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當一個人經歷過腥風血雨的戰爭年代，又度過了國泰民安的和平年代時， 他的身上總會留下不同時代的烙印，例如戰鬥到底的犧牲精神。反之，時代的長河裏也會留下專屬於他的痕跡，例如發人深省的戰鬥故事。
楊勇將軍便是這樣的人，從他的身上，我們看到的永遠是一個屹立不倒的軍人的楷模。
「不惜一切，絕對保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
1913年10月28日，楊勇出生在文家市清江的一個貧農家庭，雖然家庭貧困， 但在父母的努力下，他可以上學堂，接受教育，不用過早地為生計擔憂。 在學校讀書期間，楊勇參加了童子軍，並接觸到了共產主義思想，漸漸地，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17歲的楊勇正式參加了工農紅軍。從此， 他將自己的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共產黨和偉大的革命事業。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懋功，兩軍會師後，黨中央決定北上。然而， 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卻搞起了分裂紅軍和黨內團結的活動。提出南下川康邊界，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並強烈要求中央放棄北上的方針。
針對張國燾的這一行徑，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會議上堅決否定了他的主張，明確指出 「如果南下，前途極端不利」，並反復強調北上。
張國燾得知後惱羞成怒，私下召集親信， 準備對中央紅軍采取軍事行動，裹挾中央機關南下。 在這一關鍵時刻，在紅四方面軍工作的葉劍英立即向中央匯報了這一情況。根據葉劍英同誌提供的資訊， 黨中央連夜率領一、三方面軍單獨北上，避免了一次內部可能發生的軍事沖突。
為了保障中央安全，毛主席命令紅三軍派一支部隊掩護中央機關 。紅三軍軍長彭德懷立即向楊勇同誌下達了這一命令。
那天，彭德懷叫來楊勇，十分嚴肅地對他說道： 「楊勇同誌，張國燾要南下，這不行。中央已經決定要我們單獨北上，立即離開這裏。你們的任務就是掩護中央機關，保障中央機關的安全。必須格外小心，做到萬無一失。」 下達命令後，彭德懷不放心地又強調道： 「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給你們了，出了問題，可是要唯你是問的。」
楊勇鄭重地點了點頭，轉身走了出去。他急忙召集開會，向大家傳達了彭德懷的命令， 要求不惜一切，絕對保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不能出半點差錯。
於是，楊勇率領全團400多名官兵一起悄悄護送中央機關離開。周恩來、王稼祥等中央領導率先出發，毛主席手拿一根木棍當拐杖跟在後面。楊勇見狀，準備攙扶他一把，沒想到毛主席卻擺擺手，連聲說道： 「不用不用，我能行。」
「你就是楊勇同誌吧？告訴大家一定要小心，我們決不能做紅軍打紅軍的事。」 毛主席擡頭看著他叮囑道。
楊勇深深地點點頭，此後一段時間，他幾乎寸步不離地跟在毛主席身邊，一直到了陜北。離開的當晚，並沒有出現什麽意外。不過，天剛蒙蒙亮時，後面卻有幾十個人追了上來，等他們走進一看，最前面打頭的是紅四方面軍的副參謀長李特。
毛主席跟李特等人在一處寺廟裏進行了短暫但激烈地交談。毛主席直言不諱地跟他們說道： 「想要南下的，請便，想要北上的，也請便，決不強迫。」 緊接著，毛主席便鎮定自若，一臉自信地指出： 「我可以告訴你們，南下沒有出路。現在不想跟中央北上的，我們等一等。我相信，一年後，你們也會北上的。」
李特一聽，惱羞成怒， 大喊「毛澤東是逃跑主義」、「破壞團結」。 說話間，李特習慣性地拎起了腰間的手槍。 楊勇見狀，幾個大步走了過去，擋在了毛主席的面前。他眼睛一眨不眨死死地盯著李特和他手裏的那把手槍。 楊勇滿腦子想的是， 無論發生什麽意外，一定要保證毛主席的安全。
氣氛僵持了一會兒後，李特一行人見自己討不到什麽便宜，便悻悻離開了。這時，毛主席看著擋在自己面前的楊勇，拍了拍他的肩膀，高興地說道： 「你可是一員猛將呀，關鍵時候有那一股子虎勁。我們的紅軍戰士就是需要這樣的氣勢。」
「主席義正言辭，他們理屈詞窮，這就是邪不壓正。」 楊勇認真地回答道。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紅軍來到陜北，與當地的紅軍勝利會師。楊勇安排好毛主席等中央領導人的住處和保安工作後，才稍稍松了一口氣。直到這時，他才真正意識到自己保衛中央機關的任務已經完成。
此後，楊勇以極高的熱情投入到了爭取民族獨立的偉大戰爭中。1945年11月，根據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政治委員鄧小平的命令，成立了第七縱隊，楊勇擔任司令員，張霖芝任政委。
在劉鄧大軍裏，楊勇的「勇」是勇冠全軍的「勇」，鄧小平既對他十分贊賞，誇贊有加，又曾十分嚴肅地批評、鞭策過他。 但無論是誇獎還是批評， 從中都能看出鄧小平對他的愛護和殷切期望。
「要以中央檔為準，以紅表頭檔為準」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中國人民在經歷了百年的屈辱後，終於迎來了當家作主的新日子。
然而，和平年代，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中國人民也經歷了許多困難和挑戰，也存在對現實情況的錯誤認識和判斷。
1973年，根據毛主席的決策，鄧小平再次復出，楊勇得知訊息後，十分高興。四屆人大召開前，他曾激動地對老戰友王猛說： 「鄧小平同誌現在主持常務工作，毛主席說，小平同誌政治思想強，人才難得。有什麽問題今後會好辦。」
不過，隨著國內形勢的變化，鄧小平的處境再次變得艱難起來。 1976年周總理逝世後，一些別有用心之人將矛頭轉向鄧小平並逐漸公開化。時任新疆軍區司令員的楊勇靜觀其變。
之所以不動聲色，是因為 楊勇認為自己的老首長是正確的。從鄧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一年多時間裏，全國各行各業出現的喜人變化是有目共睹的。
因此，楊勇依舊忙於工作，召開民兵工作會議…… 但唯一不做的就是「反對鄧小平」。 楊勇還專門對負責宣傳、文教工作的賈那布爾表示： 「你讀宣傳部、報社、新華分社，一定要註意掌握著點。……現在的鬥爭很復雜，你們不一定了解，在沒有弄清楚之前，不要瞎跟。」
1976年2月上旬，在新疆召開的一次會議上，有人提到了要如何看待鄧小平的相關事件時，楊勇在大會上明確指出： 「要以中央檔為準，以紅表頭檔為準。」
他隨手拿起身邊的一張報紙，揮舞著說道： 「這些報紙刊物不足為憑，只能做個參考。」
楊勇的這些話，被在場的一位新華社記者寫了下來，並送到了北京。隨即， 新疆的形勢急轉直下，楊勇首當其沖成為了那些人的目標。
盡管如此，楊勇依然堅持自己的看法，他再次表態稱：「 我相信毛主席對‘四人幫’的批判沒有錯，我也相信鄧小平同誌是正確的，我們就是要按兵不動。」
2月24日，楊勇等人收到中央通知： 到北京參加緊急會議。 29日，會議開始小組討論，「批評鄧小平」毫無例外成為了主流。楊勇在看過會議檔和簡報後，感到十分為難 ：如果跟風批評鄧小平，則違背了他的心願，喪失原則；如果不批評鄧小平，又很難過關。 於是，楊勇拿著【毛主席重要指示】為自己做了辯護，他說：「 毛主席講‘他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我們要堅持稱鄧小平為同誌，反正我們沒有那麽高的調門。」
3月1日，根據【毛主席重要指示】，楊勇針對鄧小平的情況作了發言：
「鄧小平同誌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在學習元旦社論之前，由於自己路線覺悟不高，辨識能力差，沒有看出問題，並且傳播貫徹了。……從這次教訓中，使我進一步體會到認真看書學習、弄懂馬克思主義的重要性……」
楊勇這番話充分顯示了他的政治智慧。會議結束後，由於會議內容大多是關於批評鄧小平的聲音，楊勇交代賈那布爾： 「回去後，我們不要翻印，不要擴散，不要傳。對於鄧小平的問題我是想不通的，小平同誌沒有錯，這樣做是不得人心的。」
因此，回到新疆後， 在鄧小平這一問題上，楊勇選擇了消極應對。 與此同時，為了減輕常委的壓力，他更是一力承擔了所有責任。
同年6月至9月，楊勇將自己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了軍隊中。期間， 軍區共召開21次常委會，但會議內容沒有一次是關於討論鄧小平問題的。
可以看出，楊勇是十分相信自己的老首長的，也是相信自己的判斷的。
表面風平浪靜，實際上已是暗流湧動
1976年，毛主席逝世後，關於鄧小平出來工作的聲音與日俱增，但與此同時，也有不少阻撓的勢力在蠢蠢欲動。
楊勇察覺到北京的暗流湧動後，決定離開新疆去南方度假，他說： 「我因患有肺氣腫，特向中央請了假，要去療養幾個月，準備到武漢住上幾天，然後再到廣州、海南島……」
從楊勇的話裏，不少人以為他真是要去南方療養的。但細細一想，自重新工作後， 楊勇全身心投入，從未休過假，為何偏偏要在這個緊要關頭去南方度假呢？
原來， 楊勇是假借療養、休假為名，到各處走動走動，沿途經過一些地方時，跟同誌們商量一下如何能爭取讓鄧小平快點出來工作。
同年12月上旬，安排好工作後，楊勇先來到了北京。在北京他與羅瑞卿見了一面，羅瑞卿得知楊勇要去南方度假，便提出要一同前往： 「我就沾你的光吧。」
楊勇一聽，急忙說道： 「哪能這麽說，一起走。」
當時，搭專機是有規定的，羅瑞卿又必須要獲得中央批準才能外出，因此，耽誤了一點時間。楊勇和羅瑞卿抵達機場後，就靜靜地等待著中央的批準。此外，韓先楚也跟他們同行。 三人從北京出發，飛抵武漢，打算跟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誌和政委王平談一談支持鄧小平盡早出來工作的事情。
羅瑞卿由於腿腳不便，一路上，楊勇便親自推著他前進。 不管是坐車還是住房，他都十分細心。每到了一處地方，一定要先看看給羅瑞卿準備的房子如何，要是不怎麽滿意，便將自己的房子換給他住。
三人抵達武漢後，由於楊得誌、王平外出，武漢軍區副政委王猛前來迎接他們。由於這次行程比較輕松，三人商量後決定在武漢住幾天，順便等待楊得誌和王平回來。
這天，吃過飯後，羅瑞卿、韓先楚起身告辭，王猛也準備離開。就在這時，楊勇突然對王猛說道： 「怎麽了？你還有事？現在就要走了？沒有的話就再坐一會兒吧。現在的問題很多，正在解決，我相信很快也會得到解決的。」
王猛後來會議起當初的這件事時，說道： 「雖然楊勇同誌並沒有直接說讓小平同誌出來工作的事情，但他的態度我是知道的。」
楊勇深知， 要想說服大家讓鄧小平出來工作，這個範圍就不能太小 ，但鑒於當時暗流湧動的形勢，又不能透過召開會議，只能爭取在一定的範圍內造成輿論。如果走漏一點風聲，後果恐怕不堪設想。但幸運的是， 讓鄧小平同誌早點出來工作是人民所向，大家都十分支持。
12月底，楊勇和羅瑞卿一同飛往廣州，先後走訪了汕頭、深圳、湛江等地。在廣州，楊勇應邀到許世友家裏吃飯，席間，楊勇確定了許世友的態度。這讓他心裏松了一口氣。
在南方度假的這段日子裏，楊勇和羅瑞卿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的意見達成了一致，他們與多名老同誌進行交流，聽取意見，了解想法 ，許多人一致認為必須盡快讓小平同誌出來工作，這事不能再拖了。
於是， 楊勇將這一情況匯報給了葉劍英，建議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請鄧小平同誌出來工作。他們堅信，只有鄧小平復出工作，才能夠將國家和民族解救出來。
1977年2月，楊勇去西山看望老首長鄧小平，見他身體狀況和心情不錯後，心裏十分高興。不久後，楊勇回到新疆。沒過多長時間， 楊勇便接到通知，率領中國人民解放軍代表團赴北韓存取。 同年6月，楊勇從北韓回到北京。他在給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報告中，特意寫了這樣一段話：
「金主席、武振宇談話中還關心鄧小平同誌何時出來工作，做什麽工作。金主席說，我見過他多次，他有能力，政治上很強。」
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上，一致透過了恢復鄧小平一切職務的報告，鄧小平正式復出。
1977年9月，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命令，楊勇出任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
多年來，受各種因素影響，人民軍隊內部存在不少問題。 擺在楊勇面前的工作堆積如山。對他來說，棘手的問題很多，尤其是要如何把當時正在進行的「三查三整」工作做好。
由於過去幾年，總參機關內部所牽連的人數甚多，要想將所有事情搞個明白並非易事，正當楊勇為難之際，鄧小平及時為他指明了大的方向：
「搞‘三查三整’，我看是很有必要。主要能夠解決兩個問題，一是班子問題，一是作風問題。總參要帶頭把班子搞好，把作風搞好。當然，班子也好，作風也好，都要分清是非，而要分清是非，沒一股子勁不行，甚至包括得罪一些人，不得罪人也不行……」
鄧小平的一番話點醒了楊勇，隨後，他放下了各種包袱，認真執行起了這項任務。
結語
楊勇將軍同許多老一輩革命家們一樣，都是理想主義者。 他們在當年那麽艱苦的環境下打不爛、拖不垮，靠的就是心中的理想和信念。 或許，張愛萍將軍寫的 「留得錚錚鐵骨香」 便是對楊勇一生最為貼切的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