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紅軍落腳陜北，卻發現四面為敵
1935年10月19日，毛主席指揮只剩下八千多人的紅軍陜甘支隊抵達陜北吳起鎮，中央紅軍艱苦卓絕的二萬五千裏長征至此基本勝利結束。
兩天後，彭德懷統一指揮紅軍第1、第2縱隊打垮了追擊而來的馬鴻賓、馬鴻逵所部第35師騎兵團，是為「吳起鎮之戰」。
這一仗把一直跟在屁股後面的「尾巴」打掉了，中央紅軍的處境終於暫時穩定下來。
同月，蔣介石任命張學良為西北「剿總」副總司令，代行總司令職權進駐西安，調20萬東北軍到陜北「剿共」。
張學良以為當時疲憊不堪、糧彈皆缺的紅軍絕非裝備精良的東北軍的對手，因此意氣風發，覺得東北軍打紅軍那不就是錘子打豆腐、滾湯化冰塊，輕輕松松！
結果沒想到，東北軍自從和紅軍交手開始就接連吃了敗仗，損失慘重。
9月中旬，先期進入陜北的東北軍第110師在勞山遭徐海東的紅25軍伏擊，2個團被殲滅，師長何立中斃命。
10月25日，東北軍第107師在鄜縣榆林橋再次和徐海東交手大敗，損失2000多人，團長高福源被俘。
11月下旬的直羅鎮戰役中，東北軍109師和來救援的106師1個團基本全部被殲，師長牛元峰自殺身亡。
短短2個月多點時間裏東北軍就損失了差不多2個半師，而且部隊被紅軍消滅後蔣介石非但沒有補充，反而取消了部隊番號，扣發軍餉，死傷的官兵也得不到國民政府的撫恤。
這讓張學良開始認識到：紅軍的戰鬥力相當強悍，蔣介石只是想要借紅軍之手消滅東北軍。
一開始，張學良受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思想毒害很深，他所想的就是先率部消滅紅軍，然後再打回東北老家去。
但現在眼看「剿共」沒有出路，回家遙遙無期，東北軍士氣低落，將無鬥誌，兵無戰心，張少帥的內心十分苦悶。
殘酷的現實迫使張學良開始考慮東北軍的出路問題，1936年1月，他與時任中共中央聯絡局局長的李克農進行協商，確定雙方停戰。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秘密來到東北軍控制的延安，希望中共派人前來會談。
中共方面派出的會談代表是周恩來。
周、張延安會談是卓有成效的，張學良接受了周恩來提出的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雙方同時約定停止戰鬥，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到對方軍中加強聯絡。
按照毛主席的打算，紅軍和東北軍停戰之後就擁有了一塊穩定的基地，完全可以借此機會有所作為。
於是紅軍在1936年2月底東渡黃河，發起東征戰役，這一招本想依托險峻的呂梁山脈發展根據地，同時打通前往華北抗日的通道。
但沒想到控制山西的軍閥閻錫山拼命反擊，加上蔣介石也調動大軍進入山西，使得敵軍總數達到20多萬，紅軍不能立足，只好又撤回黃河以西。
到1936年5月東征戰役結束時，毛主席他們面臨的戰略形勢是這樣的：
閻錫山的3個師和湯恩伯率領的蔣介石嫡系13軍反推到黃河渡口，封住了紅軍再次東進的通道。
蔣介石在榆林、綏德部署2個師，關上了紅軍往北沖入內蒙古的大門。
西北軍鄧寶珊部在會寧、靜寧、固原一線，東北軍的於學忠部在天水、禮縣，意圖阻止紅二、紅四方面軍北上。
馬鴻逵、馬鴻賓所部活動在陜西、寧夏交界處，實際上阻止了紅軍向西進入寧夏。
在陜西境內主要是張學良的東北軍和楊虎城的西北軍，當然蔣介石還不知道他們已經和紅軍停戰了。
隨後，蔣介石設立了新的晉綏陜寧四省邊區「剿共」總指揮部，任命陳誠為「剿共」總指揮，調動16個師20多萬人，準備開始新的一輪「圍剿」。
二、毛主席決心聯合張學良成立西北抗日政府
1936年6月初，毛主席和中共中央得到張學良派密使送來的兩個重要情報：
兩個都是壞訊息：第一，陳誠指揮的15萬國民黨軍即將對中共中央當時的所在地瓦窯堡實施大舉圍攻；第二，戰鬥力強悍的胡宗南所部10萬人已經進入陜西境內，很快會參加對紅軍的圍剿。
如果紅四方面軍能夠趕來會師，陜北紅軍的總數將達到七八萬人，在毛主席指揮下足以與國民黨軍一戰。
但此時四方面軍還在甘肅、寧夏兜圈子，如果沒有他們的兵力支援瓦窯堡是守不住的。在這種嚴重局面下，6月21日，毛主席下令中央機關撤離瓦窯堡，轉移到保安、吳起鎮一帶。
這時，紅軍在陜北僅有的立足之地已經不多了，而且物資供給也十分緊張。
如果紅軍在陜北站不住腳，擺在毛主席面前的只有一條路：紅軍沖到新疆或者蒙古的中蘇邊界處，背靠蘇聯的支持建立根據地。
這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當時名義上還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分支，而共產國際的實際支持者蘇聯政府也是中國革命的支持者。
然而天才的毛主席憑借著手上不多的資源卻產生了另一個新的戰略構想：那就是聯合張學良控制西北五省，再借助蘇聯的力量和日本帝國主義作鬥爭。
古往今來，把一手好牌打得稀爛的人比比皆是，但像毛主席這樣始終能夠把一手爛牌打翻盤的屬實不多。
為此，毛主席在1月初就指示與張學良會談的李克農：「彼（張學良）方如誠意抗日反蔣，則我方可助其在西北建立穩固局面，肅清蔣系勢力，進一步助其回平津、東三省，軍餉、械彈我方亦有辦法助其解決。」
中央紅軍才2萬多人，張學良所部有20萬人，東北軍需要的軍餉、械彈，靠紅軍是解決不了的，其背後真正的贊助方就是蘇聯。
毛主席之所以敢做出這一承諾，就是因為蘇聯在遠東的壓力越來越大，急需中國形成一股統一的抗擊日本的力量，幫助蘇聯分擔其壓力。
從1930年代中期以來，蘇聯所面臨的國際形勢已發生了重大的不利變化。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為德國總理，德國迅速重新軍事化。
1935年春，德國公開違反【凡爾賽和約】，宣布擴軍到30萬人。1936年3月又德國撕毀【羅迦諾公約】，出兵占領了萊因河以東的非軍事區，英法等國卻視若無睹。
史太林很快看出來，西歐諸國之所以采取「綏靖」政策，就是想把德國的禍水東引，讓希特勒和蘇聯拼個你死我活，好讓他們坐收漁翁之利。
納粹德國不僅瘋狂擴軍備戰，而且和在遠東拼命擴張，絲毫不掩飾其對蘇聯領土胃口的日本明裏暗裏勾勾搭搭，使得蘇聯面臨兩線作戰的困境。
現在史太林判斷納粹德國是蘇聯的主要威脅，蘇聯必須把自己的主要力量擺在歐洲，至於亞洲，只要給日本找一個對手，把他們拖住就可以了。
為了給當時對外訊息隔絕的中共中央傳達蘇聯希望盡快在遠東地區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資訊，1935年下半年，史太林委托林彪的堂兄林育英（化名張浩）經過艱難跋涉回到了瓦窯堡。
透過林育英的傳達，毛主席認識到蘇聯和中國共產黨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是一致的，雙方完全可以達成合作，蘇聯提供武器裝備和資金，中共提供人員，簡直完美。
當時共產國際和毛主席他們談合作的進展已經到了具體實施階段，即蘇聯將槍炮和彈藥運到新疆或者內蒙古的邊境地帶，然後紅軍派人來接收。
按照1936年6月的形勢，以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會合之後的八萬余眾，加上張學良麾下的20萬東北軍，是完全能夠控制西北局面，形成一個戰略縱深更大的抗日根據地。
雖然日本帝國主義的力量很強大，只靠紅軍和東北軍的力量鬥不過他們，但是有蘇聯的支援就沒問題了。
因此，在四面為敵的危急處境中毛主席以超人的魄力和勇氣考慮了一個應對方案：
第一步，紅軍聯合東北軍突然發動反蔣起義，迅速消滅蘭州的朱紹良部、青海、寧夏的馬家軍。按照毛主席的估計，如果雙方合力，肅清這幾股敵人問題不大；
第二步，以蘭州為大本營，建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由張學良擔任政府主席及抗日聯軍總司令，中國共產黨方面派人擔任副手；
第三步，派人與控制新疆，當時還偽裝成開明軍閥的盛世才聯系談判，開辟通往蘇聯的穩定道路，如果盛世才不願意，那就打過去。
至此，紅軍可以與張學良合作成立一個控制陜西、甘肅、寧夏、新疆、青海五省和內蒙古部份地區的聯合政府，背靠蘇聯抗日，這是按照當時局勢來看最理想的抗日救國方案。
但毛主席沒有想到的是，張學良雖然收到了這一合作建議卻舉棋不定，始終在中共和蔣介石兩邊徘徊猶豫。他特別叮囑中共方面，沒有他的同意，萬萬不可將建立「西北抗日聯合政府」的聲明外發。
三、張學良舉棋不定，史太林兩面三刀
1936年6月1日，控制廣西的李宗仁和控制廣東的陳濟棠突然通電全國，要求蔣介石出兵抗日，並派出大軍北上湖南與蔣介石的部隊發生沖突，一時間舉國震動，史稱「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發生後蔣介石猝不及防，其圍剿陜北紅軍的計劃被打亂，不得不臨時命陳誠前往長沙主持局面，同時令原定入陜「剿共」的胡宗南所部待命，陜北紅軍的處境暫時得以改善。
張學良得到「兩廣事變」的訊息之後，認為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可能發生變化，為了觀察各方動向，他在6月下旬離開駐地洛川，先後到西安、蘭州、銀川觀望各方態度。
隨後，他又飛到上海，並參加了在南京舉行的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而這一切行動中共中央事先都不知情。
在南京，張學良得到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這讓他動搖了。
那就是史太林同時也在聯絡蔣介石，希望他出面主持中國的抗日大局，而蘇聯將會給予國民政府相應的經濟和軍事援助。
作為國際政治的頂級玩家，精明的史太林並不會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裏，在借用共產國際的名義向中共發出指示的同時，他又找到了蔣介石。
對史太林來說，共產主義的大義名分固然重要，但搞政治最終看的還是實力，蔣介石的實力當然要勝過紅軍。
老謀深算啊！
正是一次次的教訓讓毛主席領悟了一個最深刻、最管用的道理：永遠不要依賴外國的力量，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
在南京，張學良試探了蔣介石關於「剿共」、「聯俄」和「抗日」的態度。他的說法也很圓滑：畢竟「聯俄」和「剿共」是沖突的，所以小弟我對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的決策十分困惑。
蔣介石的回答是：「非俄不可聯，但須我們清共後。」
到底是跟蔣介石走還是跟中共合作，張學良很糾結。
在蔣介石的敦促下，張學良又命令王以哲的67軍向延安以北推進，同時何柱國所部從慶陽、合水一帶向東北方前進，與國民黨其他各路部隊形成對陜北紅軍合圍之勢。
雖然東北軍占領的都是一些紅軍主動讓出來的地方，雙方也沒有爆發戰鬥，但張學良的姿態卻讓毛主席感到詫異。
既不翻臉，也不合作，張學良到底是什麽意思？
7月中旬，中共中央收到了潘漢年轉發的張學良的意見，主要就是兩條：
第一，請紅軍先實施打通蘇聯的作戰計劃，等到道路暢通之後我們再考慮成立西北聯合政府的行動；
第二，打通蘇聯的戰役計劃大致在9月份進行，但東北軍不能直接參與，必須以紅軍為主，東北軍可以做隱蔽的配合。
其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張學良是在找理由拖延雙方的實質性合作，同時也是反過來將了中共的軍：你們不是承諾提供武器、軍餉和彈藥嗎？那起碼先得兌現一部份吧。
現在由於「兩廣事變」，蔣介石部署在陜北的兵力受到很大削弱，如果紅軍和東北軍聯手完全能夠做出很大的一番事業，可張學良卻依然在「勸蔣抗日」和「反蔣抗日」之間猶豫不決。
毛主席也很無奈：兜了一大圈子，最終破局的希望還是回到了紅軍自己身上。
張學良這頭的問題還沒解決，共產國際的壓力卻接踵而至。
1936年7月23日、8月15日，共產國際兩次致電中共中央，要求紅軍停止「反蔣抗日」，采取「聯蔣抗日」的辦法。
為什麽史太林這麽著急？因為這時遠東局勢又發生了不利於蘇聯的惡劣變化。1936年8月7日，日本廣田弘毅內閣召開了「五相會議」，決定把「南下」和「北上」同時作為日本的擴張路線。
所謂「北上」，就是要積極準備進攻西伯利亞，以控制從勘察加半島到貝加爾湖的廣大遠東地區，這讓蘇聯東面的防禦壓力驟增。
除了史太林兩面三刀，不講信用，整個8月份毛主席收到的壞訊息可謂接連不斷：
在蔣介石的收買和分化下，粵軍將領紛紛倒戈，7月18日陳濟棠宣布下野，8月23日李宗仁、白崇禧派代表前往廣州面見蔣介石表示屈服，看起來聲勢浩大的「兩廣事變」，只用了不到2個月就被蔣介石鎮壓下去。
後方安定，蔣介石隨即恢復了對陜北大舉進攻的態勢：由於紅四方面軍遲遲不能東進陜北，夾擊胡宗南的計劃也告失敗，9月中旬胡宗南部抵達蘭州，此時靠紅軍單方的力量再要想奪取蘭州已經不可能。
要「聯蔣抗日」，怎麽個「聯」法？自以為勝券在握蔣介石已經給出了方案：
紅軍師以上幹部全部「出國考察」，紅軍由國民政府收編，過渡期只能保留3000人。
這不是「聯蔣抗日」，這是赤裸裸的招安！因為槍桿子不在自己手裏，第一次大革命失敗血的教訓還歷歷在目，毛主席又怎可能重蹈覆轍，斷送中國革命的前途？
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采取符合實際的革命鬥爭策略，這是中國共產黨從幼稚走向成熟的重要標誌。
四、國民黨大軍全面合圍，毛主席計劃第二次長征
此時的局勢變化簡直如同走馬燈：1936年10月7日，在四川、甘肅、寧夏兜兜轉轉一年多的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終於在甘肅會寧會師。
雖然四方面軍的到來姍姍來遲，但還不算太晚，因為現在改變紅軍不利局面的辦法只剩下一個：
透過打通西去蘇聯的道路爭取張學良合作，壯大自身實力，獲得蘇聯援助，繼續走「反蔣抗日」的自主道路。
10月11日，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制定了【寧夏戰役計劃】，決心以一、四方面軍主力向西發展，先消滅馬鴻逵所部，把陜北、隴東、寧夏連成一片，然後相機奪取甘肅。
死中求活，全靠這一仗翻盤。
但已經部署妥當的蔣介石絕不會讓紅軍從容展開：10月26日，在李先念率四方面軍先頭部隊從靖遠縣虎豹口渡過黃河之後，已經占領靜寧、會寧的胡宗南部突然向還在黃河以東的四方面軍主力發起猛烈進攻。
紅軍倉促應戰，損失很大，中央軍委急電四方面軍總部，要求先組織2個軍渡河，而以方面軍主力阻擊胡宗南和王均的2個軍，配合一方面軍共同殲滅之。
但由於四方面軍領導人不聽命令，讓部隊放棄阻擊國民黨軍而全部渡河，這一戰役計劃失敗了。
11月1日，彭德懷與朱老總、賀龍、任弼時、徐向前等紅二、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在海原關橋堡會商，決心在海原、打拉池大道以北尋找戰機，消滅胡宗南部兩三個師，迫使其停止追擊。
但因為紅軍的作戰意圖暴露，蔣介石命令胡宗南轉向銀川方向，這一戰役計劃也失敗了。
這時的情況對於紅軍來說非常被動：鑒於大批敵軍抵達銀川，寧夏戰役計劃已經無法實作，而蔣介石調集了中央軍、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各路人馬，總共260多個團，將紅軍重重包圍在陜北。
一場新的大規模「圍剿」，就等蔣介石一聲令下。
陜北不同於當年的中央蘇區：此時紅軍實際控制的地區縱橫也就百來公裏，根本沒有蘇區將近一個省那麽大的戰略縱深。
而且黃土高原一望無際，既沒有什麽大河，也沒有大山，在這種地方紅軍很難和優勢的國民黨部隊周旋。
現在紅四方面軍主力已經被國民黨軍隔斷在黃河以西，無法回援，紅二方面軍兵力不強，僅靠紅一方面軍無法和30多萬國民黨軍抗衡。
若紅軍死守就相當於坐以待斃，事情再一次發展到兇險萬分的地步。
生死關頭，毛主席依然在苦思冥想回天之術。
1936年11月8日，毛主席果斷制定了一個新的作戰計劃，這個計劃一開始高度保密，因為它幾乎相當於第二次長征，如果公開恐怕會在陜北根據地引發軒然大波。
根據新的計劃，紅軍首先向南占領東北軍控制的鎮原、合水、寧縣一帶，這也是蔣介石包圍圈的唯一缺口；
隨後繼續向南，進至洛川、富縣地區，再到人口相對稠密的韓城、宜川補充兵員和給養；
然後，以主力經清澗、神木再過黃河進山西，控制同蒲鐵路，迫使閻錫山談判，但這只是方案的第一步。
第二步，要看閻錫山願不願意配合，如果在山西站不住腳，紅軍要從晉冀魯豫四省交界地帶南渡黃河，到安徽、山東一帶補充；
第三步，再從安徽挺進鄂豫皖，那裏是紅軍的老根據地，有一定的革命基礎，利於紅軍發展壯大；
第四步，從鄂豫皖走當年紅25軍的老路，打通鄂豫陜，再轉到青海、甘肅一線向西進入新疆。
如果路上遇到國民黨重兵阻擊過不去，紅軍就分散打遊擊，一定要保留一部份人闖到蘇聯邊境去，給革命留下火種。
執行這個方案相當於繞大半個中國，紅軍要走的路可能比兩萬五千裏長征還長，前路漫漫，命運難測，會發生什麽殊難預料。
為了完成第二次戰略轉移，毛主席他們已經做了最壞的打算，如果紅一方面軍失敗，那希望就全部落在河西的紅四方面軍肩上了。
因此，毛主席專門致電河西的徐向前、陳昌浩、李先念等領導同誌，請他們盡可能在甘州、肅州、涼州、民勤地區建立根據地，做進一步西去的準備。
但歷史再一次發生了奇跡，就在這一戰略轉移方案即將實施的1936年12月12日，被蔣介石逼到死角的張學良、楊虎城毅然發動「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聯共抗日。
中國歷史發展的軌跡至此了根本性的轉折，中華民族在亡國滅種的危險邊緣終於走了回來。
當中國革命、整個民族的生死存亡懸於一線，我們看到的是毛主席的堅毅果決，百折不撓，張學良、楊虎城二位將軍的民族為重，大義為先。
就以發動「西安事變」而論，張學良、楊虎城也是我們民族和國家的千古功臣。
這不能不說是「天佑中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