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鄉在大理，憑借低廉的房租，優美的自然風光，開放包容的文化氛圍，成為不少人的烏托邦，也是新興的「數碼遊民」熱衷的目的地。
在返鄉之前，我想象了一種大理數碼遊民的生活，遠方的都市人群，來到我的家鄉，隱居鄉野，看雲卷雲舒，生活成本低，舒適安逸，但掙得又多，他們有自己的圈子和文化。
龍恩就是其中一員，她出生於2000年，瘦瘦的，瓜子臉上戴一副圓圓的眼鏡，溫溫柔柔的模樣，但眼神裏似乎有一種倔強和堅定。去年，她被上海的一家公司裁員了，帶著裁員補償，不到一萬元的全部家當，坐了39個小時的火車來到雲南。
她說自己是一個小鎮做題家，一直過著循規蹈矩的生活，但畢業後的全職工作似乎都不是很順利。在23歲的年紀決定去做自由職業，對她來說是一次脫離軌域的冒險，也有很多無奈的成分。
剛來大理的時候，龍恩是興奮的。路邊一朵野花，天空一抹晚霞，隨拍都讓她感到驚艷。2023年7月她寫道，「大理的日落在8點十幾分，外地人來大理，不小心就會被陽光欺騙，原生的小吃店，七點多，天還亮著，老板就關上了紅棕色鐵門。不像大城市，所有人都在高強度運轉。」
今年一月，似乎已是完全不同的體驗。「我對大理有些厭倦了。傍晚坐高鐵回來，下車的時候，感覺自己的心枯萎了。我還是喜歡城市生活，喜歡711便利店的南瓜小米包和雞胸肉便當。喜歡幾分鐘一班的公交車和地鐵。」
大理數碼遊民社區NCC主理人大曹發現，大理似乎是一個有結界的地方。遊客看到的，隱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個大理。她在「流動的筵席」裏支了一張桌子，一撥一撥的數碼遊民，人來人往，筵席仍在。
2月8日，NCC社區所在的蔥園村，遠處是蒼山。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攝
成為數碼遊民
春節返鄉，候鳥遷徙，我從北京回到大理，廣東女孩龍恩並沒有離開，她住在距離大理古城往北3公裏的上雞邑村。
去年，龍恩從一個編輯那裏聽說，很多自由撰稿人在大理，生活成本低，自然環境好。在此之前，她從來沒有來過雲南，但想到這是一種經人驗證過的可行的生活方式，於是多了一些勇氣。去年5月，她搬到大理，開啟了數碼遊民的生活。
這裏公共交通不便，村落一家稻田咖啡館，是離她最近的定位。沿著咖啡館對面的巷子往深處走大概50米，左手邊一棟灰磚白墻的兩層半白族房屋就是龍恩在大理的家。
院落的一樓，房東在堂屋看電視。二樓是龍恩的房間，大概10平米，窗戶朝西，可以看見遠處的蒼山，下午的光照進來，明亮溫暖。一張床、一個長約兩米的三層白色置物櫃、一個木質的鞋架、一張圓形桌子、一把椅子，這就是全部的家具。熱水壺、多功能煮鍋、洗漱的盆、一些快遞盒子放在地面上。但亂中有序，在圓桌上，擺著幾本書和電腦，蓋了一塊印有巴黎埃菲爾鐵塔的蕾絲花邊桌布，淡紫色的花瓶裏插著幾支枯萎的玫瑰花。
龍恩就在這個房間裏寫作。背靠蒼山，面朝洱海，房租500元一個月，月付。
房東的女兒也住在二樓。龍恩要和其他租客共用客廳和衛生間。廚房則是一個簡易的彩鋼瓦搭建的棚子，位於一樓院落東側。
這是一棟完全本土化的房子，外觀傳統，內部裝修簡潔，物品擺放也很隨意。乍一進門，就像走進某個親戚家。
從她居住的地方走出去不到10分鐘就有一個小型菜市場，售賣著當地村民自己種的新鮮菜品，不過龍恩大多數時候選擇美團買菜，等她醒來，臨近中午，很多攤販已經收攤了。她逛過幾次，但很少買，她說自己不會挑，在美團上買可以看評價。這是我在北京的買菜方式，而大理的食材新鮮，市場充滿了人間煙火，逛菜市有一種閑情。如果我開啟某個軟件看點評，我的本地同學們會開玩笑說，你好像是個外地人。
龍恩的房東在一樓搭建的簡易廚房。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攝
試錯的生活
在村裏生活，步行就夠了。龍恩曾經租賃過一段時間的電瓶車，200塊一個月，不貴，但相比她的出門頻率來說，並不劃算。
在大理的這十個月，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煮面，吃到反胃，她開始嘗試買電飯鍋和大米，自己炒菜，後來廚藝突飛猛進，學會了番茄燉牛肉，蝦仁豆腐煲。她現在幾乎每天都會做飯，因為外賣能送到的很少，可選擇的不多。大理的米線餌絲，酸辣也不合她的口味。飲食上，她喜歡粵菜，偶爾吃的西餐、火鍋也並不是大理特色。
在北京寫稿，在廣州寫稿，還是在大理寫稿，對於龍恩的一個明顯區別可能是，田野，湖泊，廣闊天地，顯得觸手可及。沿著鄉村小路步行20分鐘，她就能來到洱海邊，看一朵雲，從東邊飄到西邊，再吹一陣晚風，思緒零落又逐漸平靜。但是自然的治愈是短暫的，只有工作狀態穩步上升，才能保持更穩定的內核。
生活成本低，提供了更多試錯的可能。十個月來，她完成了七篇長稿，還有兩篇即將釋出，這個產量不算多。去年八九月份，經濟一度非常窘迫，龍恩投入兩個月的時間完成了一篇長稿，但是最終沒有找到平台釋出，沒有稿費。
她只好去尋一些兼職，在4公裏開外的古城酒吧、咖啡店做過兼職，兩份兼職時間都不長，她掙了不到一千元。生活陷入困境的時候，她的心理也出現了抑郁狀態，不想起床，不想做飯，白天拉上窗簾，晚上也不開燈，自我封閉，不知道這份自由職業怎麽做下去，她打過心理熱線，對著電話那頭一直哭泣，後來她預約了公益的心理咨詢，每周一次。
直到2023年底，龍恩每月能完成兩篇長稿，稿費千字500-700元，她的經濟稍微好轉。她認識了另一位同樣是自由撰稿的數碼遊民，對方給國內一家頭部媒體和專業文學雜誌供稿，同時也在寫書，除了寫作，他還嘗試做餐飲，每餐收費15-20元。他曾邀請過龍恩一起寫作，但因為寫作風格和方向的差異，沒有深聊下去。
起初，龍恩熱忱探索大理的一些文藝活動，比如篝火，觀影，脫口秀，都是和她一樣的外來城市青年組織的活動，但她覺得，總體內容質素偏低，每每乘興而去，失望而歸。
她也加過數碼遊民的社群，但群裏大家主要邀約的是吃喝玩樂，和她想象的深度精神交流也有差距，她沒有融入其中。沒有社群支持，離本地人的生活圈子也遙遠，寫作內容關註的更多是外面的世界，龍恩看起來人在大理，但似乎又和大理脫節。「我在別的城市，也不是那種特別融入的人。所以我不太會覺得我沒有融入一個群體會怎麽樣，因為這就是我的日常。」她說。
理想中的數碼遊民生活，是有穩定的稿酬，並和當地人建立更多的線下連線。但龍恩沒有社群支持，離本地人的生活圈子也遙遠，寫作內容關註的更多是外面的世界，龍恩看起來人在大理，但似乎又和大理脫節。她參加過白族的火把節，去村民家裏做客吃席，然後沒有再聯系過。她說自己和大理沒有蜜月期。自然的風景很治愈，但是深層的精神連線更能留住她，歸屬感仍要落地於人和人的關系。數碼遊民的狀態似乎決定了你能擁有一段又一段短暫的關系，然後人們如同候鳥般遷徙，歸巢。
在這期間，她短暫地結交過一個朋友，一個荷蘭留學回來的理工科女生，兩個人一起吃飯、爬雞足山、逛公園，對話也有了真正的深度連線，但是遊民的底色就是流動，這位朋友原本在大理一家洱海保護機構工作，去年12月辭職離開大理回到了重慶。
還有另一個同樣租住在這裏的室友，龍恩和他一起在洱海邊看過日出，一起做飯，也去喜洲古鎮逛過，後來漸行漸遠，龍恩又回到自己的房間，更多時間宅了起來。她嘗試過向外探索，但似乎是徒勞的，現在，呆在上雞邑村，就相對自在。
2月7日，龍恩步行20分鐘即可抵達洱海邊。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攝
社群集結
我不確定龍恩的數碼遊民經歷在遊民群體裏處於什麽樣的位置。是否大多數人也像她一樣，安靜地探索，沈默地離開，或者熱鬧地活著。
於是我去了一家數碼遊民社區NCC。NCC，是Nomad Co-living Co-creating的縮寫，意思是遊民共居共創。這家社區位於大理古城西門蔥園村，從古城西門步行10多分鐘就能到達，也是一棟傳統的三層白族民居，中間有天井，適合做公共空間，因為地勢高，背靠蒼山，三樓的房間能看到洱海。
主理人大曹已經返鄉了，很多入住的遊民也已經回家過年，2月份一共入住了8個人。這棟三層的白族民居，也是傳統的建造格局，沒有經過太多改造。我見到了幾個過年不回家的遊民，有的在做占蔔，有的在做人類學調查，主題是大理的創新教育。
大曹出生於1994年，2022年8月離開職場，她曾經當過媒體人，也在大廠工作過。本來她想gap（間隔年）一年，然後重回職場。她去了景德鎮，海南萬寧，想看看脫離了職場軌域的人在幹什麽，有人說大理更嬉皮，也有人說很多人在這裏躺平擺爛，她決定來看看。
剛開始她對大理的印象不是很驚艷，商業化的古鎮和好看的民宿，後來她認識了一些常年在這裏駐紮的新大理人，也看到不同的人合力一起做事的純真，她發現，這似乎是一個有結界的地方。遊客看到的，隱居者看到的，本地人看到的，似乎都不是同一個大理。她把這裏稱為，「流動的筵席」，一撥一撥人來人往，從最早的背包客，嬉皮士，文藝青年，擺攤客，到後來更多的中產、藝術家，媒體人定居，「當下的大理也折疊著很多圈子。」
大曹本來只是路過大理，但她留了下來，創立了數碼遊民社區。對於大理來來往往的數碼遊民們，她更像一個旁觀者。「如果你不是誠心地想要去探索新的事情，就很難真的讓自己成為一個數碼遊民。因為數碼遊民要求還蠻高的，要有一技之長，也要有持續的能力，包括心理狀態，你是否接受這種不穩定的，或者說從積累到長期收獲的過程。」
現在，NCC線上社群已經有五六千使用者，但入住是有篩選機制的，有什麽技能，對什麽感興趣，是遠端工作，還是自由接活，除了共居共創，這裏更像一個共識社區。
最開始入住的很多都是「比較閑」的人，他們大多剛剛辭職，處於人生的探索期，也許是攝影師、設計師、自媒體人、心理咨詢師。慢慢穩定之後，將近一半比例的人有持續的收入，是遠端工作或自由職業。房間收費集中在1000-2000元，四人間是900元一個月。
入住者粗略的人群畫像是，三分之一的人研究生畢業，70%的人從一線城市而來，他們關心社會議題，而不只是想來領略大理的風花雪月，他們都想要凝聚更大的價值。不到一年的時間裏，這裏成了七八對情侶，組織了200多場活動，包括白族女性力量展、AI入門課程、各類不同職業的分享等，最大的一個共創專案是國內首屆數碼遊民大會，甚至有人在這裏找到了自己的專案合夥人。
最長入住期限是三個月。三個月後有人回到了原來的城市，有的在大理租下房子開啟新事業，有的人帶著遠端工作定居下來。大曹的一個朋友在大理探索了將近一年，他沒有留下來，他沒辦法完全拋下世俗的更常規的生活軌跡，去過一種完全軌域外的生活，他回到北京上班。
位於大理古城西門蔥園村的NCC社區。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攝
人來人往
龍恩打算離開了。她想回到廣東，飲食和文化氛圍更貼合自己的地方。等到手頭的稿子寫完，拿到稿費，積攢了可以去新城市落腳的費用，她就會離開。但仍然會從事自由撰稿，如果有全職機會也會考慮。
畢業兩年，換了三個城市，高頻率的變動，讓她過著一種「臨時性」的生活。「我跟所在的城市，保持著快餐般的關系。不遠不近，隨時準備抽離。」
這十個月的經歷，不盡如人意，但她仍然在失落中獲得了一些積極認知。無論是輕體力的兼職見聞，還是線下的文藝活動，龍恩有過焦慮，也進行了有限的探索，接觸到更內送流量備援容錯機制流生活以外的人，「看到別人是這樣生活的，就會更加確定自己所選擇的正當性或者合理性。」
雖然撰稿機會不太穩定，但她仍然覺得視野被開啟，打破了之前的慣性思維，現在她覺得主流的評價體系沒那麽重要。「只要可以養活自己，其實就做什麽嘗試都是可以的。」家裏人不知道她旅居在大理，也不知道她已經過了將近一年自由職業的生活。對她的家庭來說，這是「離經叛道」的。
龍恩和大曹都覺得，數碼遊民不被社會時鐘所束縛，除了地理位置上的不確定，還有職業上的不確定，更多的是一種自由探索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種身份。「當你向別人介紹，你不會說我是一個數碼遊民，你會說我是一個設計師。」大曹說。
「你離開了固定的賽道之後，沒有職場的庇護，沒有五險一金，其實反而很多人是很迷茫的，你不知道怎麽去開啟你的人生，脫離這個軌域外面全是你的賽道，那你怎麽去制定你的遊戲規則，怎麽把你的人生過得精彩，其實是一個更考驗人的命題。」大曹說。
在十個月之前，龍恩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做自由撰稿，租住在西南邊陲一個白族村落裏。做了這個選擇之後，她慢慢去理解並接受這個選擇，也發現或許自由撰稿就是更適合她的一個方式。如果職場氛圍壓抑，難以產出高質素的文章，寫作能力下滑，淪為打一份工，「我需要在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足夠的空間，然後我才可以寫出比較好的稿子。」
在2023年的年終告別裏，她把自己定義為「漂浮的碼字女工」，她在一篇文章裏看到「一個人縱身一躍，躍向的不一定是確定的幸福，而是不確定但充分自主的人生」，她願意嘗試一種需要更多想象力的生活。
新京報記者 朱清華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