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的中國風雲變幻，各種復雜問題集中凸顯。社會動蕩不安，百姓貧困交加，內憂外患並舉，時人艱難前行，劉伯承元帥就在這樣的年代之中度過了自己的年少時光。恰如人在成長過程中的迷茫，此時的中國也或主動或被動得到了不得不再次成長的地步，本作為「川軍」名將的劉伯承元帥，是如何探索與尋找到光榮的道路的呢？
1892年，劉伯承出生於四川開縣的趙家場。類似老婆餅裏沒有老婆，趙家場裏雖然有個趙，但居住此地的人家，也不一定都要姓趙。劉伯承的家是從祖父那輩遷居於此，不過說是遷居，實際上叫做流落也未嘗不可，祖父劉正富因為交不起錢，佃不到耕地，不得不到別處謀生，思慮良久，劉正富選擇了到開縣的浦裏河畔開荒。由於他身強體壯，機智勤勞，加上有些鐵匠手藝傍身，還會吹奏嗩吶等，經過一段時間的奮鬥，總算是在此地站穩腳跟，定居下來。
劉正富家裏生了六個兒子，和兒子們一起辛苦耕耘工作，最後也總算讓家裏慢慢寬裕起來。劉伯承的父親劉文炳，作為小兒子，算是沾了點家裏寬裕後的光，靠著殷實的家境讀了十年私塾。劉文炳的字是虎臣，他也明白父親希圖由自己入仕以讓家族不再世代為農的期待，因而發奮刻苦，認真學習，後來，在鄉裏也算的上是頗有才名。
然而，希望透過自身努力以實作理想生活的願望雖然美好，然而在封建社會，通常也就只能停留在「願望」層面。普通的農業家庭，不說在封建制度下被殘酷剝削，也不提能輕易破壞經濟結構的天災人禍，哪怕全抗住了，一個能溫飽的普通家庭，哪怕供的起小孩上私塾，也得看看小孩愛不愛讀書，小孩愛讀書，也得看小孩能不能讀好，就算能讀好書，甚至也得看別人家的孩子是不是讀的更好。
僅僅從經濟角度看，開銷程度不低的讀書，對於經濟水平夠的上達標的封建農民來說，似乎是一種「風險投資」，而且風險不小。然而同樣從經濟角度看，長期來說，讀書幾乎就是他們唯一能擺脫極不穩定的小農經濟生活的方式，相比來說，讓小孩讀書，最多是一代人的「風險」，而不讀書，則會是整個家族世世代代都要跟小農經濟的風險做鬥爭，讀書作為幾乎唯一的上升渠道，成為了一種「人性」上的硬性需求，由而社會風氣便是如此。
劉文炳最後也沒考上秀才，倒不是因為之上說的那些原因。既不是因為沒錢，也不是因為不愛，還不是因為考不過。如果說生活是一本書，人生是一個故事，那麽他的遭遇倒是屬於「意料之外而又情理之中」的一個情節。
因為劉正富起家的時候給人吹過嗩吶掙錢，他家直接被打入了「倡優」之列，因為主動來參加考試，觸犯了大清的規矩，不但被逐出考場，甚至還要吃官司。最後還是花錢疏導，才算了事。
此後，劉文炳無奈回家勞作，成為了浦裏河畔有名的「泥腳文人」。
然而無論如何，自身的倔強與多年的所學，讓劉文炳不會輕言放棄，他把希望寄托到了下一代身上。
劉伯承便是在這種期待中長大的，不過他的成長環境與父親也有些不同。
在劉文炳給父母的服喪期滿後，兄弟幾個便分了家，由於當初打官司的花費不小，各家都有分攤，所以分家分的，他最小得的也是最少，生活上大概只算是能過得去。
就算是勉勉強強，劉伯承也依舊從四，五歲開始，接受父親的教育，後來劉文炳發現自己得要耕種土地，小孩沒人看著，很難自己去讀書，也有感於「自家教不成子弟」，便給五歲多點的劉伯承找了個本村私塾，後來發現小孩成績不太理想，便想找個有真才實學的老師，最好還是個嚴師。
算是機會留給有準備的人，劉文炳發現一個自稱為出身微賤，累試不第的秀才，流落到附近行乞。與其交談中，發現其確有才華，可能帶著點同病相憐的感覺，劉文炳助其在村裏開了一家有20來個孩子的小私塾。劉伯承自然也在其中。
新先生名為任賢書，劉文炳希望他可以嚴格要求小孩，然而任賢書對教育有自己的看法，認為小孩天性不可強逆，只可疏導，對於劉伯承和小夥伴的種種貪玩行為，也只是慢慢引導。雖然劉文炳想法不同，但發現劉伯承的學業水平確有提高，便也無所謂了。
任賢書自己會武功，除了教給孩子們讀書寫字外，也會傳授武功，可能算是一種「軍訓」與趣味類的教育方式，讓小孩宣泄下過剩的精力。除了教育方式不同常人，任賢書的思想在這鄉下小地方也算非常。他在與劉文炳解釋自身教育理念時曾表示：孩童天性如天道，不可違逆，只能疏導。想中國秦皇漢武，武功斐然，然而今朝偃武修文，科舉取士，武風衰弱，以釀甲午慘敗。中華武士何其少也。這些思想也算是當時社會思潮的一種，很難說任賢書對於劉伯承的教育，對他日後為救國救民，堅定地踏上軍事道路起了多大的影響。
在任賢書的小私塾讀了六年後，劉伯承後來轉去了「漢西書院」，這裏的教課範圍比一般私塾寬泛得多，額外有語文，數學，理化，地理等許多新式的學科。1905年，清政府宣布廢除科舉，新式學堂開始更多地映入了學子們的眼簾。同時，聞訊的開縣縣裏的高等小學堂擴大招生，「漢西書院」的諸多學生前去報考，劉伯承因為學費問題，考慮了很久也沒前去報名，書院的主持者聽聞這個平常因為學習優異與自己相處不錯的學生的處境，便關心起來，讓劉伯承前去報考，費用無需操心。
劉伯承自然很是感激，並且也不負眾望，考試成績名列前茅，被排入按成績劃分出來的甲班。而在這所新式學堂中，劉伯承接觸到了許多進步思想，也在諸多進步老師的刻意引導與自身需求下，閱讀了大量書籍，報刊，開拓了眼界，認識了些時局。
15歲時，劉伯承的父親因為肺病與常年累月的辛勞與世長辭，為了家庭生計，身為長子的他離開了學堂，肩負起屬於自己的那份責任。
由於「人多力量大」和「老有所依」的樸素認識與現實需要，封建社會的人們經常愛生很多孩子，劉文炳也一樣有許多小孩，最大的劉伯承有5個弟弟妹妹。本來有作為成年勞力的劉文炳，雖然養孩子多很辛苦，但多過幾年，孩子都長大了會好一些，然而誰都難以想到不幸會突然到來。
15歲的劉伯承開始與母親一起負擔起家庭的重擔，然而雖然他辛苦勞作，努力賺錢，但家裏人還是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弟弟妹妹們依舊是面黃肌瘦，而這一切讓劉伯承越發賣力的同時，也不禁讓他開始產生了對自己的疑問，對這個社會的疑問，讓他更多的開始關註當下，關註現實，關註社會。這時，他在學校中的所學，會成為了他的探索答案的養料。他也越發地感覺到，世道不平，自己的理想與報負皆難以實作。個人命運與國家的命運，是息息相關的。
隨著年齡與閱歷的加深，劉伯承越發覺得生活需要作出改變，國家與社會也同樣如此。當時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給了社會青年們很大的觸動，劉伯承也是其中之一。1910年，帶著對革命的向往與找工作的需求，劉伯承和幾位好友一同前往上海。幾個年輕人在這座繁華城市中左轉右撞，茫然無措。既沒有找到革命黨，更沒有找到孫中山，最後連能留下繼續尋找，並能得以謀生的工作也沒著落，幾人只能頗為無奈地返回故裏。
1911年，辛亥革命到來讓對國家的未來陷入思索的劉伯承看到了一抹光亮。他毅然選擇了從軍之路，親朋好友大多不贊成此舉，認為危險而又難有出路。而劉伯承則回到：「大丈夫當仗劍拯民於水火，豈顧自己一身之富貴。」，堅決地剪掉了鞭子。母親也對從軍這個決定很是擔憂，家中長子若是也出意外，那這一家的生計就更沒個著落了。劉伯承則勸道：家裏一直這樣下去是不行的，還不如出去闖蕩一番。
下定決心後，劉伯承很快作出了行動。
1912年元旦，中華民國成立。然而清政府雖然垮台，但辛亥革命的革命任務還遠遠尚未結束。各地民國政府紛紛建立或擴充部隊，開辦軍事學堂，一場詭譎多變的風暴即將到來，舊時代的慣性在邁向新時代的過程中仍然扮演著它的角色。
2月，準備充分的劉伯承考入重慶蜀軍政府開辦的將校學堂，開始學習諸多近代軍事課程。因為日本是離中國最近的近代化程度較高的國家，對中國的近代的影響較大，所以在劉伯承當時所學的軍事課程中，大多是沿用日本陸軍部頒發的「典範令」，諸如【步兵操典】，【射擊教範】等。當然，除這些外，軍校也交了些初級戰術和地形學等。
劉伯承在軍校的學習十分刻苦，無論是實際操練還是理論課程，他都十分認真地去完成與執行。這也是他對待學習的一貫作風。另外，除了學校裏教的，劉伯承還經常尋找與購買其他軍校的課程書籍來看，作對照，參考或補充。並且對中國傳統的【孫子】，【吳子】，【司馬法】等著作加以學習，思考與理解其中的軍事思想，戰略理論。
由於認真努力，成績優良，加上無當時軍中常有的惡習與不良嗜好，劉伯承被同學們稱為軍中「菩薩」。而這種優良品質的堅持，「出淤泥而不染」的境界，離不了內因外力的作用。一方面，自身的性格與所受教育，養成的自覺功不可沒。另一方面，當時劉伯承除了買書之外，把所得的每月官餉，統統寄給母親以補貼家用。
經過十個月的不懈訓練，劉伯承在1912年底畢業。他的各科成績均為優異，被分配到熊克武的部隊去當見習生，為川軍第五師熊克武部的一員。先後任司務長，排長。
由於辛亥革命的性質，在中國先天便有些「營養不良」，加上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與妥協性，袁世凱成功掠取了辛亥革命的光輝果實，然而他很快暴露了自身的真面目。帝國主義自然更想看到一個暮氣沈沈的中國，迫切尋找新的代言人的他們很快選中了袁世凱，而心懷復辟夢想的袁世凱也明白自己的優勢也就在於「忍辱負重」，兩者可謂一拍即合，在有了帝國主義的援助與一段時間的隱忍籌備後，袁世凱終於解開了自己那其實並不算神秘的面紗，開始大肆擴張反動軍隊，公開鎮壓革命黨人。對此，各地自是起義四起，堅決反抗此等暴行。
熊克武是同盟會早期會員，是著名的四川革命黨人，辛亥革命後還被任命為蜀軍總司令，並借此名聲招募了不少士兵。袁世凱的反革命行動，在四川選擇的代表，並不是他，而是投靠了自己的胡景伊，並任命其為四川總督。
當時蜀地局面錯綜復雜，但無論如何熊克武也看得出自己再猶豫不決下去，早晚要被胡景伊吞並。由於四周各地反袁起義紛紛不利，自知道無法憑借外部救援的他倉促起事。7月下旬，熊克武等國民黨人在重慶密謀響應反袁，8月4日正式組成討袁軍。
胡景伊有了袁世凱的支持，在蜀地的戰力一時並非熊克武等人可比。當時，蜀地共有五個師，倉促之下，除了熊克武自己帶的一個，剩余四個全都倒向了胡景伊，一個都沒爭取到。另外還有些逗留蜀地的反革命部隊，也都讓熊克武頭疼。
除了以上，另有地方民團與土匪受到胡景伊拉攏利誘，投入到對熊作戰中。可能考慮到新兵上場，劉伯承的首次實戰，就是被安排對上這些匪徒。然而這第一次實戰，便給劉伯承留下了不小的困擾。
一日，劉伯承接到指令，要求其排先行到達綦江，對上匪部隊發起進攻。很快到達作戰位置的劉伯承，因為是首戰，自己還是排長，誰也不想給眾人留下瞻前顧後的念頭，哪怕那其實是合理謀劃。加上新兵需要的主要是勇氣，布置計劃也不一定執行的到位。再加上對面是匪徒，一般而言看到正規軍，沖一沖也就散了。他安排好陣型，一聲令下，帶著頭就沖到了地方陣地前沿。
然而跑著跑著發現不對勁了，喊殺聲為什麽就那麽小呢？結果回頭一看，整一個排只有大概五六個兵沖了上來，剩下的全在原地端著武器練軍姿呢。心中一涼的劉伯承頓時無奈，趕緊拉上幾個「楞頭青」跑了回去。
說實話，這種「硬沖」一定程度上還算幫了劉伯承一把，如果真的安排什麽戰術，沖上去可能就真危險了。
這件事直接讓劉伯承看到了戰前動員的重要性，也明白了真正能讓大家團結一致的部隊，才能發揮其真正的實力。
如果說這次戰鬥還能歸咎於新人上陣的正常表現，那麽另外一次戰鬥，則讓劉伯承更能的看出該部隊的「虛弱」。
當時在討袁軍第一支隊的劉伯承，直接參與了戰況頗為激烈的寒坡場戰鬥，他充分吸取了上次綦江戰鬥的經驗，戰場下與排裏戰士溝通交流，緊密團結，戰場前積極鼓舞，振奮人心，激發戰士們作戰的主觀積極性，成效良好。一次戰鬥中，劉伯承做完戰前動員，與另一個排長一起，帶著部隊就向敵軍殺去，經過了數次激烈的拉鋸，終於是奪得了陣地。然而連長蒲劍鳴見戰鬥如此激烈，竟是嚇得直接返回了營部報告，稱一連的人都拼完了，急需支援。
而劉伯承剛打了勝仗，卻找不到連長打報告，無奈只好直接上報給營部已奪取陣地。這下把營長李遐章弄迷糊了，剛才連長來「告急」，現在怎麽又有排長來「報捷」。
等李遐章弄清楚狀況，不由得鄙夷蒲劍鳴，直接把劉伯承任命為代理連長。
這一系列的經歷，讓劉伯承意識到，想要充分的發揮部隊的作用，必須要有良好的組織工作與思想建設。
討袁軍雖然本身具有強烈的進步意義，但是由於自身不穩與外部反動勢力強大，最終還是遭遇了失敗。
面對失敗的劉伯承並不灰心，他進一步在實踐中思考革命的出路所在。1914年，劉伯承在上海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中華革命黨，後奉命返回四川，拉起了一支400余人的隊伍，組成川東護國軍第四支隊。
此後，在川軍中轉戰10年有余，「遍體彈痕余只眼」的劉伯承，也享有「川中名將」的美譽。在戰火中的，劉伯承的意誌與思想得到了錘煉，軍事指揮藝術也越發凝實。然而，這一切都讓劉伯承越發迷茫，自己多年的努力，終究卻還是連讓一蜀之地的戰亂平息都難以做到。加上在舊軍閥部隊中的所見與所聞，這不僅讓他開始反思自身的道路與選擇，也更是深刻的意識到了，武力很有必要，但也是把雙刃劍，要用對地方，而恰當的思想，便是指路的明燈。
1923年，在成都養傷的他，遇到了楊闇公、吳玉章等，由於交往頗為密切，他對中國共產黨的了解也開始逐漸加深。不過當有人勸他加入共產黨時，多年的閱歷與探尋，讓劉伯承在思考後表示：不可一見旗幟便拜倒，必須要先更加深入的了解。
1924年，在與吳玉章一起考察上海，北京，廣州等各地的具體情況與革命形式後，對於有中國共產黨加入的國民政府所迸發出的活力，劉伯承滿懷激動，並對共產主義堅定了信心與信仰。
1926年，在楊闇公、吳玉章的介紹下，劉伯承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啟了新的一番篇章。此後，他堅定信念，努力學習，英勇作戰。充分的把他的軍事天賦與思想光輝，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起來，為謀求人民的幸福與發展，立下了赫赫戰功。也正是他堅韌的意誌與勇於探索的精神，並懷著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斷學習與思考，最終讓他尋找到了適合自己與國家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