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成立，法官由中、蘇、美、英等同盟國共同推舉任命，在兩年多的時間裏，這裏共審理了28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但這其中卻沒有臭名昭著的岡村寧次。
原來，駐日盟軍總部也多次照會國民黨政府把岡村寧次送往日本受審，但由於其受到蔣介石的精心照顧，最終沒有成行。
岡村寧次曾任日軍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在侵略中國的過程中犯下了滔天罪行，「三光政策」就是他的「傑作」，抗戰結束後，中共中央當即把他列為了頭號戰犯。
面對舉國上下嚴懲戰犯的呼聲，蔣介石也深知不能直接將岡村寧次釋放，為了等待時機，他頻繁指示法庭以各種理由拖延對岡村寧次的審判，直到3年以後。
1948年8月23日，中華民國政府軍事法庭在上海對岡村寧次進行了自抗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公審，民眾們都對戰犯的下場充滿期待。
然而就在庭審的過程中，當時上海著名的律師江一平竟然為岡村寧次當庭辯護，甚至公然聲稱其無罪，頓時引得台下眾人一陣唏噓。
這名中國律師為何要為岡村寧次做無罪辯護呢？他到底有何來歷？晚年等待他的又是怎樣的結局？
關於江一平的故事，還要從他成為一名律師時說起。
曾經也是愛國青年
江一平，於1898年出生在浙江杭州余杭鎮的一個封建知識分子家庭，其父江夢花是名愛國文人，曾擔任文職巡捕一職，家境殷實。
江一平自幼就在父親的影響下接受了良好的教育，青年時，曾以優異的成績相繼獲得了復旦大學文學士和東吳大學法學士的學位，並且被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堂聘用為律師，一時風光無限。
此時的江一平躊躇滿誌，他還記著父親的教誨，要報效國家，因為才華橫溢加上天資聰穎，他很快就成為上海青年律師的標誌性人物。
1925年5月30日，為控訴日本資本家對中國工人的暴行，維護國人的正當權利，上海的數千名工人、學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街遊行示威，五卅運動爆發。
然而參與運動的學生們由於手無寸鐵，竟被租界巡捕逮捕了數百人，更有一些學生直接被打死打傷，這引發了國民的極大憤慨，而正在租界當律師的江一平也對租界巡捕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為了營救被捕學生，維護工人合法權利，江一平無償為他們擔任了辯護律師，他積極收集相關證據，並在法庭上義正言辭，對被捕學生無罪釋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贏得了民眾的極大好感。
此後，普通百姓和學生們一有官司就主動找到江一平，托他幫忙處理，而江一平也十分盡心盡力，因為年輕正直，能力突出，追求他的少女們也接連不斷，此時的他有著極大的成就感。
但由於處處和租界「作對」，江一平的職位一直沒有發生變化，時間一長，這讓他感到有些氣憤，而就是在這個時候，虞洽卿向他拋來了橄欖枝。
虞恰卿是當時上海最富有的商人之一，又因為對蔣介石進行過財政支持，也有著很高的社會地位，他當時一心要為女兒找一個如意郎君，而在上海律師界聲名鵲起的江一平隨即受到了他的青睞。
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虞恰卿認定江一平的人品沒有任何的問題，而且還是位單身的愛國青年，這為他在商界的經營也有著很大的好處，於是，他多次派人去找江一平洽談，並且聲稱要把女兒嫁給他。
此時的江一平正因為得不到高升而苦悶，於是，他果斷地答應了這門婚事，盡管虞恰卿的女兒比他大10歲。
攀上虞恰卿這個嶽父之後，江一平的地位突飛猛進，他先是獲得了復旦大學的博士學位，後又擔任了多家高校的名譽教授，1936年更是被推舉成為了制憲國民大會代表。
江一平在婚後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裏，一躍成為了上海的名流，生活也出現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此時的他逐漸忘記了自己的初心，面對底層民眾的委托他開始置之不理，享樂成為了他生活的主要目標。
當時，一輛汽車要想在全上海通行無阻必須擁有兩個車牌，其中一個供前往租界時使用，而身在租界工作的江一平則利用嶽父的關系專門進行了辦理，兩個車牌號分別為「4444」和「市4444」。
不僅如此，江一平也在上海的律師界一手遮天，他開始排擠和他年齡相仿的青年律師，甚至對一些德高望重的律師也惡語相加，這使得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一落千丈，但他卻對此毫不在意。
可即便如此，此時的江一平在對待民族大義上仍然保留著最後一絲良知。
抗戰初期，江一平參與組織了上海難民協會，主動號召商人們募捐救濟災民，為百姓們做了一點實實在在的好事。
不久，汪精衛主動投靠了日本人，並且專門成立了偽國民政府，此時上海已經淪陷，權勢滔天的汪精衛想利用江一平的名聲為自己造勢，於是他親自邀請江一平擔任偽國民政府的司法部部長。
而江一平知道於國家存亡之秋答應汪精衛的邀請無異於賣國求榮，這是他斷然不能接受的，於是，他果斷拒絕了汪精衛。
為了躲避汪精衛的報復，江一平離開了上海，先取道香港，然後又轉移到了重慶，在那裏繼續為抗日盡一點綿薄之力，此時的他盡管生活上依舊追求享樂，可他骨子裏還是一個愛國人士。
然而隨著抗日形勢逐漸明朗，江一平最後的一絲愛國熱情也因對名利的追逐煙消雲散。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江一平又回到了上海繼續當律師，因為這些年來他在抗戰中的良好表現，百姓們對的態度已經有了明顯的好轉。
此時的江一平不僅成為了上海最負盛名的律師，而且還擔任了復旦大學的副校長，盡管虞恰卿已然病逝，可江一平憑借著很高的社會地位足夠獨當一面。
但江一平也不再是當初五卅運動時的那位意氣風發、充滿理想的有誌青年了，國內迎來了短暫的和平以後，他又開始沈迷於紙醉金迷的生活，而這也為日後擔任岡村寧次的辯護律師埋下了伏筆……
徹底淪為名利的奴隸
岡村寧次，是侵略中國時間最久、罪行最大的日本戰犯之一，從1913年他來中國擔任軍事間諜算起，直到抗戰結束，他已經在中國進行了長達32年的破壞活動，諸多劣跡罄竹難書。
然而就在日本投降後，眾多戰犯接受懲處之際，岡村寧次卻得到了蔣介石的庇護，原來此時蔣介石的主要兵力都在西南大後方，為了不讓共產黨八路軍接收投降日軍的武器，蔣介石竟主動與岡村寧次聯合，讓投降的日軍不向八路軍繳械。
而岡村寧次也看到了活著的希望，作為日軍駐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的他立即就答應了蔣介石的請求，而正是因為他的授意，一些早已被八路軍包圍的日寇遲遲不肯放下武器，甚至還以武力相抗衡，這給八路軍收復失地的工作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而在戰後，中共中央專門把罪行極大的岡村寧次列為了頭號戰犯，多次派人要求國民黨政府對其進行嚴懲，可蔣介石非但沒有對他進行絲毫地審判，反而把他供養了起來，並且特意聘請他為之後的內戰出謀劃策。
在往後的三年裏，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曾多次照會蔣介石把戰犯岡村寧次送到法庭受審，國內民眾也一直呼籲蔣介石能夠盡快審判他，但蔣介石為了一己私利，每次都以岡村寧次身染重病為由加以拖延。
不過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不斷勝利，蔣介石在國民黨內的聲望也逐漸下降，而美國政府也逐漸對蔣介石的表現有所失望，面對國際、國內多方面的壓力，審判岡村寧次一事不得不被蔣介石提上日程。
但蔣介石曾在解放戰爭初期因岡村寧次的「指點」而在戰場上取得過一些優勢，他決定要為這個「友人」減輕罪名，不過蔣介石為了個人的面子，當然不能親自出面。
於是，蔣介石想到了上海最有名的律師江一平，他決定讓此人在法庭上利用自己的「專業知識」為岡村寧次進行開脫，而就在審判的前一天，蔣介石還專門指示戰犯監獄典獄長孫介君對岡村寧次進行了安撫，並聲稱確保他的生命安全。
而此時的江一平早已習慣了奢靡的生活，民族大義也早已被他拋在了腦後，在收到蔣介石的通知後，他非但沒有拒絕，反而欣然應允，並表示一定會讓總統滿意。
為了贏得蔣介石的好感，以便維持自己富足的生活，江一平還特意用心收集了一些和岡村寧次有關的資料，並努力從這其中找到證明其「無罪」的蛛絲馬跡。
此外，江一平還向蔣介石申請不要在庭審前向外界透露自己的身份，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煩，這也得到了蔣介石的同意，但這件事還是被他的老父親知道了。
江一平的父親雖然是一個封建文人，但骨子裏卻是愛國的，他當即對江一平怒斥道：「你這樣做讓我江家有何臉面面對世人！你讓為父我如何面對列祖列宗！你的這種行為必定會遭受萬世唾罵！」
可江一平卻只想著如何討好蔣介石，如何飛黃騰達，如何維系自己的生活，他根本沒有聽進去父親的話，反而專心地研究著庭審將要用到的資料。
1948年8月23日早上，位於上海虹口塘沽路的市參議會大禮堂門前聚集了一千多名社會各界人士，而這裏就是岡村寧次接受首次公開審判的地方，而這距離日本投降足足過去了三年時間。
此時的民眾們早已對蔣介石的拖延產生了極大的不滿，各大報社和媒體的譴責也隨著蔣介石地位的松動有所增加，因而這場審判勢在必行。
上午九點30分，負責此次審判的法官國民黨少將石美瑜從容地走了出來，他的臉色出奇地平靜，因為在來之前蔣介石已經交給了他處理的辦法。
不一會兒，罪犯岡村寧次也在幾名士兵的押解下來到了法庭，他的神情更加從容，因為他知道自己至少不會被判死刑，而在他的身後還跟著一位轉譯。
旁聽的記者們在底下議論紛紛，大家都對庭審的結果做出了預測，有人說岡村寧次罪大惡極，此次必死無疑，也有人說國民政府之所以拖到現在才開庭，明顯是要包庇這個戰犯……
「江一平律師，竟然是江一平律師！」不知是誰大喊了一聲，法庭所有的人都靜了下來，朝著岡村寧次辯護律師的位置看去，而江一平此時就站在這裏。
大家都沒有想到上海最負盛名的江一平律師竟然會成為岡村寧次的辯護律師，但他們還是對他充滿了期待，因為民眾們沒有忘記他之前為抗戰做出的貢獻。
而稍微懂得法律知識的人都知道，按照規定被審判的人也要有一位律師，他們覺得江一平過來不過是為了更好地批判岡村寧次的罪行。
隨著石美瑜的一聲令下，庭審在萬眾矚目下開始了，先是由政府派出的原告律師對岡村寧次的罪行進行了避重就輕地描述，台下的民眾對此都很失望，但他們期待著江一平的發言。
此時的江一平絲毫沒有在意民眾的目光，他開口第一句竟然就聲稱「岡村寧次無罪，應該予以釋放」，此言一出，滿座皆驚，就連岡村寧次本人也漏出了難以置信的表情。
隨後，江一平為了「證明」自己的言論，開始滔滔不絕地闡述自己收集好的資料，盡情地為岡村寧次的罪行進行開脫，而他的律師能力確實「十分突出」，他說的每一條似乎都在合情合理地訴說著岡村寧次「無罪」。
其中最為荒謬的是，江一平在提及岡村寧次任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時，專門強調岡村寧次為供給農民棉布、打擊奸商，「做了不少愛民的事」。
伴隨著江一平的發言，台下的民眾頓時議論紛紛，他們沒想到曾經一心愛國的律師如今竟然成為了岡村寧次的爪牙，而岡村寧次也對江一平的發言充滿了感激，石美瑜也對江一平的能力刮目相看。
在接下來的被告人發言環節，岡村寧次也是胸有成竹，他故意裝成一副委屈的樣子，堂而皇之地向法官闡述了自己無關緊要的罪行，而對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或只字不提，或聲稱並非自己的責任。
台下的民眾瞬間就炸開了鍋，他們十分地憤怒，紛紛對江一平糊岡村寧次破口大罵，而石美瑜知道這已經達到了預期的目的，便以維護秩序為由，宣布了休庭。
幾個小時後，石美瑜當庭宣布：「由於證據不足，今天只審不判，審訊到此結束，被告及證人還押。」面對著門口的大批軍警，民眾們雖然心懷不滿，卻也無能為力。
幾個月後，在蔣介石的授意下，法庭對岡村寧再次進行了審判，為了不激起民變，庭審采取秘密的方式進行，而為了給公眾一個說法，法庭專門邀請了20名記者到場旁觀，江一平作為辯護律師再次出席。
這次，江一平不僅繼續為岡村寧次開脫罪責，甚至還請求法官為岡村寧次在抗戰後為國民黨所立的「功勞」進行表彰，並在結尾時這樣說道：「被告在投降時協助接收有功，希望‘量罪課刑持以平衡’，建議將其無罪釋放。」
最終，石美瑜不顧記者們的議論，按照所謂的法律法規，「依法」將岡村寧次無罪釋放了……
晚年唯一的「摯友」
事後，蔣介石為了岡村寧次的安全，竟然讓人護送岡村寧次乘船回到了日本，而在去日本的路上，岡村寧次竟然笑著說道：「我再次幸免於難，不止一次幸免於難，可謂幸運矣！」
國內民眾得知訊息後都義憤填膺，可岡村寧次已經離開了中國，他們只好把江一平作為發泄的物件，各大媒體開始對江一平的漢奸行為口誅筆伐。
江一平的父親一氣之下撒手人寰，而他的妻子也實在無法忍受一位當漢奸的丈夫，主動和他提出了離婚，此後，他再也沒有結過婚，一生沒有子女。
不僅如此，一直在幕後指揮的蔣介石面對洶洶民意，當即果斷地叫人罷免了江一平的所有職務，不過為了顯示自己的大度，最後還給他安排了一個閑職。
而江一平昔日的同學、朋友也紛紛斷絕了與他的往來，此時的他在國內徹底變成了孤家寡人，當然，他還有一位遠在日本的「摯友」岡村寧次。
岡村寧次回國後，也被深受戰爭之苦的日本國民排斥，他成了一個孤家寡人，可他卻一直沒有忘記江一平的「恩情」，並多次寫信向他表示謝意，在他後來的回憶錄裏還說江一平的恩情使他「永銘肺腑」。
後來，江一平也跟隨蔣介石逃往了台灣，面對岡村寧次的來信，他也哭笑不得，同樣眾叛親離的兩人一來二去竟然成為了「朋友」。
1961年6月，岡村寧次在接受蔣介石的邀請到台灣參加活動時，還專門到江一平的住處看望了他，此時的江一平也已是風燭殘年。
二人的晚年也出奇的相似，同樣在獨孤中茍延殘喘，1966年，岡村寧次病死於日本，五年後，江一平也在台灣因病去世，而在他死後，沒有一個人為其悼念。
岡村寧次之所以能夠逍遙法外，誠然主要是蔣介石包庇的結果，但作為一名律師，更應該堅守道德底線，而不是借助法律的名義為自己謀利，江一平前後懸殊的態度及遭遇應當引起後人的警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