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4月24日，美國時間中午12時10分，在美國存取的台灣省「 行政院」 副院長蔣經國，抵達紐約廣場大酒店，當他在警衛的簇擁步入酒店大廳時，一名穿著風衣的男子突然從側邊大理石柱後閃出，拔出手槍，「砰」的一聲，火星飛濺，子彈掠過蔣經國耳朵，射向旋轉門。
意外並沒有中斷蔣經國的行程，他還是按照計劃出席了工商協會的宴會，但還沒安心地吃完這頓午餐，得知訊息後的美國記者就蜂擁而至，請蔣經國發表一下遇襲感言，他神態從容地說到：「這些人如果有什麽不同意見，可以向我陳述，我一定會親自接見。至於這兩個被逮捕的無知青年，我希望美國政府可以釋放他們。」美國的法律成就了蔣經國的仁慈，兩個「刺客」分別以10萬美元和9萬美元保釋。
那麽，刺殺蔣經國的人是誰？根據「刺客」之一的鄭自才的口述：刺殺蔣經國的構想，首先是他提出來的，然後再去邀其他人參加，和妻子黃晴美最先找到黃文雄，因為黃文雄和他們住在一起。鄭自才告訴了黃文雄自己的構想時，他並沒有反對。
鄭自才是黃文雄的妹夫，當時，黃文雄是在美國康奈爾大學讀博士的台灣留學生。一位台灣留學生形容黃文雄：長得很帥，又瀟灑又浪漫，還有一只似乎永遠不離嘴的煙鬥，加上那裊裊而上的黑煙，使人感覺他是用詩寫成的一個人。
一些理科生分析蔣經國可能的經過路線，設計了一套狙擊方案，並建議購買高倍鏡的狙擊步槍。這個計劃得到了大多數人的認可，但由誰來開槍，隨即成為一個讓現場沈默的話題。有人建議：僱用黑社會執行暗殺。最後，討論不了了之。 在一旁的黃文雄顯得非常安靜，他對這樣的討論興致並不高，黃文雄認為：這種事哪有請殺手來替我們行動的道理？又不是黑道尋仇，如果真的要做的話，就自己去做。
於是，鄭自才夫婦、黃文雄和賴文雄4人買來手槍，決定先到海邊練槍，他們的心情是非常沈重的，這一去，不是死亡就是坐牢。
4月23日晚上，也就是行動的前一天，鄭有才、黃文雄、賴文雄聚在一起討論由誰開槍，原本是決定用抽簽的形勢來決定「幸運兒」，但是黃文雄卻自告奮勇，決定自己來開槍，因為鄭自才和賴文雄都有老婆孩子。而且他們打算只帶一把槍去，打得中的話，一個人開槍就好了，不必用到兩個人或帶兩把槍；因為兩個人開槍，容易被發現，失敗的機會也比較大。
黃文雄分析：廣場和入口是安全部門防控的重點，但酒店後側有一幢建築正在改擴建，非常淩亂，那裏的防衛可能會比較薄弱。於是，他決定從後側的巷子轉到左側，然後沿酒店的騎樓走向廣場正門。
24日早上，一切都按計劃進行，大家集合，準備示威遊行，當天參加遊行的人其實並不多，才二、三十人而已，槍放在黃晴美的皮包裏，因為警衛一般不會搜女士身，黃文雄、黃晴美和賴文雄按照原來的計劃走向酒店。
美國對蔣經國的行程安全作了極為細致的安排，其座車將以每小時50公裏的速度急速行駛，座車上安裝有鋼板和防彈玻璃，由摩托車隊開道。車隊透過路口時，所有方向全部紅燈，等座車開過1分鐘之後才亮綠燈，放行其他車輛。簡單地說，在座車裏、在行車時，安全是不會有問題的。
唯一必須警惕的就是進出旅館時，沒有鋼板和防彈玻璃的遮蔽，容易遭到襲擊。在西方人的眼中，所有中國人的體態特征都基本相似，這就和我們看老外一樣的道理。所以，美國的安全人員事先就將蔣經國等隨行人員的照片沖印拷貝，分給各個安全單位作「勤務前教育」，以便認清每一個人的面貌和特征。還要求蔣經國等人在美國的4天內，不要更換和原來反差太大的服裝，或將發型、胡子作太大的變化，以免一時反應來不及而影響安全。
蔣經國的演講預定在中午12點開始，他就住在附近的酒店，本來是打算走路過去，結果當天趕上下雨，就改坐汽車。當妹妹在酒店的附近把槍交給哥哥黃文雄的時候，蔣經國在護衛人員的陪同下，朝酒店大廳方向走去。
護衛人員排成兩排人墻，讓出通道。黃文雄很容易就擠到了墻角，並處在圍觀群眾中的前三排。當蔣經國準備走進飯店中間的旋轉門時，黃文雄動手了。蔣經國身邊都是經過專業訓練的警察，看到黃文雄的手舉起來準備開槍時，一名警察直接用身體撞了上去，經過這麽一撞，子彈射偏了二十公分左右。從蔣經國頭頂飛過，其他保衛人員立刻一擁而上，將黃文雄的手反扭，壓制在地上，就沒機會再開第二槍了。
看到黃文雄被警察壓在地上，鄭自才立刻沖過去，結果警察拿起警棍，看到他就打，剛好打到眼鏡上，把臉割破了，血流如註，後來縫了五、六針。
那名及時沖上去撞擊黃文雄的美國警察，確實是盡職盡責，為此，蔣經國特意將自己戴的貴重手表贈送給他，以謝救命之恩。
可能是意識到警衛工作存在問題，第二天，美國總統尼克遜和國務卿羅傑斯向蔣經國表達歉意，但蔣經國卻表現得非常輕松：「昨天事情發生之當時，我並未受驚，事後我第一個關心的是有沒有人因我的來訪，而讓無辜的人被誤傷，在知道沒有人受到誤傷之後，我就如釋重負了。一天之後，如不是總統先生和國務卿先生提起，我幾乎已經忘了這一‘意外事件’了。」尼克遜總統立即下令，蔣經國在美國的安全由聯邦調查局接手負責。此後，20名身形高大的警衛就圍在蔣經國身邊，任何人不得輕易近身。
說句老實話，刺殺案的發生的確存在疑點，蔣經國的專機抵達華盛頓軍用機場時，平時就算是政府官員都需事先申請登記，如果說遇到總統座機起降或者貴賓來訪，戒備更加森嚴，所有出入機場的人由白宮統一發放辨識證。但是當天，居然有30多人高舉標語，在停機坪附近的禁區內高呼口號，進行示威活動。因此，這30多人能這樣成群結隊地進入軍用機場的禁區，足以讓人浮想聯翩……
蔣經國在美國遇刺的訊息，當天就送到了蔣介石手中。蔣介石既驚又喜，驚的是兒子在美國警衛的重重保護之下竟有刺客行刺，喜的是兒子安然無恙。
很快，黃文雄和鄭自才被以「謀殺未遂和共謀」罪起訴，黃文雄需要繳納十萬美元才能保釋，鄭自才需要九萬美元。他們的律師稱，這創造了紐約當時最高保釋金的紀錄。雖然不到三個月，台灣省的留美學生就為2人湊齊了保釋金，兩人獲得了保釋。
但黃文雄和鄭自才卻選擇了棄保逃亡，在幾位朋友的幫助下，順利擺脫了FBI的監視，逃出了美國，鄭自才在瑞典被發現，後來被引渡到美國，服刑一年多後，被假釋出獄。
黃文雄則在歐洲遊蕩了二十五年，為了不讓自己暴露：開車十分小心，生怕出事，同時也不會去酒吧喝酒；實在想家，也不敢給家裏電話。
1996年，黃文雄回到了台灣，此時他的母親已經臥病在床五年。黃文雄聽從了弟弟的建議，與母親見面時，扮作弟弟從美國請來的推拿醫生。但沒想到的是，已經26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很快就認出了他。也許是看出黃文雄情緒上的激動，在為母親按摩腳的時候，母親用腳趾夾住他的手指，眼中有一閃慧黠的光芒。
2012年5月，在台北一棟植物環繞的房子裏，年逾古稀的黃文雄，在一個堆砌著書報的角落裏，對著電腦碼字。穿著簡單、滿頭銀發的黃文雄，喜歡從眼鏡上方看著你，一臉孩子般的笑容。很難將眼前這位老人和「刺客」兩個字聯系在一起。
雖然蔣經國多次對這件事表現得很大度，仿佛若無其事，但槍擊事件的巨大刺激，還是蔣經國終生難忘，這是他平生對最危險的一次遭遇，以至於後來經常嘀咕：「台灣人為什麽要殺我？」
這次槍擊事件之後， 蔣經國就再也沒離開過台灣一步。他開始迅速提拔和任用一批台灣省本土的精英人士，比如台灣大學的教授等人進入蔣經國的視野。盡管蔣經國曾聲稱，蔣家人不再會成為台灣省的領導。臨死前，他再一次強調，蔣家後人不得投身政治。
但是，蔣經國對二兒子蔣孝武的培養路數，就是完美地復制了蔣介石培養他的套路， 1976年，雖然口碑不佳，但還算可造之材的蔣孝武開始打造自己的班底，幾年後，蔣孝武有了黨務、軍情、宣傳等部門工作經驗的完美履歷。在1984年10月15日的江南命案發生前，台灣省各界都認為，蔣經國要培養蔣孝武接班的意圖非常明顯。江南命案徹底打碎了蔣經國可能的政治安排。蔣孝武難逃幹系，全世界輿論立即指向蔣經國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