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9月，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參加中共八大期間，毛主席曾與他進行了長達兩個小時的私下交談。
在交談中，當烏布利希提到兩國應該互相存取時，毛主席談到了自己對共產國際的看法。他指出，共產國際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給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其中90%的革命行動因共產國際而失敗。
共產國際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建設過程中，曾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但其存在的問題也不容忽視。
在列寧的倡導下，共產國際應運而生，它的創立是為了指導和支援全球無產階級鬥爭，並在中國革命中提供了寶貴的幫助，是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機構。
在中國共產黨早期的活動中，由於尚未獨立，很多決策都需要依賴於共產國際。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後，一些革命先驅開始尋找新的道路，他們從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中看到了中國的革命希望。
同時，共產國際也在密切關註亞洲國家的革命運動，並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一些俄共代表如維經斯基來到了中國，他們了解了中國建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和情況，並與李大釗、陳獨秀等人進行了交流，分享了俄國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並對他們的建黨工作給予了指導和幫助。
1920年8月，【新青年】編輯部正式成立，標誌著中國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組織——中國共產黨誕生。此後，武漢、長沙、北京等地相繼成立共產黨的早期組織。
共產國際的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於次年6月抵達上海，與早期中共領導人展開對話。經過商議，他們認為，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已是箭在弦上。
1921年7月，來自全國各地的13名代表在嘉興南湖參加了中共一大，馬林和尼克爾斯基也列席了此次會議。這次會議對中國共產黨未來的發展影響深遠，會上確立的綱領和決議，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的標誌。
在中共成立後的發展和路線方面，共產國際的綱領性檔給予了很大的啟示。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中共的主要工作重心也隨之發生了變化。
共產國際召開的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列寧接見了中共代表張國燾、國民黨代表張秋白和鐵路工人代表鄧培，表達了希望中國國共兩黨合作推動中國革命發展的意願，並希望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增加革命的效力。
在共產國際的建議下，黨的二大之後，建立國共統一戰線成為這一時期的重心。盡管初期大部份領導人反對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方式，但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的解釋和勸服下，國共第一次合作還是以這種方式達成。
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推動下，黃埔軍校應運而生。在此之後，黨的四大確定了發展工農運動、壯大工農力量的工作重點。
隨後，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相繼爆發，使得中國大革命達到了高潮。雖然共產國際的援助和指導對中國革命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方式以及國民黨內部的分化，也為中國的革命歷程蒙上了一層陰影。
盡管左傾理論曾讓中國革命遭受重創，但在第一次國共合作建立時，孫中山在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幫助下成功改組國民黨。
然而，隨著革命運動的推進，國民黨內部出現分化。以蔣介石、汪精衛為代表的國民黨「新右派」，在革命行程中逐漸偏離了孫中山提出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甚至陰謀反共並竊取革命果實。
1927年，蔣介石和汪精衛叛變革命，以「清黨」為名，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進行屠殺，這些人中，有很多是單槍匹馬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
這是共產國際和孫中山達成黨內合作方式時，共產國際的妥協所帶來的隱患。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共產國際的策略顯得有些軟弱。
面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殘暴行動，共產國際和聯共（布）的駐華代表卻選擇了妥協和退讓的政策。這樣的妥協和退讓，也導致了大革命後期右傾主義錯誤的產生，最終導致大革命的失敗。
這一點維經斯基自己也承認。
在中國革命低潮的時候，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曾遺憾地說，由於沒有及時打擊蔣介石，共產國際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的處理中犯下了嚴重的錯誤。
然而，中共的南昌起義給中國革命帶來了新的希望，盡管土地革命初期，共產國際的指導存在很多失誤，但在八七會議之後，秋收起義、廣州起義和其他起義陸續展開，各地革命武裝深入農村開展遊擊戰爭、開辟革命根據地並實行土地革命。
此後，共產國際因駐華代表之前的失誤，不再向中國派遣代表，而是讓中共代表團常駐莫斯科，協助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工作。
在中共六大之後，瞿秋白、張國燾、王若飛等人留在了莫斯科。盡管中共代表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工作，但在大革命時期，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提出的「三階段」理論對中國革命產生了負面影響。
土地革命中期，共產國際的「左傾」指導使中共內部產生了「左傾」錯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錯誤地搬用蘇聯模式，導致了中共內部四年之久的統治，給根據地的建設和土地革命的發展帶來了重大損失。
這個錯誤的路線直接導致了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不得不走上艱苦的長征道路。這次中國革命的挫折，共產國際要承擔直接責任。
遵義會議的召開，結束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讓中國革命從此步入了正確的道路。
在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系中斷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領導革命，"遵義會議"的召開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重要轉折點。
這次會議充分體現了黨的獨立自主和政治成熟。抗戰初期，共產國際對中共的適應能力表示擔憂，派遣王明等人回到中國。
然而，王明仍然堅持"左傾"觀念，提出了許多錯誤的觀點和建議。
為了改變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的誤解，中共派遣任弼時前往莫斯科，親自向共產國際解釋中國共產黨當時所面臨的實際情況，從而贏得了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產黨路線和方針的肯定。
季米特洛夫擔任共產國際領導人期間，共產國際減少了對中國共產黨內部事務的幹涉，這不僅使中國共產黨能夠在獨立狀態下推進革命行程，而且在組織上也實作了獨立。
毛主席在評價共產國際的活動時指出，共產國際的活動可以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是列寧在世期間，這一時期中，共產國際在團結共產主義戰士、建立和加強各國共產黨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這一時期也最為短暫。
第二時期是史太林擔任共產國際領導人，這一時期持續的時間最長，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也最大。
季米特洛夫主持共產國際時期，雖然對中共新人和中國革命情況有積極影響，但共產國際在其他國家也犯了錯誤，將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經驗套用到中國身上，導致中國革命誤入歧途。
1943年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中共對其高度評價，認為這是一個英明的決定。
在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後，中國面臨著探索一條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任務。蘇聯在1956年發生了對史太林的全面批判和波茲南事件，導致中共與蘇聯工黨的意識形態分裂，然而中國與民主德國的關系卻有所加強。
在這個背景下，民主德國統一社會黨第一書記烏布利希率領代表團參加了中共八大，並與毛主席、劉少奇和王稼祥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私下交談。
這次會議進一步推動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行程，使中國能夠在獨立自主的領導下探索出適合本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
毛主席在談話的結尾部份，既指出了共產國際的不足和失誤，同時也肯定了馬列主義的引領作用。烏布利希同樣高度評價了中共取得的成果，並表示希望能夠和中共直接保持聯系，吸取其成功的寶貴經驗。
1956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對史太林進行全面否定，導致社會主義陣營動蕩，引發東歐一系列騷亂，為蘇聯解體和東歐巨變埋下隱患。
毛主席對此高度關註，並在【論十大關系】的講話中告誡全黨要以蘇聯的教訓為鑒，避免重蹈覆轍。
毛澤東主席呼籲，要積極調動國內國外、黨內外的所有力量，共同建設我們自己的強大社會主義國家。在當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大會議上，確立了以發展經濟、發展文化為主，鞏固新制度、建設新國家的策略。
這標誌著新中國開始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在此基礎之上，中國的領導人時刻關註並學習國外的經驗，避免重蹈蘇聯的道路，在蘇聯解體的動蕩時期進行改革開放，最終形成了如今繁榮強盛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