨著民國的建立,中國本土也棄用中歷,改用西歷。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後,宣布將黃帝紀元4609年十一月十三日(西歷1912年1月1日)作為中華民國元年元旦,停用黃帝紀元,西元和民元並列,歷法采用西歷。1914年,又移中歷歲首「元旦」之名於西歷歲首,中歷歲首改稱「春節」,此後沿用至今。1949年新中國建立後,仍用西歷(稱「公歷」,但並未廢除中歷),不建年號,而用西元(稱「公元」)。

從1873年日本率先改用西歷,到1879年琉球被日本吞並後被迫改用西歷,到1896年北韓半島改用西歷,到19世紀末越南改用西歷,到1912年中國本土最終改用西歷,短短四十年間,東亞各國完成了從中歷到西歷的轉變,陸續放棄中國的「時間秩序」,進入了西方的「時間秩序」,脫離了中國的「時間主權」,從屬於西方的「時間主權」。

在討論東亞各國的改歷時,似有必要參考西方的視角。早在17世紀末,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李明(LouisLe Comte,1655—1728)的【中國近事報道(1687—1692)】( Nouveaux mémoires sur l'étatprésent de la Chine 1687-1692 )就已經指出,對於悠久的中國歷史而言,【聖經】的行事曆也是不夠用的:「甚至拉丁文【聖經】為我們劃分的時間,對於驗證他們的年表也是不夠長的。」 二百多年後,法國作家謝閣蘭(Victor Segalen,1878—1919),在其散文詩集【畫】( Peintures ,1916)的【帝王圖】「西漢的禪讓」裏,用中國歷史的悠久和耶穌紀元的滯後,諷刺了用耶穌紀元定位中國歷史的荒誕:「倘若你們當中哪位心生好奇,想知道華夏歷史的這個關頭對應著蠻人歷史中的哪一刻,我就告訴他,在王莽亂政的時代,西方誕生了一個聖人,從此被羅馬人奉為唯一的真神與保護神:這就是耶穌。

此後,這些不臣於華夏的蠻夷便以耶穌的生年為起點計算宇宙紀年。(這使他們有時不得不倒著數;說什麽第一個朝代,古老的夏朝,起始於‘時間開始前兩千兩百零五年’!)他們就這樣讓綿亙的時間之流在此處斷了片刻。」也就是說,所謂「西元」,把悠久連貫的中國歷史分割為西元前和西元後,對中國人來說很荒誕。連西儒都覺得荒誕的「西紀」、「西元」,我們也的確應該好好反思了。

此外,這種紀年法似也不宜稱為「公元」,而宜如港台地區那樣稱為「西元」,或如日韓等國那樣稱為「西紀」;相應地,「西歷」也不宜稱為「公歷」。整個東亞地區,除中國大陸外,其實都稱「西歷」、「西元」或「西紀」,而不稱「公歷」、「公元」。正如上文所舉各例所示,早期在華西人也稱「西歷」。顧名思義,「公歷」即是世界通用的歷法,「公元」即是世界通用的紀元——透過加上「公」這個具有「普世」意義的字,我們無形中奉「西歷」和「西元」為「世界正統」。現在到了應該撥亂反正的時候了。

又,一般認為中歷的「缺陷」是不使用連續紀元,導致歷史座標不清晰。這或與中國傳統社會重迴圈思維、輕直線思維有關。但中歷並非不能使用連續紀元,比如只要有需要,我們完全可以創立一個「中華紀元」。而待將來世界大同以後,我們更可以創立一個超越各種文明的屬於全人類的共同紀元——那才會是真正的「公元」!

古代東亞的「時間主權」在中國,現代世界的「時間主權」在西方,未來天下的「時間主權」應屬於全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