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杭州文史資料】第十八輯，作者陳瑞芝、何永德。原標題【錢塘江「茭白船」和江幹「花牌樓」——抗戰前杭州「南部花區」妓館見聞】
正文
抗日戰爭以前，杭州城的南北二埠——南星橋和拱宸橋，因系水陸交通要沖，商品集散重地，客商雲集，八方雜處，各種酒肆、茶坊、店鋪、妓館應運而生。由於當時杭州的娼妓行業，主要集中在這一南一北兩個地區，因此被杭人分別稱為「南部花區」和「北部花區」。茲將有關「南部花區」的見聞敘述如下。
杭州城南江幹區沿錢塘江邊一帶，上自閘口下至南星橋，所謂「十裏江塘」，舊時人口稀少，市場冷落，居民大都為底層苦力。至清末民初，由於木行業的繁興，過塘（即轉運業的前身）、柴炭等行業亦相繼崛起，候潮門外更是成為徽幫茶商集中的地方。
舊時錢塘江上遊各縣市之間，並無公路鐵路交通，上自衢江下至蘭江，遠自新安江經富春江至錢塘江，沿江各地的客貨，全靠水路民船載運。因此杭州城南沿錢塘江一帶，常年舟船停泊往來不絕。為了方便各地商旅生活，各種服務行業興起，此地便逐漸形成了一個商業區，其中尤以海月橋地段最為繁華。當時蘭溪、建德一帶水上流動的「花船」（即杭人時稱的「茭白船」），也看中了這個鬧區，順流而下，常年停泊在這裏，招徠玩客，而不再兼營運貨載客了。民初以後，由於娟業興盛，玩客日增，原有的舟船已難適應需要，因此，船主連同家人，陸續舍舟登岸，集中在一處建屋定居，開設妓館。一些為妓館服務的煙酒、裁縫、銀匠等店鋪，也先後在附近開設。每當華燈初上，此處車輛盈門，笙歌不絕，煙酒牌賭，通宵達業，這一嫖客「尋花問柳」之處，當時被杭人以「花牌樓」稱之。
一、「茭白船」的由來
據傳元朝末期，朱元璋與陳友諒交戰於嚴州一帶，久戰不勝，損失慘重。陳友諒部下官兵多為陳、錢、林、李、袁、孫、葉、許、何九姓，均為嚴州人氏。明朝問鼎之後,
明太祖朱元璋記起前仇，下旨將這九姓男女老幼，一律貶入舟居，只能在船上捕魚捉蝦，從事賤業，不得上岸居住、讀書求仕，永世不得翻身！世人稱之為「九姓漁民」。這些漁民，最早生活在浙江江山衢江一帶。衢州地區地瘠民貧、謀生困難，為此漁民沿江而下，投泊在蘭溪、建德沿途各港口，以運輸替代打魚行業為生。當時蘭溪是金、衢、處州所屬各縣商貨出入匯集地點，曾有「小上海」之稱；建德為嚴州首府，是舊政府稅收厘卡的重要關口。沿江風景秀麗，商業繁榮。這些由外地流入的船民，均以船為家。這些船的長度均在十米以上，並被船主悉心布置，窗明幾凈，有的還被隔成兩三間，前艙可擺兩席酒宴。當地富商大戶，每逢經商外出，或遊山玩水，均樂於雇用這些船只。船老板夫婦，通稱「駕長」和「駕長娘」。通常由「駕長娘」掌權，全船悉聽其指揮。為了討好雇主，船上備有鴉片、賭具等，供客玩樂。船主百般殷勤，甚至不惜以妻女侍宴酒，以博歡心。故每次受雇，均獲重賞。這些船民以此業有利可圖，於是多方收買年輕姑娘少女，以供接客助興。在封建社會，每逢災荒之年，貧苦人家賣兒鬻女比比皆是。一些稍具姿色的姑娘少女便被人販子百般哄騙，轉手倒賣給娼門，有的就上了這些「花船」。她們名義上被認作「養女」，但「養母」（即駕長娘）對其控制極嚴，稍有不遂，即遭毒打，「養女」惟有飲泣吞聲，不敢稍有反抗。
起先接客侍宴，妓女以彈唱山歌小調酬客。後來盛行京劇，於是延請琴師，傳教京劇表演，進而授以侍宴和勸煙玩牌等誘客「秘術」，務使玩客稱心滿意。因而玩客沈迷酒色煙賭，不惜揮霍巨金，爭艷鬥勝。由此艷名傳播，船到之處,玩客接踵而至。從蘭溪到建德東關、桐蘆窄溪、蕭山聞堰，到杭州江幹海月橋外灘等重要商貨碼頭，均有這些妓船常年停靠，每處經常三五艘不等。
這些妓船的妓女通常是「賣笑不賣身」，不留客宿夜，一般打個「茶會」，來客花上1塊錢，無非是喝杯茶，聽個曲子，便起身上岸。而客人在船上打麻將，吃「花酒」，一席所費則需15元、20元不等，這在當時已是500斤大米的價錢了。當然也有這樣的事發生：船家對一些單身客人設下騙局，引誘對方「上鉤」，然後「捉奸」勒索錢款，逐客上岸。
那時沿江各地州縣的官員出差、旅遊均征用民船應差。
由於這些妓船艙位寬大、舒適，還有妓女侍奉，因此常被征用。那些平時道貌岸然的官府老爺，一登船門，就都醜態畢露，肆意尋歡作樂，甚感滿意。於是有些就被指定為常年應差的差船，掛上官府的牌子。舊時杭州知府和錢塘、仁和兩縣官員，均有這樣的差船。這些船每年應差不過數次，平時仍可自由接客，並允許領照開業，向政府繳納「花捐」，成為正式官妓。各船將主要娼妓的名字，用金漆寫上招牌懸掛船頭，讓玩客選擇妓女陪侍，因此人們就把這些船叫做「招牌船」，妓女則被稱作「招牌主」。應差船還可隨帶私貨逃避關卡查驗，以逃稅獲利。
由於船上男女，大都為江山、蘭溪、建德一帶人，當地土話讀「招牌船」，在杭州人聽來讀音與「茭白船」相近，因此杭州人便稱之為「茭白船」。不過有關它的得名，還有一種說法，說這種船頭尖尾圓，形如茭白，故名；又因為茭白色白而味鮮嫩，別具風味，暗喻這是一種很別致的水上交通工具，明為交通船，實為「花船」。
二、「花牌樓」妓館的興起
民初以後，「茭白船」妓女開始舍舟登岸，在復興街海月橋至化仙橋一帶開僻新的「妓館區」，直至抗戰爆發，其間20多年，雖然在沿江各地還能看到「茭白船」的蹤影，但其「名氣」已逐漸被「花牌樓」妓館所取代。
「花牌樓」在興盛時期，共約有妓館二三十家，大都是一開間或雙開間的木板樓房，其中有墻門的較大妓館，只有-二家。各妓館妓女多則五六人，少的只有兩三人，他們的穿著較為補素，不像當時上海的妓女那樣濃艷華麗。在妓館門口，也不像其他大地方的妓館門口那樣，標著各種館名，外觀上看起來同普通人家沒有什麽兩樣。
「花牌樓」妓館，歷來以「賣笑不賣身」為標榜，當家養母（即鴇母），把「招牌主」（即妓女）當作「搖錢樹」平時管教極嚴，猶恐其一旦失身，醜名遠揚，勢必門庭冷落，「樹」倒財空。因此即使令妓女陪客進城遊玩，亦必派心腹小婢伴隨監視。如遇有為色所迷、不惜願奉巨金以求一快之輩，鴇母亦會見錢眼開，指使妓女獻身承歡。也有一些富商巨賈，一擲千金為其相中者贖身，娶為小妾。
「花牌樓」地處江幹木茶商行附近，因此各地來此交易的商客，總愛到「花牌樓」一遊，一來便於在此交談生意，二來也樂得在此飲酒聚賭，逍遙一番。連城內的一些有錢人，也經常在此宴客作樂。因此「花牌樓」雖然外觀並不怎麽引人註目，但其名聲已為杭城家喻戶曉。
「花牌樓」妓館接客，也有它的一套「規矩」。對不同的來客，有不同的接待方式和規格。如來者僅一二人，又非熟客，或看來並非什麽「富翁」，便擺上清茶瓜子，讓一個一般些的姑娘陪坐聊天，或者唱個曲子，來客付塊把錢就開路，這叫作「打茶會」；如四五人結伴而來，便「開酒盤」，以酒菜相待，杯盤小飲，歌妓陪侍；如來人要擺宴席請客，則稱「擺台面」，例須豐盛全席，雖非山珍海味，卻可做得別出心裁，烹調得法，為一般酒家廚司所不及。來客一般都是富商，花錢在所不惜，他們對妓館熟門熟路，不但可以指名要某些妓女相陪，還可以點名讓其他妓館或妓船的妓女來陪酒助興，這稱「叫陪花」，而妓女則，自稱「出堂差」。「出堂差」通常是在夜晚，燈光暗淡，妓船與江岸之間要經過一塊一尺多寬、數米長的船板，下面是江水沙灘。為防止妓女不慎跌下，船主都讓船上的幫工「船夥」把妓女背著送去送回，而且嚴格規定，船夥與妓女只能背靠背，不能胸靠背，當時通稱為「背娘舅」。故時人以「低賤」諷刺別人，常以「背娘舅」呼之。
在妓館設宴俗稱「辦花酒」，這是妓館的主要收入之一。在1930年左右，辦一桌「花酒」需付費24元，這幾乎和當時舊政府一個低階職員的月薪金相等，其他如另給的賞賜還不計在內。
妓館的另一個主要收入是設局聚賭，俗稱「碰和」。各妓館一二桌、三四桌不等，鏖戰通宵達旦，午夜還供應「麻將飯」（酒點）。每桌可收「頭金」五六十元。幾家名氣大些的妓館，每夜收取的「頭金」和其他賞錢，總共可達二三百元，一般的妓館也能收取數十、上百元，這在當時可不是一個小數目。
各妓館設有房間少則兩三間，多則五六間，來客多時照例分開接待。有些比較「紅」的妓女，有時可能要在同一時間內，周旋於幾個熟識的客人之間，又不便讓他們互相見面，否則會生出麻煩，難以收拾。另外，如有的客人夜深酒醉，可在妓館留宿，但只能獨宿，妓女不奉陪，俗稱「困幹鋪」。
有些有錢的熟客，平時常來常往，喝杯茶聽段曲子，或者一兩個人來小酌一番，妓館並不收他錢，為的是「放長線，釣大魚」，客人欠下這份「人情」，自然會「尋機相報」，到時候叫上幾個朋友去打場牌吃桌酒，其開銷就足夠補償了。還有的熟客，因對某個妓女感到滿意，而特地在那個妓館設宴招待各方來客，意在為之捧場，熱鬧異常。這種場面自然會經一些小報記者加油添醋刊登於報端。結果，不但捧「紅」了這個妓女，也擴大了這家妓館的「知名度」，名噪一時，人們趨之若鶩，為鴇母所津津樂道。
在「花牌樓」鼎盛時期，常去光顧的客人，除了那些各業富商，也不乏有一些「風流雅士」，他們常在這裏揮書作畫，為妓館「增光添彩」。大約在1924年左右，他們竟異想天開，別出心裁，糾集一批巨富小開，官僚子弟等，在杭州湖濱「大世界」集會舉行「花選」，各妓館的頭牌妓女都打扮得濃妝艷抹、花枝招展，踴躍赴會參賽，煞有介事。經過幾天激烈競爭，結果「花牌樓」一家最大的妓館（鴇母名叫「老雲香」）的頭牌妓女名叫「龍鳳」者，被戴上「花國總統」的桂冠，從此，這家妓館被呼為「總統府」，一時賀客盈門，轟動杭城！
三、「南部花區」的消亡
杭州江幹區「南部花區」自清末民初（1911年前後）興起以來，至抗戰前夕消亡，歷時20多年，其間雖因軍閥時期的盧齊之戰和北伐戰爭，而有過短時間的冷落，但由於杭州在戰爭中並末受到很大破壞，戰後又很快恢復如舊。故到了國民黨統治時期，世風日下，娟業發展竟有過之而無不及。
延至1937年抗戰烽起，杭城危在旦夕，市場蕭條，人心惶。那些達官貴人、富商大戶，再無閑情逸致尋花問柳，紛紛逃避後方。這時的「花牌樓」妓館，已是「門前冷落車馬稀」，鮮有人光顧，難以維持。而那些仍遊弋在錢塘江邊的「茭白船」，亦常被征作軍用，難繼舊業。結果均作鳥獸散，大部先後遷回蘭溪一帶老家，另行擇業。有些妓女出於自身命運前途，則在付出「贖身費」後，自行適人而去。其中不乏有嫁給國民黨軍官成為「官太六」的。當時老百姓諷刺那些打仗怕死、擾民有余的軍官說：「爛料掛皮帶，婊子當太太」，頗堪發笑。
從此，杭城「南部花區」這一代「花」市，終成歷史陳跡！
（吳建昌綜合整理）
資料來源：
【杭州文史資料】第十八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