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王朝是我国历史记载的第一个王朝，但是由于史料的缺失，夏王朝历史成为一段「失落的历史」。近代疑古学派兴起以来，有关「夏」「夏墟」「夏文化」的讨论与探索就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之一。
数十年的考古发掘，特别是近30年来，学术界对二里头遗址、夏文化及早期中国的研究愈加重视，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等重大课题为代表的学术研究方兴未艾，夏文化研究逐渐成为重建中国古史、解开中华文明起源密码的一把关键钥匙，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发展脉络愈加明朗。「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以此为契机举办，该展览对夏文化遗址之间加强交流与馆际协作具有重要意义。
展厅主入口
二里头遗址与陶寺遗址在「考古中国·夏文化研究」项目中承担着关键的支撑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两处遗址分别有着「最初中国」与「最早中国」之名，二者既存在矛盾又紧密相连，这种「谁最中国」的争论恰恰反映了二者在研究中华早期文明和探索「中国」开始形成问题中的重要地位。无论是二里头还是陶寺，从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的角度而言，二者都是颇具中国特色与中国风格的典型遗址。与研究需要讲证据和摆事实一样，博物馆展陈「摆文物」，把二者出土的文物精品同地、同时呈现给大众，显然是一种绝佳的方式。
陶寺遗址王级大墓复原实景
作为二里头文化和夏文化研究的展示窗口、「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展示中心，与综合性历史博物馆相比，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在临时陈列的设计策划上更为偏重早期中国和夏文化领域。陶寺遗址距今4300—3900年，属于龙山文化晚期重要遗址，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给出的夏代历史纪年，陶寺遗址晚期已经进入夏代。该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发现了宫城、仓储区、墓地、观象台、手工业作坊等重要遗迹，出土了诸如蟠龙纹陶盘等一批文物重器，是夏文化研究和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遗址之一。因此，在设计方案的总体把控上，此次展览尤其注重凸显陶寺遗址和陶寺文化的价值、对后世的影响、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及其当代意义。
陶寺遗址城门及遗址平面图陈列实景
在创作展览大纲时，我们不求面面俱到，避免泛泛而谈，着重选取陶寺遗址及陶寺文化中颇为独特和重要的几个点，如宫室营造、礼仪制度、天文观测、文字起源、文化传承等，以考古出土遗迹遗物为据，旨在阐明陶寺遗址在黄河流域龙山文化晚期中的重要地位和对后世的巨大影响。此外，大纲中还采用了「二重证据法」（或言「多重证据法」），在丰富的「地下之材料」之外，以较大的篇幅引用古代文献和传世民俗，以此相互印证陶寺遗址「尧都平阳」的历史定位。
除前言、结语外，「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陈列大纲包括表里山河、煌煌都邑、礼制甫成、遗产传承四个单元。
表里山河
第一单元从山西的基本地理环境情况说起，以「表里山河」这一古称为引，以陶寺遗址出土的国宝级文物蟠龙纹陶盘为线索，得出陶寺遗址在这里诞生的因素和合理性，文字内容偏重于总体性概括。而考古作为揭示历史遗迹尤其是史前遗迹的重要手段，在本单元中也被重点强调，用约200字的段落精简概括了40余年以来陶寺考古发掘的成果和价值，契合了本展览「考古成果精华展」的主题。
在展项设计上，我们采用了图版、文物相结合的形式，重点展示陶寺遗址出土的四件蟠龙纹陶盘，旨在以最短的时间增强观众对遗址的了解，提升视觉冲击力，激发观众的参观热情。
煌煌都邑
城址作为都邑遗址必备的要素之一，其规制、建筑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于介绍一处都邑遗址而言，讲好、讲通城市结构至关重要。陶寺遗址总面积约4平方千米，其中仅城址面积就达2..8平方千米，相较于其他龙山文化晚期遗址，其规模尤为宏大，蔚为壮观。兼具礼制和防御功能的城门、宫城、外郭城以及带有精美地面装饰的房屋等，堪称4000多年前的建筑奇迹。因此本单元在分节上，先设置了大幅陶寺遗址平面图，建立起观众对整座都邑的初步印象，再从宫室制度、墓葬规制、聚落分布等角度切入，运用较为专业的考古语言和文字表达展现陶寺不同阶层人群生活的不同切面，向观众讲述四五百年间陶寺从兴起、繁盛到衰落的城市故事。为了将考古遗迹具象化，使观众获得身临其境的感受，本单元在文物展品的选择和辅助展项的设置上将建筑构件、墓葬复原和城址建筑复原模型列为重点。
「表里山河」陈列实景
礼制甫成
礼制是规范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不同于其他地区礼仪活动的宗教色彩，在黄河流域，礼制更多地被用于彰显世俗社会中人的身份地位和等级秩序。陶寺遗址的考古发掘成果表明，4000多年前，陶寺的统治者已经能够「以礼治国」。本单元作为该展览内容最为丰富的部分，在设计上充分运用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发现，以物见礼，撷取了包括文字陶器、彩陶器、玉器、乐器、铜器、天文仪器、漆木器等不同类型的礼仪用器。这些出土文物的展陈，可令观众在为陶寺玉器工艺、文字书写、天文观念等早期文明之先进感叹的同时加以思考。在文字表达上，我们不仅较为通俗地描述了不同类型礼器的作用和意义，也着重强调了陶寺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广泛吸收，充分表现了陶寺文化在早期国家与文明形成阶段中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质。
遗产传承
观众认真观看完前三个单元后，已经对整个遗址的面貌有了较为完整和清晰的认知。因此在本单元的设计上，我们采用了先提问再解答的方式。首先，我们抛出史料记载，引发人们对临汾地区是否为尧都这一问题的思考。帝尧作为中国古代的圣君，历朝历代均被统治者和民间所推崇。我们通过广泛搜集临汾地区与帝尧相关的文献资料，证明早在汉代，临汾就已经被视为帝尧的居所。其次，我们通过文字、图片再次回顾陶寺遗址过去数十年的重要发现，用考古成果和传世文献双重印证，从时间、空间上形成较为完整的多重证据链，证明临汾地区就是数千年前帝尧的主要活动区域，而陶寺遗址就是尧都。最后，我们阐明了以下事实：帝尧作为千古流传的贤明圣君，不单在临汾当地，在我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关于他的纪念建筑和名胜古迹，如尧庙、尧陵、尧居等，以及许多民俗传说和据传说改编的艺术表演，如【尧王出世】【尧王嫁女】等。这些对地点、传说、故事、戏剧等大量相关资料的介绍，可以激发观众的民族自豪感，最终实现展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本文节选自【中国美术馆】2023年第6期
【探寻华夏文明之魂——「巍巍如天——陶寺遗址考古成果精华展」展陈设计】
【中国美术馆】2023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