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前770—前453），是中國古代的劇烈轉型時代。在這個時代，周王室衰微，其分封的諸侯群群起爭霸，開始出現了大規模的討伐（這一時段還不能稱得上征伐）會戰，著名的【左傳】、【公羊傳】都記錄了這一時期的很多場重大戰爭。戰爭不僅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社會的進步，同時也湧現了許多具有傳奇色彩的軍事家、謀略家和戰略家。今天，宛丘百曉生就列出符合上述「三大家」指標的前三名：
第三名先軫，晉國原邑（河南濟源）人，是晉文公、晉襄公時期的名將，曾經以主帥的身份參加了城濮之戰、崤之戰，這是兩場春秋時期起到決定性作用的重大戰役。
其中，先軫在戰前那句「取威定霸，在此一戰」，為猶豫不決晉文公增添了戰必勝的決心，戰爭中則提出「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的總方針，可以說這是中華2500年信使中第一次關於「兵權謀」的記載，所謂「上兵伐謀」也是從這裏開始的。最關鍵的是城濮之戰開啟了「晉楚」百余年的爭霸史，決定了中華歷史的行程；
而崤之戰則是先軫在晉文公喪禮期間力主發動的一場中國歷史上有史以來第一次記載的「伏擊戰」，讓以勇武著稱的秦國軍隊遭受到了「匹馬只輪未歸」的慘敗，這場戰爭關上了持續百年的「秦晉之好」大門。至此以後，秦國東擴受阻，秦穆公開啟了「霸西戎」的行程，同時推進了「秦楚」400年交好的春秋戰國歷史。
先軫是因朝堂侮辱國君，在與北狄的交戰中，故意不穿鎧甲壯烈犧牲，以謝大不敬之罪，也體現出了剛強勇武的一面。總的來說，他是春秋時期頂級的軍事家、謀略家，但絕不是一流的戰略家，崤之戰很大程度上讓晉國失去了秦國的支持，反而給了楚國一個還算忠實的盟友，好在晉國後面歷代的國君多有作為，大夫貴族也是優秀者甚眾，在後來100多年中，晉國大體上實作了在中原地區一家「獨霸」的局面。
第二名熊旅，也就是楚莊王，他不僅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在任期間楚國的對外征戰基本都是他親征，因此，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軍事家、戰略家，具備了春秋時期最為頂級的軍事指揮能力，可以說無人能出其右。
楚莊王韜光養晦、一鳴驚人都是被後世人們津津樂道的，尤其是他在率領大軍北上掃平「漢水諸姬」後，直抵洛邑城郊，與周朝王孫滿談論鼎之輕重，更是廣為傳頌，最後他也肯定被「在德不在鼎」中原文化而折服。
最能體現楚莊王軍事能力的無疑是他指揮的晉楚邲之戰，楚莊王很好利用晉軍將帥不和、各懷心思的弱點，果斷出擊、完勝對手，從而一洗城濮之戰中失敗的恥辱，在中原爭霸鬥爭中暫時占了上風，楚莊王也由於此役的勝利而一舉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
其實勝敗能兵家常事，只是在這場戰爭勝利以後，當楚國將軍建議楚莊王在邲建京冠以宣揚大勝的時候，楚莊王展現出了超越時代的認知，第一次說出了止戈為武的戰爭理念，強調這場戰爭不過是兄弟相爭，犧牲的都是同胞兄弟，並且也沒有改變晉國依然強大的存在的現實，並沒有什麽特別值得炫耀和紀念的，只是命令飲馬黃河而還。
綜上來說，楚莊王在那時代均有了超前的戰略思想，排名第二僅僅是因為個人的極端優秀，但是對後續的影響不夠深遠，也沒有過多影響歷史的行程。
第一名管仲，是齊國桓公時代的宰相，輔佐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時期第一位真正的霸主。
管仲在齊國國內進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加強了齊國的社會進步，加強了軍隊的戰鬥力。對外，管仲又親自進行了多次征戰，如北戰山戎、存邢救衛、南征楚國等。
可能有人會質疑管仲算不得第一的軍事家，為什麽在這一榜上排第一呢？
我竊以為，管仲之所以排第一，是因為他是一流的戰略家，他真正開啟了春秋新的歷史篇章，也將「不戰而屈人之兵」第一次演繹給世人看，迫使強大的楚國再次入周進貢苞茅，引導中原離心離德的諸侯們再次聚集到周王的旗幟下；
同時，管仲開起了經濟基礎決定國際影響的先河，也將「官山海」的經濟理念深刻植入了這片華夏大地，為後世的桑弘羊輔助漢武帝、王安石變法等一系列的經濟改革提供了最早的借鑒，其在經濟領域的戰略影響至今不減反增。
可以說管仲才是那個時代最為頂級的戰略家，在當時就實作了齊國400年經濟第一強國的地位，在春秋和戰國時期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也是秦滅六國中堅持到最後的那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