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上之路充滿艱辛。
在會理，黨中央又一次明確了我們中央紅軍要繼續北上，去川西和紅四方面軍會合，建立新的蘇區的方針。紅軍的北上之路，雖然還得經受非常惡劣的自然環境的考驗，但大家聽說能和紅四方面軍會師，進一步發展壯大革命力量，部隊的情緒還是很高漲的。
6 月 9 號，咱們團到大蹺磧地區了，夾金山就在腳下。這山海拔 4000 多米，一年到頭都是雪，空氣很稀薄，人也少，天氣還變化無常。
12 號那天，咱就上山了。這一路上，雖然挺艱苦的，但好在山下休息了 3 天，體力恢復了不少，而且準備工作也做得挺充分，沒多少人掉隊。
山頂有好多石堆，聽人說藏民路過這兒的時候，都會撿塊石頭放上去，祈求菩薩保佑。大家覺著好奇，也都跟著往上放石頭，後來才知道，這叫「瑪尼堆」，是藏傳佛教的一種傳統。就這樣，我們順利翻過了長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到了懋功（就是現在的小金）。
嘿，我紅一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已經和先到的紅四方面軍會師啦！這兩支隊伍見面可高興了，又是送禮物，又是編歌、排節目、開聯歡會，熱鬧得不得了！
那個時候，紅四方面軍有八萬多人，兵強馬壯的，他們對我們可熱情了。看到這情況，我也可高興了。心想著，共產黨人都是一家人，兩支紅軍加起來有十多萬人，大家親得就像兄弟一樣，以後團結戰鬥，肯定會出現勝利發展的新局面，根本沒想到，以後還會發生分家的事。
中央紅軍在卓克基休整了一天。我們團住在一座寺院裏，地方寬敞，住一個團都沒問題。因為長期沒有補充，我們的衣服都破破爛爛的，而且天氣非常寒冷，有些人沒辦法，就把菩薩身上的布取下來，用來做衣服穿，顏色花花綠綠的，已經不像部隊的樣子了。但就是這支穿著不整齊的隊伍，正是經歷了長途轉戰還保留下來的紅軍指戰員，都是從槍林彈雨中沖殺出來的英雄好漢！
兩軍會合後，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開了個擴大會議，決定讓紅軍繼續往北去甘南，建立川陜甘根據地，還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為了拿下松潘，開啟北上的通道，紅軍又翻了夢筆、長板兩座雪山，來到了蘆花、黑水地區。
這的房子真特別，有的像小洋樓，一層養牛馬，二層做飯，三層住人，四層存糧，五層平頂曬糧食。
這裏的藏族分為兩個部落：蘆花部落的首領是個女的，叫蘆花太太；黑水部落的首領叫蘇永清。因為受到國民黨宣傳的蒙騙，以及被漢族官僚、軍閥壓迫，很多藏民對漢人有仇視心理。再加上語言不通，不了解紅軍，所以在我們到來之前，他們都把糧食藏起來，跟著頭人上山了。
當地的頭人被國民黨特務挑唆，總是來騷擾我們。他們的武器大多是英國制造的，槍法特別準。我們部隊行軍時，他們在路邊、山口向我們開槍，還往下滾石頭；我們宿營時，他們向我們零星外出的戰士放冷槍，一時間導致我們部隊不少傷亡。
我們派了小股部隊去搜尋，他們對地形很熟悉，擅長爬山，而且大多騎馬，很快就跑得沒影了，搜尋隊一撤回，他們就又出來襲擾，讓我們不得安生。
在這裏，團裏得到了兵員補充，是從四方面軍調來的一個營，由副團長楊國夫帶來，他隨後轉任 10 團副團長，伍修權也調來接任團參謀長。這時，最讓人頭疼的還是糧食短缺，部隊的吃飯問題成了大難題。我改任團管理主任，主要任務就是籌集糧食，想方設法去找吃的。
那天我路過軍團供給部，看見他們在殺牛。邱創成政委瞧見我，就主動給我送了幾斤牛肉，我沒舍得自己吃，就帶回來了。在那麽艱苦的環境裏，這牛肉可是情誼深重啊。創成同誌是我的老戰友，全國解放後，他當過軍委炮兵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國務院第五機械工業部部長、總後勤部副部長等職務，1982 年他生病去世了。
剛開始我不曉得咋個籌糧，帶著部隊在大山林子裏轉了一圈，啥子都沒找到，空手而歸。後來別個給我點撥了一下，我才曉得要去向陽的山坡、有水的地方找，因為藏民一般都在那些地方生活，糧食可能也埋在那裏。
果然，我們在地下挖出了油、鹽、牦牛肉和糧食。可這遠遠不夠部隊吃的，只能去割還沒成熟的青稞和包谷。有人把青稞放火裏燒，然後用手搓下籽粒，半生不熟地吃；有人把包谷放水裏煮，連籽帶瓤一起吃。這麽做，肯定是損害了藏民的一些利益。但那時真的是沒辦法啊！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對當地群眾進行了加倍補償。
然而，藏民在了解紅軍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我清楚地記得這樣一件事：有一天，我們沿著黑水河右岸前進，看到左岸有位藏民，就透過通司（轉譯）向他喊話，告訴他我們是紅軍，是反對官僚和軍閥壓迫窮人的隊伍，現在路過這裏，沒有吃的了，希望他能幫助我們。他立刻殺了一匹馬，用河上的索道把肉傳送過來，我們也用索道把銀元送了過去，但他堅決不收，又送了回來。大家都非常感動，多好的藏族兄弟啊！
那時候，我還被命令帶一個連到黑水下遊去接紅四方面軍總政委陳昌浩。路過藏民寨子的時候，一個穿著紅袈裟、一只胳膊露在外面的喇嘛，帶著幾百人沖下坡來，不讓我們透過。我就命令部隊停下來，安排好警戒，然後向他們喊話，告訴他們藏漢本來就是一家，紅軍買賣公平，只是路過這裏，不會進寨子裏，絕對不會騷擾老百姓。
終於獲得藏民的信任，成功避免沖突，順利透過此地，找到了四方面軍的部隊。與他們接上關系後，他們帶我去見陳昌浩同誌，陳昌浩同誌隨即問我：「彭德懷在哪裏？」
我說我們軍團首長在等你呢。當時我就覺得他派頭大，傲得很。
七月上旬，我們接著往北走，開始翻打鼓山。從下打鼓走到中打鼓，再走到上打鼓，走了三天，才到沙窩山前。這座雪山，看起來不高，只有四五百米，但因為它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高原上，山上一直有積雪，空氣很稀薄，而且部隊已經翻了三座雪山，體力消耗很大，還沒飯吃，爬山非常困難。
路上，我們瞧見掉隊的同誌圍著篝火取暖，可叫他們時卻沒人回應，一靠近，他們就倒下了。因為缺氧，體力消耗過大，很多同誌都犧牲了，沿途都是戰友們的遺體。宣傳隊本想喊口號給大家加油打氣，可卻一句也喊不出來，大家只能不說話，深呼吸，手拉手，慢慢往前走。
這時候，千萬不能停下休息，一休息，呼吸就減少，身體缺氧，人就活不成了。才幾百米高的雪山，我們卻爬了整整半天，到了山頂，又遇到冰雹，砸傷了不少人。我路上吐了好幾次血，呼吸特別困難。解放後，才知道這是肺病。靠著革命的毅力和戰友們的幫助，我才終於爬上了山頂。下山的時候，倒是越走越輕松，大家還有說有笑的。
然後，我們又翻過大雪山拖羅崗，來到毛兒蓋。部隊在那兒住了好久，也不曉得咋個回事。後來才聽說，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張國燾，仗著他人多、槍多，想篡奪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權，就找借口說啥子「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解決，故意拖著不北上。
在此之前，紅一方面軍為與紅四方面軍統一編制，將軍團改稱軍，我們紅 3 軍團也改稱為第 3 軍。這時，兩個方面軍的部隊進行混編，組成了左、右兩路軍。我們 3 軍與第 1、4、30 軍編為右路軍，由徐向前、陳昌浩指揮，中央、軍委機關也隨右路軍行動。
八月中旬，部隊讓我們準備糧食，要過草地了。
8 月 21 號，我們從毛兒蓋出發，一開始還能看到零零散散的灌木林，接著往前走，就到了漫無邊際的大草地。草地給人的第一感覺挺美，開了好多野花，尤其是野韭菜花最多。但對長征北上的紅軍來說，草地卻是個很難過去的坎兒，沒有路，也沒有人煙。
特別是這天氣，惡劣得很，變化無常，一會兒晴空萬裏，一會兒風雨交加， 一會兒驕陽似火，一會兒又漫天飛雪。地上到處是一叢叢野草，地下一片片泥 沼，還到處散發著腐臭的黑色汙水，人要是踩在草叢上，就會搖搖晃晃，一個不小心就會陷進泥沼，不能自拔，越掙紮陷得越深，最後沒頂，不少人都被淹沒在沼澤裏了。
後來有了經驗，腳一踩進泥沼，身子趕緊躺倒，打個滾兒就出來了。從物理學角度講，這是為了減小「壓強」，所以就少死了很多人。
我是管理主任，負責分配宿營住處。進了草地後，到處是荒原，沒什麽事可做。部隊沒房子，也沒雨具，白天太陽曬，熱得滿身大汗，晚上下大雨，冷得直哆嗦，沒法睡覺，還經常遭到敵騎兵的襲擊。同誌們又累又困，背靠背坐著，不管風吹雨淋，一直熬到天亮，很多身體弱的人生病倒下了。
在草地裏行軍，內建的幹糧根本不夠吃。一開始，抓把青稞，添點肉幹，再喝口冷水，還能勉強填飽肚子。後來，這些都吃光了，就只能靠野韭菜花來充饑，前面的部隊還能挖到一點，後面的部隊就很難找到它了。在烈日下趕路，口渴得不行，有人就去喝沼澤裏的積水，可誰知道水裏有毒，喝了之後就腹脹下瀉，又有一些戰友因此長眠在了草地上。後面的部隊不需要精靈，順著一具又一具戰友的遺體，就能找到前面的部隊，到達宿營地。
雖然苦得不得了，但大家還是有說有笑，紛紛議論著：將來革命勝利了，在這裏辦集體農場，開著拖拉機到處跑，肯定能大豐收。我們這支紅軍隊伍，就這麽前赴後繼，連續走了六七天，8 月底終於走出了草地。這是長征中最艱難的一段路，讓人一輩子都忘不了。
離開草地，就到了班佑。這裏沒多少人，只有些牛糞房，是藏民遊牧時休息的地方。此時地裏的青稞等都成熟了，我們把它摘下來，用火燒掉麥芒，然後整個放在嘴裏吃，結果吃得滿臉黢黑，一個個都成了黑「張飛」。我們團在班佑停留了一個多星期，接到命令要接應左路軍東進，一起北上。
9 月 10 號大清早，突然接到上頭的命令，讓我們團趕緊行軍，去甘肅叠部縣俄界（現在叫高占）。命令還說，不管路上碰到啥情況，都不能停下來。我們都不曉得咋回事，就覺得這舉動很不正常。
路上，經過紅四方面軍的防區時，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對我們喊道：「右傾機會主義，逃跑可恥！」「把一方面軍拖垮了，又想拖垮我們四方面軍！」「戴八角帽的四方面軍同誌快回來！」「打到成都大壩子去吃大米呀！」
我們聽到後，也朝他們喊：「擁護中央北上方針！」「大家一起北上！」雙方對喊得很厲害。我還看到李德和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對罵，他們說的是外國話，我們聽不懂。
我們團加速前進，快到阿西時，彭德懷軍長帶著部隊在山上迎接我們。大家一鼓作氣，趕到了俄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張國燾反對中央北上的戰略方針，想讓紅軍再過草地，南下川康邊境，在人煙稀少的少數民族地區建立根據地，還企圖加害中央。
為執行中央的北上方針，推動抗日民族運動發展，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毛澤東決定率領右路車中的紅 1、3 軍和軍委縱隊迅速離開駐地，率先北上。
9 月 12 號，中央在俄界開了個政治局擴大會議，透過了一個叫【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的東西。因為部隊人變少了，就決定把紅一方面軍主力和軍委縱隊改成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我們團為了讓連隊更充實，就把營取消了，改成了 4 個步兵連、1 個機槍連，還把多余的槍拆了扔到白龍江裏。
9 月 17 日早上，紅 1 軍 4 團成功攻下臘子口這一天險，打通了北上的道路。我們來到了甘南岷縣的哈達鋪（現屬宕昌縣），這裏是漢人居住的地區，比較熱鬧，有很多做生意的，大家都開心得跳了起來。
從五月中旬進入藏民區開始，這一路上，語言不通，天天挨餓受凍，有錢也買不到吃的和穿的。好多人身上帶著銀元，卻還是活活餓死、凍死了。在這裏，大家先買吃的，也不講價，買到就拼命吃。
我領著倆通訊員，買了三只老母雞、五斤面，還是沒吃飽。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感覺可餓，還有些人因為吃太多，竟然給脹死了。紅軍在這兒休整了下，支隊開了個整頓軍容風紀的會，還買了白布，染成灰色做軍裝，把那些五顏六色的衣服給換了。打這兒起，紅軍的軍容就比較整齊了。
9 月 22 號，中央把紅一方面軍主力正式改編成了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這支隊有七千多人，彭德懷是司令員，毛澤東是政治委員，下面還管著 3 個縱隊。紅 3 軍變成了第 2 縱隊，我們 10 團改成了第 10 大隊，大隊長是黃珍，政委是楊勇，參謀長是伍修權，我又當了通訊主任。
部隊整編後，繼續向北走，到了鴛鴦鎮時，準備渡過渭河。 我小時候看過【封神榜】【三國演義】，知道渭河是姜太公「釣魚」的地方，曹操也曾經在這裏奪船避箭，所以在我腦海中，渭河是一條大河，還帶有幾分神奇色彩。沒想到到了河邊一看，河面並不寬，水也不深，可以徒步過河，這讓我有點失望。
10 月 5 號，咱到了六盤山下邊。它在陜甘寧的交界地兒，海拔快 3000 米了，山道彎彎繞繞，得盤六回，才能到山頂，所以就叫六盤山。
翻山時，第一縱隊在甘肅固原縣青石嘴消滅了敵人的兩個騎兵連。當我們到達那裏時，遠遠看去，好像滿地都是綿羊，用望遠鏡仔細一看，才發現是敵人的後續騎兵部隊又來了。我們沿著山前進，邊打邊走，讓敵人的騎兵無法發揮作用。就這樣，我們成功地透過了六盤山。
後來，彭雪楓對我說，彭德懷司令員在山口一直等著，親眼看到部隊都過來了，他才放下心來，還說：要是剩下的這些革命種子再遭受損失，中國革命的勝利還不知道要推遲多少年呢！
到了回民地區，因為我們不了解他們的風俗，宰了羊、殺了雞，拿到回民家裏去煮，結果他們很不高興，有的還把鍋給砸了。後來才知道，回族人殺牲得請阿訇，這樣才行。
另外，咱們這兒是黃土高原，缺水嚴重，想喝口水得走四五裏路，這對一支疲憊的部隊來說，確實挺難的。好在遇到的敵軍戰鬥力都不行，一觸即潰。我們順利透過了平（涼）固（原）公路封鎖線，朝陜北前進。
10 月 19 日，陜甘支隊順利抵達吳起鎮（現吳旗）。至此，我們中央紅軍的長征勝利結束，耗時一年，途經 11 個省，行程長達二萬五千裏。看到蘇區的標語，感受著地方政府和人民群眾的熱情歡迎，大家的喜悅之情溢於言表！當時，我被調任至 2 縱隊司令部擔任通訊主任，縱隊司令員是彭雪楓，政委是李富春，副司令員是劉亞樓，參謀長為蕭勁光。
沒過多久，敵人的三個騎兵團追到了吳起鎮，陜甘支隊集中兵力，先攻打在吳起鎮西北迂回的敵騎兵團，然後再打另外兩個團。這一仗，我們把敵人全部擊潰，俘虜了很多人。但不幸的是，我的老團長、10 大隊大隊長黃珍在指揮戰鬥時英勇犧牲了。
後來，陜甘支隊從保安出發繼續南下，在鄜縣（就是今天的富縣）一帶，和紅 15 軍團順利會師。
11 月 3 號，中共中央做了個決定：搞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讓毛澤東當主席，還把紅一方面軍的番號給恢復了，彭德懷當司令員，毛澤東當政委，葉劍英當參謀長，王稼祥當政治部主任，下面還管著紅 1 軍團和紅 15 軍團。
新的紅 1 軍團是由原紅 1、紅 3 軍團合編而成的，軍團長是林彪，政委是聶榮臻。我們 2 縱隊改為第 4 師，師長是陳光，政委是彭雪楓，副師長是黃永勝，參謀長是陳士榘，政治部主任是舒同。我被任命為師通訊主任。司令部的參謀有武亭（北韓人）、帥榮、彭雄、李誌高、廖承茂等。
紅 3 軍團從 1928 年 7 月由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鄧萍等同誌領導平江起義、建立紅 5 軍開始，到這時編入紅 1 軍團，總共經歷了 7 年多的時間。
這支部隊久經戰火考驗，以善打硬仗、惡仗聞名，他們勇往直前、勇冠三軍，有著拼命精神和頑強的戰鬥作風，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貢獻。
1985 年 10 月，王平、李誌民同誌牽頭，我與劉誌堅、甘渭漢、方強等六人一起向中央軍委建議，編寫【中國工農紅軍第三軍團史】，以便總結歷史經驗，緬懷革命先烈，繼承光榮傳統。後來，這個建議得到了批準。經過幾年的努力，這本書終於在 1992 年 9 月與讀者見面了，也算是實作了我這個曾在這支英雄部隊中成長的老戰士的心願。
中央紅軍到了陜北，和紅 15 軍團會合後，蔣介石特別害怕，趕緊調了東北軍 5 個師的兵力，想趁紅軍還沒站穩腳跟，在洛水以西、葫蘆河以北地區消滅我們。軍委就決定：集中大部份兵力，找機會消滅沿葫蘆河東進的敵人一兩個師，打破敵人的「圍剿」。這就是著名的直羅鎮戰役。
11 月 20 號，敵人的先頭部隊第 109 師，在飛機的掩護下，分成三路，沿著葫蘆河谷和南北山地，向直羅鎮進發。
21 號早上，紅 1、15 軍團向直羅鎮的敵人發起進攻，我們 4 師接到命令，攻打直羅鎮北山的敵人。戰鬥開始後，我去 10 團解決通訊問題，剛爬上一個山頭，就看到了毛主席。他生病了，躺在擔架上，但還是堅持指揮戰鬥，身邊只有一個警衛班。
正在這時，十團二連路過此處，毛主席讓他們留下，連長不認識毛主席，說沒有團長的命令，不能停。見此情形，我趕忙告訴二連連長：「這是毛主席！他命令你們留下，你們就留下。」
真巧，2 連指導員也來了，他也認識毛主席，立刻敬禮報告。就這樣，這個連就留在了毛主席身邊。我告訴連長、指導員，一定要保護好毛主席的安全，還把情況報告給了 10 團的楊勇政委。後來，戰鬥激烈的時候，毛主席命令 2 連出擊，和其他部隊一起，消滅了很多敵人。
直羅鎮戰役，我軍殲敵 1 個師 1 個團，擊斃敵師長牛元峰，粉碎了國民黨軍對陜甘蘇區的第三次「圍剿」，為中共中央在西北建立革命大本營奠定了基礎。
1934 年 10 月長征開始後，我跟著紅軍一邊打仗一邊行軍，有段時間還被戰友們擡著，吃了很多苦，走了兩萬五千裏，終於從江西到了陜北，進入陜甘蘇區。然後，我們又打敗了敵人的「圍剿」，開始了新的革命。
這樣的長征，前所未有。它有力地證明，在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戰無不勝。雖然參加過長征的人越來越少，但長征精神永放光芒，它激勵著一代又一代的年輕人，為共產主義事業而奮鬥。
長征精神，熠熠生輝！
去東邊和西邊打仗
1935 年底，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政策，確定了「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準備直接對日作戰力量」、「猛烈擴大紅軍」的戰略方針；規定紅一方面軍行動部署的基礎，應放在「打通抗日路線」和「鞏固擴大現有蘇區」這兩大任務上。
瓦窯堡會議結束後，部隊開始為東征作戰做各種準備。當時，我們的通訊器材非常少，很難為大規模軍事行動提供可靠的保障，就算是中央和軍委的電台，功率也很小，距離一遠就沒辦法溝通了。
為了搞定通訊聯絡這個大難題，中共上海中央局在宋慶齡等人的幫助下，買了一部大功率電台，並透過地下黨悄悄運到了陜西韓城，交給了國民黨第 17 路軍的團長閻揆要。
以下是覆寫後的內容：揆要同誌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也是黃埔軍校的畢業生。在解放戰爭時期，他曾擔任陜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第一野戰軍和西北軍區參謀長等職務。全國解放後，他又先後擔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等職位，於 1994 年逝世。
1936 年 1 月中旬，我們四師接到命令，要和軍團部騎兵團一起南下韓城接收電台。我們手裏沒有地圖，只能按照師偵察科長李誌高畫的行軍路線圖走。圖上雖然標明了路上哪裏有村莊、人家，但到了地方一看，只有窯洞，沒有人。後來才知道，這一帶的回民在清朝末年起義反清，被鎮壓了，有的被殺了，有的跑了，所以這裏早就沒人了。好在我們自己帶了糧食，才沒餓著。
我們到了韓城地區後，就四處找接頭的地方。一天早上，部隊正準備吃飯，突然遭到國民黨 17 路軍主力馮欽哉部的攻擊。我們邊打邊撤，因為情況不清楚，電台也沒聯系上。
後來，這部電台被兄弟部隊接收了。有了它，通訊工作就輕松多了，中央能直接和遠在莫斯科的共產國際聯系了。在返回的路上，我跟著 11 團行動，認識了他們的政委王平。我們很聊得來，新中國成立後，還有機會多次一起工作，成了好朋友。
二月份的時候，紅軍發動了東征戰役，紅一方面軍還組成了抗日先鋒軍。 有一天，我帶著電台，跟著師長陳光、政委彭雪楓去圪針灘、禹黃渡那一帶偵察，了解渡河點的情況。就是在那裏，我第一次見到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張浩同誌。
2 月 20 號，紅 2 師沖破敵軍防線，成功強渡。咱師緊跟其後，坐著羊皮筏子過了黃河。
紅軍迅速突破黃河防線，這可把閻錫山嚇壞了，他趕忙調集晉綏軍去堵截。可還沒到 10 天，紅軍就消滅、打跑了晉綏軍 5 個團，還抓了 1200 多個俘虜。閻錫山更害怕了，又調了 4 個縱隊，從不同方向反攻。
3 月 4 號，晉綏軍從北、東、南三個方向對紅軍進行反擊。紅軍集結了兩個軍團的主力，在孝義縣兌九峪地區，打算先消滅敵軍第 2 縱隊的 3 個旅。
10 號淩晨，仗就開打了，雙方一直打到天黑，還是不分勝負。 到了傍晚，兌九峪戰場上晉綏軍的兵力增加到了 13 個步兵團和 1 個炮兵團。
方面軍領導覺得敵人聚集在一起，很難消滅，就下令讓我們撤出戰鬥。這時，敵人已經從三個方向向我 4 師逼近，只剩下一條山梁小道可以走。我帶著通訊人員緊跟師部，邊打邊撤，跑步透過敵人的炮火封鎖線，突出了敵人的包圍圈。
這次戰鬥，紅軍雖然沒有實作原定目標，但給敵軍兩個團造成了沈重打擊。隨後，紅軍以紅 15 軍團為主力組成左路軍，向北佯攻，威脅太原，牽制晉綏軍；以紅 1 軍團為主力組成右路軍，趁著晉南兵力空虛，沿著同蒲路南下，以奪取洪洞、臨汾等地。
南下的時候，師首長讓我去籌糧。 我一到地方，就去村裏開展工作。有一回，還鬧了個大笑話。村長問我要小麥、大麥還是蓧麥？我剛到北方，不知道哪種麥子好，還把「蓧」當成了「油」，覺得小麥太小，大麥太大，「油」麥有「油」，可能更好吃，就說要「油」麥。哪知道那蓧麥不好消化，吃多了肚子脹，大家都很有意見。看來，不管做什麽事，都不能靠主觀想象，必須得調查研究。
三月下旬，我們師攻打洪洞縣城，我跟著陳光師長到了城下，他正指揮部隊搭梯子，準備攻城呢，結果彭雪楓政委在後面讓號兵吹響了停止攻擊的軍號。
陳師長火冒三丈：「走！回去睡覺！」
打那以後，師長和政委之間就有了不和的苗頭。
當時我不曉得原因，後來才聽說，中央東征時曾打算過「大力發展紅軍」的具體方案，打算把陜北的紅 81 師和紅 4 師合並，等去了山西，就正式恢復紅 3 軍團的編制。原紅 3 軍團的幹部對老部隊、老番號很有感情，聽說後都很高興，有的團還做了動員。
彭政委不贊成強攻洪洞城，一個理由是為了減少傷亡，為以後擴大紅軍、恢復紅 3 軍團保存骨幹力量。這種想法在原紅 1 軍團幹部中也有。
當時，方面軍總部打算從紅 1 軍團選調一些青年骨幹去紅 15 軍團任職，可 1 軍團的一些師團幹部接到通知後，卻把人藏起來，或者派他們出去，就是不想讓上級派來的人挑走。看來，在一個地方待久了，感情深了，就容易忽略全域觀念，容易犯本位主義的錯誤。
還沒攻打洪洞城的時候，我們的部隊就在那周圍做群眾工作、擴軍、籌款。彭雪楓政委給國民黨浮山縣縣長打電話，讓他交出 5 萬塊錢，不然就派兵打縣城。縣長害怕了，趕緊把錢送了過來。後來，部隊繼續往南走，向侯馬方向前進。路上，我們殲滅了敵人一個騎兵連，繳獲了很多戰馬。我們從裏面挑了 30 匹，組成了騎兵通訊排。
有一天，師長陳光帶著我和騎兵通訊排，越過 12 團的前衛，沿著公路快速前進，跑進了一個村子，結果突然和敵人碰上了。情況緊急，我們趕緊撥轉馬頭往回跑。好在 12 團的前衛很快就趕到了，不一會兒就把敵軍的這個班哨給消滅了。俘虜交代說，他們是蔣介石的第 25 師，剛從風陵渡那邊過來。
開始我們覺得蔣、閻有矛盾，可以利用。沒想到蔣軍進晉這麽快，還是階級利益的一致性在起作用。在蔣介石軍隊的支持下，晉綏軍很快占領了紅軍控制的黃河渡口，並向紅軍發起攻擊。
方面軍領導於是決定收縮兵力，慢慢向西，擊退敵人的進攻。4 月 6 日到 12 日，左路軍和敵人進行了屹洞鎮（如今的方山縣城）等戰鬥，消滅了將近兩個團的敵人，奪回了黃河渡口。15 日，右路軍圍攻吉縣城，我 4 師奮勇作戰，消滅了敵人的保衛團，俘虜了 300 多人，並且占領了這座城。
五月初，進山西的紅軍全部西渡黃河，返回陜北，我們師在延長地區休整。這時候，師長和政委的矛盾更深了，每次開小組會，他倆都吵個不停，弄得我這個黨小組長很為難，只好找政治部主任舒同來調解。
五月十三號，紅一方面軍在延川縣大相寺舉行團以上幹部會議。
毛澤東在會上總結了東征作戰的經驗，作了關於日前政治形勢及任務的報告，並對西征戰役進行了動員。此外，會議還批評了紅 1 軍團中存在的本位主義，解決了原紅 1、3 軍團師團幹部間的團結問題。
主要是各師團幹部為了保存實力，不想打傷亡大的仗，不願意調人去增強紅 15 軍團和陜北紅軍的力量，還有些過去的矛盾遺留問題。我們師的政委彭雪楓也被批評了。
有回我給他送檔，瞅見他一個人在宿舍，正郁悶著呢。
大相寺會議後，中央軍委決定在保安開辦紅軍大學，培養抗日軍政人才。紅 1 軍團抽調了很多團以上幹部，由林彪帶隊去籌建，陳光、彭雪楓、陳士榘都去學習了。4 師師長李天佑、政委黃克誠、參謀長何德全，舒同仍任政治部主任。
五月中旬，為擴大陜北蘇區和紅軍，迎接紅二、紅四方面軍繼續長征北上，紅 1 軍團從吳起鎮出發西征，先打了曲子鎮。該鎮有寧夏軍閥馬鴻賓的一個旅駐守，旅長外號「野騾子」，是馬的愛將。經過反復戰鬥，紅軍攻占了曲子鎮，俘虜了旅長。後來為了爭取馬鴻賓保持中立，紅軍又把這名旅長放了回去。
這次戰鬥結束後，我調到了 12 團當參謀長。我們團長是鄧克明，政委是周赤萍。我剛上任時，正好趕上軍團部在曲子鎮舉辦運動會。比賽的專案有佇列、刺殺、投彈、田徑等，現場非常熱鬧。
我們師、團在佇列方面有優勢，因為師參謀長何德全、團長鄧克明都在國民黨軍隊當過班長，受過嚴格的佇列訓練，連以下佇列示範動作很好，但比賽中卻沒取得好名次，大家覺得裁判員不公平，議論紛紛。後來經過說服教育，才平息了這場小風波。
那天晚上，軍團團以上的幹部一起會餐，桌上有豬肉、雞肉等四大盆菜。我們正吃著飯，1 師師長陳賡來了。這是我們第一次見面。他走到我們桌前，看到雞肉還沒吃，就對著菜盆吐了口唾沫。然後，看大家都不吃了，他就笑著說：「你們不吃，我來吃。」說完，就又笑又吃起來。陳賡師長平易近人，還愛開玩笑，讓人覺得可敬可親，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後，我們又攻打了阜城，給敵第 35 師以重創，駐守在環縣和洪德城的敵軍也嚇得紛紛逃跑。軍團部命令我們 4 師鞏固這些新占領的地區，以環縣為中心開展群眾工作，建立新的根據地。我們還根據中央的指示，積極爭取東北軍成為抗日的武裝力量，成為紅軍的友軍。在與東北軍對峙時，我們盡量避免與他們作戰，雙方關系一直很不錯。
為了應對蔣介石派來的特務的監視，他們白天朝天開槍，假裝向紅軍發起進攻。到了晚上，他們又從西安給我們運來鋼材。當時紅軍正準備造船渡過黃河，向北進入內蒙古，打通與蘇聯的國際聯系，因此需要大量的鋼材。
10 月 9 號，紅一軍團第一師跟到達甘肅會寧的紅四方面軍順利會師。當時我們四師是在靜寧和紅二方面軍先頭部隊第四師會師的。想到跟四方面軍分開快一年了，他們終於來到西北，大家都特別開心和激動。跟二方面軍的同誌是第一次見面。我們一起舉辦了盛大的慶祝會，宣傳隊表演了文藝節目，指戰員們又唱又跳，還喊口號，特別熱鬧。
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後，蔣介石又調來近 20 個師的兵力，向紅軍發起進攻，他還親自到西安督戰，妄圖把紅軍三大主力消滅在黃河右岸的甘肅、寧夏邊境。
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決定反擊國民黨軍的進攻，我們 12 團跟隨師主力北上同心地區進行休整和備戰。根據蔣介石的南攻北堵戰略，上級要求對預定戰場進行實地勘察。
二師師長楊得誌帶著我們二師、四師的團參謀長，去定邊那一帶檢視北線的地形狀況。
有一天，大家正在山上檢視地形，突然接到軍團部的通知，讓我們馬上回部隊，說有新的作戰任務。楊師長馬上宣布，各團參謀長立刻回原部隊。
我回到團部時，部隊正在集合，準備向山城堡進軍。原來，紅軍和國民黨軍周旋了半個月，終於抓住了機會，胡宗南部第 78 師已經到達山城堡地區，前敵總指揮彭德懷決定，集中紅軍主力消滅該師。
於是，我們四師飛速趕到山城堡以南地區，和二師一起承擔主攻任務。
11 月 21 號，紅軍對山城堡的敵人發動總攻。紅 1 軍團的 1 師和 4 師從南向北打，紅 15 軍團的主力從東北往西南打，紅 31 軍從北往南打，紅 1 軍團的 2 師和紅 15 軍團的一部份，繞到敵人後面，截斷了敵軍的退路。
經過一天的激烈戰鬥，大部份敵軍被包圍，退縮到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中。第二天 9 點，敵軍基本被殲滅。山城堡戰役，是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打的第一仗，沈重地打擊了國民黨中央軍胡宗南部的銳氣，迫使他們全線後撤，對增強紅軍內部的團結，進一步鞏固陜甘寧邊區，促進逼蔣抗日方針的實作，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山城堡戰役結束後，我團進駐定邊地區。12 月 13 日上午，我正在給全團排以上幹部講伏擊戰術課，突然接到師部電話，說東北軍的張學良和第 17 路軍的楊虎城，於昨天在西安發動了「兵諫」，把蔣介石扣押起來了。
我馬上在會上把這訊息公布了，大家聽了都高興得跳起來，課也沒法上了，都在那兒紛紛議論，說報仇雪恨的時機到了，蔣介石「剿共」10 年，殺害了無數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他血債累累，早就該死了。
西安事變後，國民黨南京政府弄了個「討逆軍」，讓親日派老大何應欽當總司令，帶著大軍往西安打。為了幫張、楊的部隊打「討逆軍」，中央軍委讓第 1、15 軍團等部趕緊南下。
我們團從慶陽出發，經過合水、枸邑（現在叫句邑）、淳化，往南到達三原地區，在王家堡一帶進行整訓。這地方村子很多，人口也不少，還比較富裕。我們團有幾位領導幹部住在一位姓王的老太太家裏。這是個書香門第，她的祖先王微是明朝著名的機械科學家，曾經把西方的機械學介紹到中國，據說他的專著現在還珍藏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裏。
王老太太的兒子在北平上大學，這在村裏可是件稀罕事，大家都很羨慕她。老太太人特別好，總是熱心地幫我們解決難題，她家都快成了我們的聯絡點了。
1996 年 9 月，我去西安的時候，專門去了趟王家堡。六十多年過去了，老太太已經不在人世，她的後代也搬到了三原縣城，只有那棟房子還在，真是讓人感慨萬千啊！
在王家堡的時候，我每次看到那個慈祥的老太太，就會想起我已經分別多年的母親。有一天，我們師在魯橋鎮開團以上幹部會，大家一起合影留念。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照相，我還順便照了一張單人相。後來，我用在外經商的名義，把照片寄回了老家。離家 6 年，我第一次給家裏寫信，竟然還收到了。後來聽母親說，她看到我的照片就燒掉了。因為她很迷信，覺得相片是人的精靈，如果和人分開了，會對人的身體不好。這真是一種特殊的母愛啊！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一開始有人想不通，覺得應該殺了蔣介石。後來透過學習，大家明白了中央「逼蔣抗日」的方針是對的。認識提高後，部隊就全力投入到練兵整訓中去了。
有一天，陳賡師長再次來到我們團。這一次，他是以軍團點驗團團長的身份來部隊進行點驗的。一看到我們，他就開玩笑說：「你們不請我吃飯，不送我禮物，我就讓你們點驗不合格。」
這次點驗可嚴格了，把人員、武器、彈藥、裝備、馬匹這些東西都點驗了一遍，還一個一個地對驗槍炮號碼。因為我們準備得很充分，陳師長對這次點驗結果特別滿意，還跟全團講了話，表揚了我們。我們幾個團的領導看到部隊軍容嚴整，士氣特別高，信心也很足，隨時都能帶領這支部隊去完成最艱巨的戰鬥任務。
上抗大進修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卻違背承諾，將張學良判刑並監禁起來。與此同時，何應欽調遣了 25 個師，駐紮在洛陽和潼關一帶，準備攻打西安，內戰的烏雲再次籠罩。中共中央一方面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推動蔣介石抗日；另一方面聯合東北軍和第 17 路軍，準備抵禦何應欽部隊的進攻。為了協調行動，中央決定向東北軍和第 17 路軍的每個師派遣一名紅軍幹部，擔任軍政聯絡員。我們紅 1 軍團規定每個團派一個人，要麽是參謀長，要麽是主任，團裏就派我去了。
我們十多個人去了雲陽鎮，在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報了到。在那兒，我又看到了老領導黃克誠，他是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長。
黃部長讓我們改變想法，好好學習統一戰線知識，研究怎麽做友軍工作。我們在組織部住了大概 10 天。那時候中共中央和蔣介石在談判，打算第二次國共合作。所以，我們的任務就沒了。
到了陜北，我見很多幹部都去紅軍大學進修，十分羨慕，特別希望有一天，組織能安排我去紅軍的最高學府，系統地學習軍事指揮，總結戰鬥經驗，為抗擊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進一步提升自己的能力。這一天，總算讓我盼來了。
1937 年 2 月上旬，總政組織部讓我去抗大學習。抗大的前身是紅軍大學，在保安辦過一期，從第二期開始搬到延安，還改了名，叫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這一期是 1 月 21 日開學的，我沒趕上開學典禮。
據同學們說，從這一期開始，中央軍委決定成立抗大教育委員會，由毛澤東親自兼任主席。毛澤東還出席了開學典禮，他在講話中提到：抗大就像一塊磨刀石，能把小資產階級意識都磨光，讓大家變成鋒利的刀刃，去打倒日本軍國主義，去創造新社會。
抗大第二期是紅軍一、二、四方面軍會師後開辦的。這是我軍歷史上首次，三個方面軍和西北紅軍的幹部齊聚一堂，同桌學習。這一期共招收 1362 名學員，編成 14 個隊，其中第 1、2、3、4 隊大多是紅軍的軍、師、團幹部。校長是林彪，教育長是羅瑞卿，訓練部長是劉亞樓，政治部主任是傅鐘。
我被分到了 2 隊。我們學員隊的幹部都是學員擔任的：隊長是倪誌亮，他之前是紅四方面軍的參謀長；黨支部書記先是謝富治，後來是蕭望東。我還是第三組的組長，我們組有朱德崇、李宗貴（後來改名叫李赤然）、陳湖生、高波、周越華、孫湘等 10 多個人。
上政治課時，我們學的內容有統一戰線、黨的建設、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哲學等，給我們講課的教員有羅世文、張如心、徐夢秋等。上軍事課時，我們學的內容有制式教練、地形學、排以下戰術訓練、工程學等，教課的教員也有學員兼任的，比如譚希林、李東朝、王智濤等。
教材裏，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很受歡迎。我們自己掏錢買，幾乎人手一本。
學校的要求特別嚴格。我們早上要到延河邊出操，每周還會進行一次會操。4 個人睡一個炕，內務幾乎天天檢查，稍微不合格就得重新來。抗大的學習生活既緊張又活潑。大家關系很好，幾個方面軍的同誌相互尊重，相互學習，每次發津貼費，就會在星期天約著去延安的飯館吃一頓。
在這期學習中，我們很幸運地聽到了毛澤東和黨中央其他領導同誌親自講課，這讓我終身難忘，並且受益匪淺。
毛主席住在鳳凰山時，盡管工作繁忙，但仍抽出時間給我們講【辯證唯物論】，從 4 月一直講到七七事變，累計授課百余小時。毛主席講課的方式很靈活，是啟發式、研究式的，就像聊天一樣。我原本覺得唯物論、辯證法很復雜，但聽他一講，變得容易理解和記憶，讓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
這種教學方法，獲得了眾人的認可。
我們特別愛聽朱總司令講課。有一回，他講「黨的建設」，可大家遞條子，想讓他講講國共兩黨談判的事和世界局勢。朱總司令答應了，他一開講，我們就聽得入了迷。結果，講「黨的建設」的時間就不夠了，他最後只能念講稿了。
當時，康克清站起來說道：「你講課就直接講嘛！別念稿子了，念稿子我也會。」後來，我們在支部會上批評了康克清。大家你一言我一語地講，你們是夫妻，在家裏怎麽講我們不管；可他是我們的總司令，還是抗大的兼職教員，我們作為學員必須尊重教員，不能這樣對他。康克清虛心接受了大家的意見。
我在抗大學習時，還和張國燾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批判他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錯誤。三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延安召開，會議透過了【關於張國燾同誌的錯誤決定】，要求全黨全軍堅決與張國燾的錯誤作鬥爭。
四月上旬，抗大傳達了這個決定。大家學了中央檔後，都想讓張國燾來聽聽學員們的想法。
四月下旬的某天，他來到我們二隊的教室。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張國燾。本來計劃是先讓比較了解情況的紅四方面軍的學員發言，然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揭發他分裂黨、分裂紅軍、另立「中央」和推行錯誤肅反路線的眾多事實，特別是他下令秘密處死紅四方面軍優秀軍事領導人曠繼勛、曾中生的事，這讓廣大學員非常憤慨。面對大家的揭發和批評，張國燾只是靜靜地聽著，一句話也不說。就這樣，聽了一天後，他再也沒有來過。
剛開始鬥爭時，張國燾的欺騙性還很強，紅四方面軍也有個別人一時沒看清他的錯誤，甚至有人打算把張國燾搶出去，回大別山打遊擊，還有人想把槍從延安城門的下水道偷偷送出去。
這事兒是我們隊一個生病住院的學員講的，他原來是四方面軍某師政治部主任。學校領導聽說後，馬上就采取了措施。
那時候，我們上學都帶著手槍。四方面軍的軍、師級幹部，有的還帶著警衛員，甚至是警衛班。為了防止沖突，學校讓學員和警衛員把槍帶上集合，然後把所有槍都交了上去。
後來，隨著對張國燾錯誤的深入揭露和批評，三個方面軍的學員都認識到了張國燾的錯誤給黨和革命事業帶來的危害，他們衷心擁護中央的正確領導，支持對張國燾所犯錯誤的批評，完全同意中央將張國燾的錯誤與紅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嚴格區分開來的正確決定，堅決維護三個方面軍之間兄弟般的團結。
1938 年，張國燾叛黨投靠敵人，甚至連警衛員都沒帶，這就很能說明問題。
我在抗大學習了四五個月。盧溝橋事變後，國家開始全面抗戰。我們軍事幹部在抗大編成一個隊，準備上前線打日本鬼子。楊得誌是隊長，周昆、周子昆是軍事教官，梁均、楊梅生是排長。我先當 8 班班長，後來還選為黨支部書記，就不當班長了。
7 月 17 號晚上，領導突然通知我去中央組織部報到，還規定離校時，不能帶任何有紅軍字樣的東西。我沒辦法，只好把日記交給了老領導吳自立同誌，他當時是軍委四局局長。就這樣，我還沒畢業就匆匆離開抗大了。後來，我給抗大校務部部長周文龍寫信要畢業證書，他給我寄了一個，還在信裏開玩笑，說我開學晚來、畢業早走，是個「無始無終」的學生。
我 1930 年參加紅軍，那時還是個不大懂事的少年，後來逐漸成長為一名紅軍幹部。在抗大學習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學到了很多東西，比如馬克思主義的基礎理論、人民革命戰爭的基本經驗。這些對我樹立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很有幫助，對我以後的工作也起到了打基礎的作用，可以說是讓我受益終身。
我非常懷念我的第一所軍事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