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宋人長編體當代史的崛起

2023-12-18歷史

宋代是中國史學的輝煌時代，其顯著標誌之一就是當代史或者說本朝史的成功撰述。兩宋統治者特別重視修當代史，「訂正舊史，以明國論」，[1]數目繁多的諸帝【實錄】、國史，即分別為當代編年體和紀傳體史書。但是，宋人當代史中水平最高，流傳至今且影響最大的，則是私人所撰三部長編體書。宋人當代史撰述的成功，與長編體這種新體裁關系最大。

司馬光創制了長編法。但在司馬光那裏，長編法僅僅是一個編纂程式，其長編也只是對原始資料進行初步整理和加工的編年史初稿，需要作最後的刪修定稿，方可成就規範的編年史。[2]到了南宋，李燾、李心傳、徐夢莘等，則有意識地將長編法獨立出來，使之從一種操作方法，修史的一個環節，卓然而為獨立的史書體裁——長編體，成就了【續資治通鑒長編】（以下簡稱【長編】）、【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三朝北盟會編】（以下簡稱【會編】）三部長編體當代史名著。過去，人們認為長編體史書是未遑定稿之作，缺乏從長編到刪修定稿這一關鍵環節。這顯然沒有體察長編體史家的著述宗旨，沒有深入研究這些史書的體例。我們認為，長編體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嘗試、實踐乃至最後確立，與宋代特有的社會歷史環境和時代精神有著密切關聯。當然，歷史學自身的發展，也激發了表述方式的更新和創造。

一、當代社會歷史的沈痛刺激

趙宋立國，經歷了從強到弱以至於亡國這樣一個歷史劇變。整個北宋，一直面臨著與生俱來的內憂外患。改革與守成的鬥爭、「變」與「不變」的沖突，起碼從真、仁二世，便成為籠罩於政壇，波及士林的最大政治命題。到了南宋，則又一直陷於抗戰或議和的痛苦抉擇中。嚴酷的政治鬥爭，嚴峻的社會現實，深深地纏繞著知識分子。這個時代的史學家，背負著過於沈重的心理負擔和社會責任。尤其，靖康亡國這段趙宋王朝沈痛辛酸的災難史，更使史學家首先陷於兩難處境。他們不願相信和接受這殘酷的一幕，但又無法規避這實實在在的歷史和現實。朱熹曾有過這樣一段話：

今看著徽宗朝事，更無一著下得是。古之大國之君猶有一二著下得是，而大勢不可支吾。那時更無一小著下得是，使無虜人之猖獗，亦不能安。以當時之勢，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也不可轉。嘗試思之，無著可下手。……每讀其書（【徽宗實錄】），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可做得應節拍。[3]是的，歷史有時確令人「頭痛」，更何況是宋室的災難史呢！但否定並不等於研究。問題的關鍵是要忍痛研究，檢討歷史，為中興趙宋得出現實對策。面對這個巨大的課題，南宋士大夫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從不同側面進行了反思：哲學家們去思考、重構他們認為的根本命題，去理會理學；政治家們去探索抗戰立國以至中興的現實國策；文學家們在詩文中喊出愛國的主題，等等。

處在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史學家則走著另一條路。「通古今之變」的傳統使他們更為深邃，何況這個「古」對他們來講，正是自己的當代史呢！他們有觀照社會歷史，觀照現實的獨特角度，冷靜而又激情滿懷，滿腔的歷史精神不時迸發。試看研究靖康史的專著，僅其書名，亦令數百年後的讀者激動而深思：【呻吟錄】、【孤臣泣血錄】、【靖康要盟錄】、【亂華錄】、【靖康建炎忠義錄】、【痛定錄】、【痛哭流涕編】、【靖康要錄】、【靖康錄】、【靖康遺錄】、【靖康余錄】等等。我們絲毫不覺得這些史書的作者在玩弄詞藻，反而感切到他們悲憤、仿徨、哀惋的心靈，感切到他們痛定思痛的感情激流。時代命運與歷史學本身的使命，促使他們將思考研究的物件聚焦於當代史。對他們來講，盡管最高統治者和權臣有種種禁令，如宋高宗趙構就聲色俱厲地宣稱「此（指研究靖康史事）尤為害事」，[4]支持秦檜嚴私史之禁，不讓歷史學家重提北宋亡國之恥。但是，有良知、有使命感的史家，並沒有視當代史為禁區，他們圍繞靖康國恥，痛心疾首地檢討本朝史，思考著國家的現狀和未來。

歷史學在這個時期顯示了趙宋建國以來從未有過的生機與魅力。北宋史尤其靖康之恥本身和它的刺激效應，成了史學家們關註當代史的契機。在這個群體中，李燾、徐夢莘、李心傳三位大家的史學意識和創新精神尤為突出。

李燾、徐夢莘二人直接經歷了南北宋之交的歷史災難。北宋敗亡、南宋動蕩、宋金矛盾激烈、現實形勢嚴峻，是他們共同的遭際。史載李燾「遭王國多難，慨然有誌馳驅。」[5]一介書生雖最終未能報效疆場，而亡國之恨卻刻在了心頭，實作人生價值的道路隨之作了調整，專力治史。象一切優秀史家一樣，他遵循著「厚今薄古」的精神，明確地規範自己的歷史研究「曷若取其近於時機而論之，取其失者而鑒之，則於謀謨為有補矣」。[6]他首先研究靖康亡國史，追念靖康變故，著【反正義】十四篇，內中「皆救時大務」[7]，並作【四系錄】一書，記「女真、契丹起滅，自紹聖迄宣和、靖康，凡二十卷」，進而全力研究整個北宋史，寫成【長編】這部巨著。

徐夢莘也走了幾乎相同的道路。在【三朝北盟會編】自序中，他毫不掩飾地講：「嗚呼！靖康之禍，古未有也。夷狄之為中國患久矣，……是皆乘草昧、淩遲之時，未聞以全治盛際遭此易且酷也。」[8]同樣，是靖康亡國史使他痛心疾首，引發了他的著史宗旨，他要究其源、竟其因，從更大的歷史場面來研究當代史。

相對於李燾和徐夢莘，李心傳是位晚輩。這位下第之余絕意場屋的史臣後代，從少年時代即對史學有濃厚的興趣。在他看來，經世之學中沒有比史學更重要的了。他關註的是趙宋中興史，也即南宋的現代史。但中興之源也始於靖康，客觀上無從回避，於是在【要錄】中，他不惜破例為體，將筆端追觸至北宋的政和、宣和年間，他解釋說：

臣謹按：編年之體，不當追錄前書已載之事。今以金人和戰，帥府建立，皆中興已後事跡張本，故詳著之，以備其始末。[9]在李心傳看來，歷史並不遙遠，而是與現實膠著在一起的。於是靖康之恥也成為他研究當代史的觸發點。在使用有關靖康史的【欽宗實錄】以及【孤臣泣血錄】、【痛哭流涕編】等書時，他特別感嘆道：「蔡絳【國史後補】所謂‘國家破辱，皆在端成殿’，即指此也。」[10]又說：「此據【孤臣泣血錄】。【三國謀謨錄】亦有之，其進書序雲：‘編成此書，以代嘗膽之苦，庶幾會稽之恥未忘，東門之役必報。’今從之。」他一樣地對靖康之恥切憤於胸，感慨萬端，從而以靖康史為緣起，走入當代史的研究。

與同時代的其他歷史學家相比，李燾，徐夢莘，李心傳的偉大之處在於，他們沒有沈浸於國難國恥的苦楚之中，而是把冷峻的目光投得更遠，在整個趙宋歷史中探究歷史嬗變的奧妙，總結教訓，得出現實對策，將自己的報國熱情建立於理性思考之上，從而使自己的歷史研究真正有補於時。

於是，李燾痛感靖康之恥，去規劃他的北宋史巨著。在他的思考中，北宋從建國到靖康亡國，實是一個割不斷的整體。他第一個創造性地將長編法獨立為一種著史體例，明確指出其「篇帙或相倍蓰，則長編之體當然」，[11]從而寫出了960卷的長編體巨著【長編】。對於他的治史大旨而言，長編體的體制是非常適宜和恰當的。而徐夢莘則把筆端觸及境外，把靖康史放在宋遼金的大空間系統和南北宋交替的時間流中去審視，在縱橫交錯的時空中去總理歷史教訓。他也采用了編年體，而且是長編體，並盡量保存原始文獻以利他人和後人再度研究。【要錄】的作者李心傳，則把靖康史作為當代史研究的起點，從發展方向上作審視和總理，緊扣時代脈搏，對高宗一朝，即「中興始末」的軍國大政，表現出極大的關註，在治史中熔入了強烈的政治意向。他也有意識地選擇了長編體。

三位史學大家走的是相同的路。這就是，在社會歷史劇變的刺激下，把治史的方向規範於當代史，重視整個歷史的走向，關註其與現實的聯結點。另一方面，他們總結當代史，共同傾心於長編體，成就了各自的長編體巨著。

二、體裁選擇的客觀制約

幾乎沒有一個史學家不在當代史研究面前頗費躊躇。要刀刻汗青，要完成歷史的不朽，並從中實作史家的使命，必須投入全身心，投入自己的全部才智和理性。李燾、李心傳、徐夢莘都是以私人身份獨立修史的，這是一件相當艱難的事業。相對於史局的官方史家，他們面臨著更多的困難和不便。私人見聞的局限，資料收集的艱苦，處理不當，必然影響「直」、「信」宗旨的貫徹。更為棘手的是，如果不去圖解「欽定」標準，則必須作出自己獨立的判斷，對紛繁廣闊的社會歷史有總體把握。即，既要作歷史學家實錄當代歷史，又要當好社會病理學家，超越時代的迷障，冷靜地探求出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尋出基本的經驗教訓，完成「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責任。這其中，有太多的問題使他們難以輕松。因為他們面對的是本朝史。

首先，他們不可回避現實政治的敏感性。

歷史學與政治有著不解之緣。修史作為現實政治的組成部份，往往濃縮了政治鬥爭的全部。兩宋政壇上，頻繁、激烈、嚴酷的黨爭，客觀上給史學家研究當代史布下層層障礙。不同派系的子孫、門生故吏，散處於現實政壇的各個角落，甚至和史學家同期共事，這不能不影響和左右著修史工作。他們中的一部份人，甚至把持著資料的詮釋權、記載權，在最原始的材料上打上黨派私見的烙印，造成失實。比如，歐陽修作【範仲淹神道碑】，其中記敘範仲淹晚年與政敵呂夷簡「歡然相得，戮力平賊」。而範仲淹之子範純仁卻以為有辱乃翁，削去此事。歐陽修雖大為不快，但亦無可奈何。[12]另如，張方平本是平庸之輩，無甚可稱道的大政績，曾受到司馬光的尖銳抨擊。但他曾識拔過三蘇父子，故蘇軾作司馬光【神道碑】時，有意略去其事，而且寫文著書，「十分說他（指張方平）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王安石）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看，看又不信。」[13]這就造成對張方平評價認識上的有違真實。再如，有關南宋名臣張浚的記載，多以朱熹所作【張浚行狀】為藍本，但張浚之子張栻和朱熹同為理學大家，關系極洽，所以，【行狀】之作多有不實。[14]朱熹後來曾作檢討，說自己「十年前率爾記張魏公行實，當時只據渠家文字草成，後見它書所記多不同，常以為恨。」[15]可見實錄、信史之難。經過此事，朱熹更為謹慎了。所以，當趙鼎的後代再來找他作【趙鼎行狀】時，他只是不允。【朱子語類】曾載：

問：趙忠簡（鼎）行狀，他家弟子欲屬筆於先生，先生不許，莫不以為疑，不知先生之意安在？

曰：這般文字利害，若有不實，朝廷或來取索，則為不便。如某向來【張魏公行狀】，亦只憑欽夫（張栻）寫來事實做將去，後見【光堯實錄】，其中煞有不相應處，故於這般文字不敢輕易下筆。【趙忠簡行狀】，向亦嘗為看一過，其中煞有與魏公同處。或有一事，張氏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張公，趙公子弟載之，則以為盡出趙公。某既作了魏公（張浚）底，以為出於張公，今又如何說是趙公耶。[16]

朱熹將自己執意不寫趙鼎【行狀】的苦衷，向學生推心置腹地講了個明白。他認為，其一，張浚、趙鼎都是南宋政壇上的關鍵人物，同事高宗一朝，都有極大的政治影響，門生子弟遍布朝野，所以寫他們二人的行狀，是太敏感了，太關「利害」了；其二，張、趙二相功過尚未有定評，而雙方子弟均挾私意，功同歸己，過則予人。自己既作了張浚行狀，上當受騙過一次，所以趙鼎【行狀】最好回避，以免錯上加錯，有違史家良知。朱熹講的都是事實，理由也充足。但也不是沒有更合適的解決辦法，他完全可以作個客觀的史家，去理清個中公案。但他沒有勇氣去糾正，卻象逃避瘟疫一樣回避了，把這個皮球踢給了別人，要人家去「仔細推究，參考當時事實，庶得其實而無牴牾耳。」可見，一旦事關現實利害，連朱熹這樣的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所以，理清歷史，超越利害顧慮去作信史，只有留待更具責任心的史家。長編體史家李燾、李心傳、徐夢莘，正是這樣富有責任心的史學大家。

其二，政策的影響。

每項政策都有它產生的廣泛社會基礎，有明顯的政治目的。制定實施和運作之後又會產生深淺不等的影響，並有其延續性。即使一項政策執行不久便給取消了，它仍然會有遺痕，不會馬上從社會生活、政治生活中消聲匿跡。尤其是當代史上的一些重大國策，更是如此。史學家處在當代社會之中，處在以各種政策為主導的現實生活中，要做當代史，其難度可想而知。其一，客觀的，即史家對某些重大政策不能或不容許有異議；其二，主觀的，即史家在研究以政策為主導的當代史時，限於自己的認識水平，尚不能對之作科學的認識。

無論是客觀的「難」還是主觀的「難」，都回避不了一個事實，即，本朝史上的一些重大政策，首先就是當代史編寫中應反映的主幹內容，一旦舍去，史學著作便失去了應有的份量。所以，史學家必須給予政策以實事求是的記敘，並作出恰當的分析評價。為了做到這一點，他們必須采取科學認真的態度，搜集各方面的史料記載，考辨異同、綜合訂正，然後選擇合適的體例，著之於書。這個過程，實際上體現著史家的歷史眼光和見識。比如關於「守成」還是「變法」，就是整個宋代爭議最大的政策取向問題。其中，王安石變法更是沸沸揚揚。北宋後四朝反反復復的黨爭，也基本圍繞著變法政策展開。神宗朝任用王安石變法，制定新法。哲宗初，宣仁太後和司馬光則對新法徹底否定，全盤廢止。哲宗親政後，又搞「紹述」，重行變法政策。到了南宋，祖述元祐的大臣趙鼎、範沖又在高宗趙構的支持下，急匆匆給宣仁太後「辨誣」，改修神、哲二朝【實錄】，「是元祐而非熙豐」，給王安石變法強行定案，並把否定變法作為現實政治鬥爭的一大內容。高宗、孝宗之後，朱子理學興起，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家把持文化領域，在書院這個陣地宣揚自己的政治見解，進而影響朝野。書院派評定變法的一個基調即認為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亡國，是禍國之源。這個意見透過朱門弟子又影響到史書編纂，於是，否定王安石變法，在史學領域漸成「鐵案」。但是，政策的否定卻沒有這麽簡單。王安石變法的一些具體政策，雖歷經政治風雲變幻，不僅不可能從實質上被完全廢止，反而在不同名目下繼續施行於現實社會。例如，司馬光目為「最為害事」的募役法，不僅在司馬光廢止新法時不能盡為除去，而且一直到南宋還被政壇認為切合實際。可見，合理的政策並未因制定者的失勢而消亡，也未因反對者的歪曲而失卻其合理性。再如，北宋末，宋徽宗、蔡京大搞官制改革，盡管這些政策是昏君和奸臣制定的，但它反映了宋代官制改革的必要性，所以，官制改革的某些具體內容，歷靖康之難，到南宋仍被沿用。再如，秦檜當權時的議和政策，在當時即為胡銓、張浚等抗戰派激烈反對，但因高宗支持而得以奉行。秦檜死後，和議之策仍奉行如故。至孝宗朝，抗戰派曾一度揚眉吐氣，北伐抗金。但軍事失敗之後，議和又成主導，整個南宋，對金政策上大抵以和議為主。朱熹在論及此節時曾講：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卻不更張，復和親（當作議）？」

曰：「自是高宗不肯。當渠（指秦檜）死後，仍用沈該、萬俟＠①、魏道弼，此數人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雲：‘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既死，聞中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17]所以，盡管和議誤國，「甚沮人心」；盡管秦檜已死，但議和政策仍無法否定，因為高宗詔示天下，說這項政策是「出自朕意」，這就意味著：如果誰否定和議，便是否定高宗皇帝。史學家寫此段歷史，怎能不為之三思呢？所以，正是政策的延續性、滲透性，給史學家編著當代史以種種壓力，縛上了道道繩索。

其三，事件的影響。

整個趙宋，有許多難作定評的大事件。舉其要者，北宋有所謂：陳橋兵變、斧聲燭影、涪陵之遷、元佐貶庶、宋後之喪、慶歷黨議、熙豐變法、元祐更化、宋末黨爭、海上之盟、靖康之難等；南宋則有建炎復辟、楚齊叛偽、秦檜專權、主和主戰、誣殺嶽飛等。這些一代大事，關涉整個當代史的軍國大政。各方記載又參差不齊，或略或疏，舛牾叠出；或隱約其辭，了無定憑。但撰寫本朝歷史又絕不可回避。這就要求史家根據各種相關記載，不舍蛛絲馬跡，索隱鉤沈，參互求證，「取眾說而質之」，畢現歷史真相，得出平實的結論。

其四：資料情況。

長編體最大的特點就在於收集最豐富的資料，尤其是相互矛盾的資料，加以甄別考辨。如果相互歧異的資料少，那就不必采用長編體。而宋代有關本朝史的著述，恰恰非常紛繁而復雜，其歧異與矛盾，超過中國歷史上任何一個朝代。

因為人、事、政策的影響，因為記載者政治傾向、立場、觀點的不同，因為現實政治鬥爭的頻繁，宋人特重白紙黑字，相信歷史記載的「利害」。因而，各式各樣的官史，私史充斥、不同程度地「傳聞失實，私意亂真。」就官方史書而言，無論是最原始的起居註、時政紀，還是在不同背景下修成的行事曆、實錄、會要、國史等，無不充滿著矛盾岐異，打上了皇權幹預和權臣私意的烙印，以致實錄不實、正史不正，「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比如：北宋的實錄，太祖實錄曾兩次修纂，後錄即是在宋太宗幹預下重修的，充滿迎合和避忌。[18]神宗實錄至有三修。元祐史臣修者詆毀新法，蔡卞、林希重修者貶斥元祐，故有朱墨本。到了南宋，高宗、趙鼎令元祐史臣之子範沖三修，力為宣仁太後辨誣，攻擊王安石變法。[19]相應，哲宗實錄，也經兩修。初由蔡京主之，分前後錄兩部份，「京之意，以宣仁垂簾時，政非出於上（哲宗），故分前錄，蓋厚誣也。」[20]實質上，這是新舊兩黨政治鬥爭在修史上的反映。再如，高宗朝【行事曆】，即受到權臣秦檜的篡改。[21]所以無論北宋或南宗，官修史書私意曲筆之處比比皆是，且「是非凡幾易」，問題太多了。修當代史盡管要使用這些史書，但必須做到明其弊、去其訛、斷其疑，尤其要重新審視其是非標準。

私人著述方面，北宋中葉以後，隨著政治鬥爭的頻繁，也呈紛紜之勢。最明顯者，邵伯溫、司馬光等無祐派及其子弟門生，著私史詆斥、誣蔑變法派，甚至無中生有。到了南宋，先有李綱、宗澤與汪伯彥、黃潛善的矛盾，後有趙鼎、張浚與朱勝非、呂頤浩的政治分歧，再有秦檜專權十六年與主戰派的勢不兩立，可以說矛盾更為復雜，各種勢力交織，各派門生子弟均執筆著述，服務於自己的政治目的。以致記載事件詳略各異，評判人物各執一辭。相對於官書而言，更沒有統一的是非標準，撰述者背景各異動機不一，陣營復雜，門戶派屬私見行諸文字，隱己之惡，掠人之美，幾為通病，難以作憑。資料記載的這種情況，決定了史家在利用時決不可貿然從事，而只有將它們納入長編體之中，綜合考證、參互求索，方可補弊糾偏，扶其偏私，斥其訛謬，平析曲直，恰當棄取，做出高質素的信史。而【長編】、【要錄】和【會編】正是在上述資料條件下，利用長編體修纂成功的。

總之，無論是人、政策，還是事件、資料都給編寫當代史布下了層層障礙。史學家受到現實政治、人事、資料的多方面掣肘，這是既定的先決條件。而南宋三位史學大家的高明之處，正在於他們找到了最恰當的途徑——長編體。從而，在夾縫中突出了史家主體意識和創造性，並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人、書、事諸因素的左右，達到了眾說「匯而為一」的修史效果和目的。

三、編年史傳統的轉化與更新——長編體確立的內在因素

任何一門學科都要隨時代的發展而調整自身，同時在發展積累過程中不斷尋求更合適的表述方式。因為，表述方式的變革往往也就反映了學者們對學科自身的新認識。中國歷史學也不外此理，源遠流長的中國史學史，一定意義上也是一部史學家們探究歷史的最合適寫作方式的歷史，就是說，是不斷更新與轉化傳統寫作體式的過程。

中國歷史編纂史上最早確立的是編年體。五經之一的【春秋】即是最早的編年史。稍後的【左傳】，更是一部編年體煌煌巨著。二者以其崇高的地位確立了編年史的體例和傳統。到了漢代，天才史家司馬遷創作【史記】之後，紀傳體才另開一枝。紀傳體是以人物為中心的，與中國人的認知方式比較適應，滿足了一定的作史要求和目的，所以為後代所繼承，也被封建王朝尊為「正史之體」。但是，紀傳體獨霸史壇之後，也帶來了一些麻煩，不足之處是明顯的，尤其是紀傳體斷代史。唐之劉知幾，宋之鄭樵，都對之有過非議和駁難。尤其，紀傳體明顯地不適於對當代史的，當代史研究中所要涉及的價值評判、政治評價、鑒知等，作為當代人總有些難以定案、難作定評。

編年體在其長期發展中，顯現了旺盛的生命力。劉知幾說這種體裁「系日月而為次，列時序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列重出。」[22]長處的確不少。但是，編年體長期難以與紀傳體對壘。司馬光作了深入探索和實踐，將其操作程式規範為先搜集各種記載成從目，然後作資料長編，最後再刪修定稿這樣互為銜接的三部曲。於是，人們發現，作長編是編年體成功的一個關鍵環節，在無力量或條件不成熟時，僅利用長編法也可以成就史學著作。這樣，長編的獨立是自然而然且又切實可行的事，它不僅是編年體傳統的體現，而且是其更新和發展。

當然，李燾曾說過其【續資治通鑒長編】是「未成書」的話，又說等以後由司馬光一類大家來定稿等。同時的大學者呂祖謙也曾在給李燾的信中建議將【長編】刪削定稿。而且象【長編】等宋代長編體名著的註文中也多有「待考」之類的未定之論。但這些都不能否認長編體作為一種體裁的獨創性和獨立性。因為，我們稍為考察便不難發現，作長編的方法遠承古籍校勘中的異同校勘記，正文體現作者傾向，註文表示異同。如果說校異同屬於校勘古籍的一種校勘法，那麽，長編法也可以作為寫作史書的一種體例。所以，李燾自稱未定稿雲雲，正可解釋為聰明的自謙。尤其，長編體作為一種體裁，與編年、紀傳一樣，也確有自己的規格和特點。它一經確立，便在各方面凸現出了當代史編寫的史學意義和社會意義。

其一：用長編體編寫當代史，最能總結朝代興亡的教訓。長編體繼承了【左傳】、【資治通鑒】等編年體名著的傳統，詳記當代史上有關國計民生的事件、政策、人物，將它們納入時間系統內，無支離破碎之病，對於檢討當代史最為系統。

其二：容量大且體式完備。李燾、徐夢莘、李心傳在完成他們的長編體巨著時，就使用和吸收了各種體裁和有關當代史的各方面資料。例如，【長編】引書達七百五十余種，【會編】參照書篇達四百來種，【要錄】引書達四百九十余種，基本上囊括了當代歷史的主要文獻，本身就是資料淵藪，容量特大。至於體式完備，則指這些長編體著作用合適的體裁框架了所使用文獻。一方面，它們使用各種體裁的歷史文獻。比如官方史書中，國史、實錄、行事曆、會要、時政紀等，體裁就很豐富。國史即正史，屬紀傳體；會要則有「誌」的成分；行事曆則屬編年體。私史中，有的屬紀傳體，有的屬編年體。另一方面，長編體也在編年體的總原則下吸收了紀傳體的長處，比如，其敘寫人物，於卒年往往簡記其生平，很象附傳；其敘寫政策，往往追敘其來龍去脈，又近乎誌，即在行文中熔入了紀傳體的成分，彌補了編年體的不足。如此，長編法已發展為一種獨立體裁。所以他們的「長編」，不是半成品的「通鑒」，而是一種著述，是他們追求的能比較完整表達其史觀的史書體裁，從而也就成為完整意義的著作。

其三：「文雖繁而不病其冗，論雖歧而不病其雜」的寫作效果。長編體的最大特點，就是不僅提供著史者的傾向，而且不排斥矛盾的甚至對抗的材料。這種體裁和表述方式，便於史學家順利地處理當代史上許多棘手問題。一般而言，長編體的正文代表作者所取，反映作者對人或事的傾向，註文則「存異」那些矛盾歧異的資料，或表明自己的疑惑的考辨結果，留待後人進一步研究。

四、余論

李燾、徐夢莘、李心傳三位史學大家創制了長編體史學巨著，完成了對本朝史的反省，從而迎來了宋代史學的光輝時代，證明了歷史學旺盛的生命力，受到了普遍的稱許。在南宋，孝宗皇帝就把李燾的【長編】譽為當代【通鑒】，認為可與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置於同等地位，可見其受重視的程度。

三部長編體巨著的成功，也深刻影響了南宋及以後的中國史學。南宋陳傅良的【建隆編】、闕名的【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鑒】、【宋九朝編年備要】，都是【長編】影響下的產物。所以，長編體成了封建社會後期很受重視的史書體裁，對中國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功不可沒。

從研究角度看，長編體史書記事詳瞻，資料豐富，「一代之書（資料）盡薈於此」，可謂包羅齊備。【長編】、【會編】、【要錄】尤其如此，故而成為研究宋代社會歷史的最基本文獻，盡管後人重編、續編宋朝【通鑒】頗多，但沒有哪個能代替這三部巨著。

從資料利用角度看。長編體名著皆考證異同，周密精審。如本文第二節所論，宋代史料因為各方面原因，真實性大打折扣，稍有不慎，即有謬信之虞。但長編體有一個基本原則，即「實錄、正史未必盡可據，雜史、小說未必皆無憑」，關鍵強調史家之高鑒慎擇，綜合考證。李燾、李心傳等人正是遵循了這一原則，對許多問題提供了看法，廓清了許多材料的來龍去脈，使真偽虛實畢現於讀者面前，為後人進一步研究和揭示歷史規律掃清了障礙。即使我們讀其書而不同意其結論，也仍可作進一步研究。因為他們在長編體的原則下，將矛盾歧異的資料附於註文之中，我們完全可以「據以求其是」。所以，長編體給後人提供了馳騁的廣闊天地。

就學風而言，長編體的創立和實踐也給我們樹立了榜樣。長編體史家旨在給人們提供信史，盡管政治立場不同，好惡有別，但還是盡量保存正反兩方面的資料，雖有褒貶，卻並不因人廢言、因人廢書，從而最大程度地保存了文獻，比起那些空洞無物、議論至上，只給結論而不重實據的史書，更為耐讀，更有反復研究的價值。總之，長編體的嘗試和成功，昭示了歷史研究的一個真理，亦即：史學家必須與時俱進，為研究物件找到最合適的表述方式；尤其是給人們提供了編著當代史的成功經驗。李燾、徐夢莘、李心傳不愧為一代優秀的有創造性的史學家，他們利用長編體創作當代史的成功，意義是多方面的，給後人以不盡的啟迪。（孫建民）

註釋：

[1]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以下簡稱【要錄】）卷121，紹興八年八月壬午。

[2]關於長編法的具體內容，參見裴汝誠教授【〈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一書（中華書局1985年版）的有關內容。

[3]【朱子語類】卷127【本朝一】，中華書局標點本，頁3048-3049。

[4]【要錄】卷151，紹興十四年夏四月丁亥。

[5]李壁【巽巖先生墓刻】，見【永樂大典】卷10421李壁【雁湖集】。

[6]【宋代蜀文輯存】卷52。

[7]【宋史】卷388【李燾傳】。

[8]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卷首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9]【要錄】卷1，建炎元年春正月辛卯註。

[10]【要錄】卷2，建炎元年二月丙寅註。

[11]馬端臨【文獻通考】卷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