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歐洲歷史的四大誤解
文：千字君 編：先知書店
以前的很多誤解，是因為坐井觀天；現在，無論走到哪裏，都要背上這口井。
——題記
從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到1453年東羅馬帝國覆滅、文藝復興開始，這一段歷史對應著「中國輝煌燦爛的古文明」，被稱為歐洲的「中世紀」，也曾被普遍稱為「黑暗1000年」。
受意大利「人文主義之父」彼得拉克影響，長期以來，很多人對這一時期的印象都是「黑暗時代」：封建割據帶來頻繁戰爭，經濟文化停滯不前、政教合一、十字軍東征、宗教裁判所……然而，這些印象有幾分是可靠的呢？
誤解一：
中世紀戰亂頻仍，經濟文化停滯不前
首先，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比較，其戰爭規模、人口損失、對經濟社會的破壞程度，都無法與同時期的中國相比。當然，這與人口基數有很大關系。但即使單從戰爭造成的人口損失的比例來看，歐洲也無法與中國相提並論。
究其原因，當時的戰爭主要由封建領主發起，騎士和僱用兵是主力，很難形成全國性規模。即是說，基本上是貴族之間的爭端，很少波及百姓。
事實上，歐洲中世紀早中期，隨著農業技術的提高和商業、手工業的發展，經濟和人口都在持續增長，自由市場帶來了城市的極大繁榮。
▲水城威尼斯，始建於5世紀
當時有法律規定：農奴只要逃到自由城邦住滿一年，即可獲得自由人的身份。可見在中世紀歐洲，商業文明就已經開始促成「從身份到契約」的轉換。對此，19世紀以來的諸多史料和考古研究，都給出了有力的證明。
造成中世紀歐洲人口銳減、經濟停滯的最大原因，在於瘟疫和饑荒。 14世紀初，歐洲人口達到頂峰，耕地不堪重負，加上數年氣候異常，1315～1322年間，歐洲爆發了史上最大的饑荒，造成至少十分之一的歐洲人死亡。
1347年底，黑死病隨著歸來的十字軍從意大利南部登陸，大瘟疫七年之內席卷歐洲，造成2500萬人死亡，占歐洲總人口三分之一。意大利作家薄伽丘的小說【十日談】，就描述了這末日般的恐怖景象。
誤解二：
關於十字軍和宗教裁判所
中世紀教會最臭名昭著的兩大劣跡，莫過於十字軍和宗教裁判所。
公正地說，中世紀伊斯蘭世界對基督教世界的戰爭幾乎都是非正義的侵略戰爭，聖城耶路撒冷和伊比利亞半島都曾被阿拉伯人據為己有。在這種情況下，基督教世界采取自衛完全理所應當。
1096～1291近兩百年間，在羅馬教廷的準許甚至號召下，歐洲的封建領主、底層騎士、無業遊民，對地中海東岸前後共發動了8次戰爭，史稱「十字軍東征」。
但是，「為了奪回被異教徒侵占的土地和人口，東征是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這樣的理由雖然漂亮，卻不能稱為殘害無辜、搶劫私產的借口。戰事一起，戰爭雙方就不怎麽顧忌文明法則的限制了。
▲君士坦丁堡，又名伊斯坦布爾（意為「這就是城市」）
十字軍的矛頭起初的確是指向阿拉伯侵略者，但是後來高尚的宗教口號逐漸成為無差別濫殺和掠奪的遮羞布，例如，第四次東征針對不是異教徒，而是自己的弟兄東羅馬帝國。
至於教廷設立的宗教法庭，初衷的確是為了制止濫殺無辜。在黑死病流行的年代，數以萬計的「女巫」和猶太人被殺害，因為他們被認為就是疾病蔓延的罪魁禍首。但是，由於宗教裁判所權力的膨脹，該機構時常淪為教會鉗制思想、言論的工具。
由此也可以看出： 政教分離之所以必要，正是因為它消除了宗教的暴力，讓信仰更加純粹——哪怕認定別的教派是異端、邪教，也無法利用國家暴力實施壓迫。
誤解三：
中世紀歐洲實行政教合一的體制
▲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接受審判
十字軍與宗教裁判所，真的能夠說明當時歐洲是政教合一嗎？事實上，早期的羅馬帝國一向主張宗教信仰的多樣性，萬神殿即是這一時期的產物。但基督教因為堅持其他所有宗教都是淫邪，絕不寬容，於是基督教遭禁。這個時期的基督教連合法性都不曾獲得，何來政教合一呢？
直到君士坦丁大帝遷都拜占庭，頒布【米蘭赦令】（313年）後，基督教正式獲得合法地位。君士坦丁不僅信仰基督，並且將基督教列為國教。羅馬帝國分裂之後，東羅馬帝國繼承了大一統和政教合一體制。
而西歐的分裂則帶來另一番景象，這是下文重點論述的內容。
誤解四：
封建割據導致頻繁戰爭
「封建」一詞的本意是「分封建制」，指中央王朝把王畿之外的土地分封給諸侯，諸侯向中央稱臣納貢，且在自己封地內有相當的自主權。符合這一定義的，如歐洲的中世紀、中國的西周。
▲9世紀歐洲的封建割據，使分權制衡成為可能
5世紀末，在日耳曼人打擊之下，西羅馬帝國走向崩潰，此後西歐再也無法形成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國家。
以法蘭克王朝為例：日耳曼蠻族建立了國家，卻無力延續羅馬法的效用，不得不倚仗羅馬教會來治理國家；沒有穩固的長子繼承制，國王死後由眾子平分土地，國家長期處於分裂、合並的反復狀態；國王把領土分封給大領主，大領主再把土地分封給小領主，於是國王只對大領主有管轄權，對小領主無權幹涉（即「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國王的世俗統治必須得到道德和智力權威——教會的認可；國王、諸侯之間，形成了經濟和暴力平衡，而王權、諸侯和教會三者之間又形成了微妙的分權制衡——三者都無法一家獨大，地方自治成為可能；中央政權無法對封建領主實作過多的幹涉，契約精神、私產制度和自由市場逐步壯大。
這種政治格局下，國民由此獲得了更多的自由（尤其是財產權和經濟自由）。以女性的財產自由為例，為了鼓勵單身、富有的女性（尤其是富有的寡婦）向教會捐贈財產，教會曾極力主張並以法律保護女性的人身自由和財產權，女性由此「順便」獲得了婚姻自由、經濟獨立。
▲1215年，【大憲章】簽署：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作「王在法下」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背景，諸侯面對暴虐國王時敢於捍衛自己的權益，這帶來了全新的國家理念。英國貴族有足夠的經濟、軍事實力，逼迫英王約翰在 【大憲章】上蓋下自己的印章。
由此，「以限政契約保障私有財產、國民自由」的新的國家形式得以產生，「天賦人權」、「主權在民」、「人人平等」的限政倫理，取代了「暴力最強者為王」的叢林邏輯——這直接催生了以
洛克【政府論】為代表的現代國家理念。
政教分立的格局，則為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帶來契機。1518年8月7日，路德接到羅馬傳票，要他在60天內到羅馬出庭，回應異端和抗命的控告。路德所在的薩克森領主腓特烈政治實力豐厚、信仰真誠，他竭盡全力為路德申辯。在腓特烈的斡旋下，路德與教皇的特使達成停火協定：路德不再發表辯論和文章，如果他的對手也如此的話。
另外，印刷術的普及，使路德的小冊子迅速傳遍歐洲——在他被送上火刑台之前。基督新教由此產生，「因信稱義」破除了教廷對【聖經】解釋權的壟斷，信仰自由得以實作。
▲馬丁·路德宗教改革先驅
由此可見，很多人對中世紀的刻板印象都是不怎麽可靠的。近些年，一些顛倒、漠視人類個體尊嚴的史觀大行其道，歐洲史尤其如此。這既影響了我們了解歷史真相，也成了我們透過歷史定位中國的認知瓶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