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的影响

关注 ▲书艺公社▲ 与万千书坛精英，
探寻醉中国的书画印生活新方式！

来源 | 【书法研究】1979年第2期

作者 | 伊东参州（日）

译者 | 吴树文

分享 | 书艺公社（ID：shufaorg）

伊东参州， 1910年生于日本爱知县。1929年毕业于爱知县冈崎师范学校。现任全国大学书法学会干事长、东京学艺大学名誉教授等职。著有【日本书法史】【中国书法史】【书法漫步】等书。

这里译岀的【中国书法的影响】系伊东参州著的【日中书法散步】一书中的第三部分，此书由日本理工学社在1977年1月出版。

绪论

我国书法的发展和变迁到今天，是在中国书法的不断影响下造成的，所以要讲述中国书法在我国的影响，也就变为讲述日本书法的历史了，而这方面的详情将由其他书籍去谈，我仅想在这里谈谈影响特别大的时期和人物。

汉字的传入

正式的记载

在我国，汉字传入的正式记载始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据【古事记】中卷和【日本书纪】第十卷所载，应神天皇十五年（284），百济的国王派阿直岐出使我国，献良马两匹；由于阿直岐通晓经典，遂成为太子菟道稚郎子的老师；进而应太子的邀请，博士王仁于第二年（285）二月来我国，王仁当时确实已将【论语】十卷和【千字文】一卷带入我国进献朝廷。这是汉字传入我们日本的正式记载，也是我国书法历史的起点。毋庸赘言，【论语】是儒家的讲义，【千字文】是习字的范本。

据【日本书纪】记载，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事王仁博士学诸典籍，无不通达。不过，无论太子怎么聪明，要他在本来一个汉字不识的基础上于短时期内读懂典籍是不可思议的。看来太子在师事王仁之前已经多少认识些汉字了吧。也许正因为如此，太子才在师事阿直岐一年后，于第二年邀请王仁来讲学。这一事实说明太子的求知欲旺盛，同时也表明太子对阿直岐有不够满意的地方。此外，还可以认为当时我国大致上已建就接受这些讲学的文化和文字的基础。

法华义疏（圣德太子书）

【千字文】的内容和书体

至于王仁进献的【千字文】，其内容和书体是怎么样的呢？现在市上出售的【千字文】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为开端，它是梁武帝命周兴嗣撰写的，武帝即位是在公元502年，比王仁的【千字文】传入我国要晚两百十七年，所以很明显，王仁的【千字文】不会是现行的【千字文】。有的学者，比如富士谷御杖（1768—1823）、木村正辞（1827—1913）、那珂通世（1851—1920）等人认为，王仁的【千字文】也许是以「二仪日月，云露严霜」为开端的【古千字文】，它由钟繇（三国魏）撰文、王羲之书写，但这也不尽可信。此外，【梁书】上说，萧子范撰有【千字文】，似乎还有其他的本子，因此王仁的【千字文】说不定就是这些【千字文】中的一种。总而言之，王仁进献的【千字文】究竟是哪一种【千字文】，至今还不得而知，这是一件遗憾的事。

尽管这【千字文】的内容不能明了，但其书体似乎可以推断得出来，为此有必要考察一下王仁的母国——百济的书法。王仁的祖先是乐浪的汉人，也有人说就是汉高祖刘邦，这样的话，他的书法定有汉朝隶书的影响。汉朝的碑文多用于公开性的场合，因此多采用带装饰性味道的隶书。但在非公开性的场合，平时信手所书，事实上已使用楷书、行书、草书，对于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当时直接书写在竹简和木简上的墨迹就再清楚不过了。再者，在国家之间的交往上，百济和中国六朝时期的南朝交流频繁，往南朝派出的留学生可能很多，所以百济的书法也许自然而然地混入了钟繇和王羲之的书体。就是说，似乎可以推定那【千字文】是一种带有隶意的楷书。

佛教的传入

佛教从印度传入西域，西汉武帝时又东进传入中国北方，进而又从朝鲜传入我国，即在钦明天皇十三年（552）十月，百济的圣明王向天皇进献了金铜佛像和经论等物。佛教刚传来时，虽发生过崇佛和排佛的相互对立及相互暗斗。但没过多久，由于厩户丰聪耳皇子（圣德太子）的信仰和支持，佛教很快风行全国，为数众多的经卷同佛像一起由船舶输入我国，通过这些经卷，汉字的意思和书写便能为国民所掌握，在我国书法史上，这是应该予以特别写上一笔的。

强调注重书法的美观大概是从佛教传来时开始的。从信仰上来说，可能书写的人和诵读的人都对书法美观的要求日益强烈。总之，由于需要时常保持佛教文化的庄严性，因此以寺院和佛像为中心，其装饰也就需要带有庄严和神秘的色彩，因而讲述教理的经文，其字体也就一定要写得漂亮。要是佛典的文字丑陋，可敬的佛法便不能使人信仰。

隅田八幡镜铭

圣德太子（574—622）是用明天皇的第一皇子，后为推古天皇的皇太子，他向惠慈僧学习佛教的经典，跟博士觉哿学习儒教的经典。他制定冠位十二阶；颁布了十七条宪法；他在整顿内政制订历法等的同时，建立了四天王寺和法隆寺等大寺院。

推古天皇十五年（607）七月，小野妹子奉命谒见隋炀帝，进行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交往。他呈上的国书上写道：「日出处天子致书于日没处天子，平安无恙。」接着，我国就和隋朝开始往来，还从日本派出了留学生和留学僧，随着这些人的归国，隋朝的文化也就直接输入、渗透进我国，不再通过朝鲜中转，因此隋朝流行的书体直接传入我国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了。

可是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中国流行的书体被带入我国，其影响大约要在五十年之后才有所表现。所以在此之前，我国的百济书法是在向隋朝的书法演变，尽管这一过程还很缓慢。不过太子也许还是喜欢当时的朝鲜体即北魏的书体。

法隆寺（大殿）药师如来佛背光圈铭

现在为皇室所收藏的【法华义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墨迹，传为太子四十一岁到四十二岁时所书。在这四卷草稿本中，没有一处足以证明是太子所书。但认为是太子手书的理由很多，所以在今天也就约定俗成了。其中的一个理由是，第一卷封面上的笺注虽是他人所书，但笺注曰：「【法华义疏】第一，此是大委国上宫王私集，非海彼本。」另一个理由是，此系草稿本，所以需要速书，其书体就把楷书、草书、行书混在一起用了，而且文字有删削，本子有附笺和接纸，注释上有苦心推敲的痕迹，书体和六朝北魏时的写经完全一致，和汉晋时期木简中的字体也很相像，特别是楷书中带有隶意，字形扁平而具古意，当时的书法艺术已经在蒸蒸日上。

金石文字和从海外来的移民

日本的金石文字始于公元5世纪前半叶的江田古坟大刀铭。从6世纪初的隅田八幡镜铭和大约是7世纪的刻在大阪泉北窑出土陶片上的字迹，直到七八世纪飞鸟、奈良时代的造像铭、墓志、碑铭、瓦砖铭等，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我国从上古时期起就同朝鲜以及中国有所交往了，由于国土毗邻，我国同朝鲜的交往自然更要频繁一些。至于同中国的交往，由于交通不便，一般只限于九州地方的富豪而已。所以中国的文化几乎全都经由朝鲜传入我国。可以认为，今天残存下来的大多数上古时期的金石文字是出自来我国指导或移居我国的有教养的朝鲜人和一部分中国人之手。奈良时代以前的金石文字在艺术上已十分成熟，所以那是显示日本金石史顶峰时期的物件。我国最古老的金文是法隆寺大殿内药师如来佛背光圈上的铭文和释迦佛背光圈上的铭文，这些铭文的艺术已经相当有水平了。有的学者认为，这尊刻有铭文的药师如来像不是创建法隆寺当初的原物，从刻铭的日期来看，铭文系遭到火事后补刻上去的。其实观其书法特点就能觉察它与初唐时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相近，应是遭到火事后的造像和铭刻。可以说这也是法隆寺重建说的有力佐证。法隆寺内其他佛像的造像样式也与六朝、北魏相同，铭文的书法也与北魏的书体、隋朝的写经一脉相承。这一事实充分说明，这些铭文的书刻是出自在我国逗留并产生了日本式生活情感的人之手，或者是出自移居我国的移民之手。

【伊豫道后温汤碑】在立碑后不久便失其所在，碑石现也不存，但是从【释日本书纪】中可以得知，这块碑是推古天皇四年（596）所建。推古天皇十八年，高丽僧昙征来我国，传来了纸和墨的制法，因此可以肯定，书法的发展也有了一个跃进。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昙征的来日给我国的书法带来了一大转机。

宇治桥断碑

建于大化二年（646）的【宇治桥断碑】，刻于天智天皇七年（668）的【船首王后墓志铭】，公元681年建立的所谓「上毛三碑」（【山之上碑】【金井泽碑】【多胡郡碑】）中的【山之上碑】，从其书法的风格和书法的技巧来看，都十分出色，极有可能是出自移居我国的移民之手。

「日本三古碑」（【多贺城碑】【多胡郡碑】【那须国造碑】）之一的【那须国造碑】的碑端刻有「永昌元年」的字样，此是唐朝则天武后的年号，碑的形式也受到朝鲜碑的影响，可以认为这便是移民所撰所书。发展到奈良时代的和铜四年（711）大概是为了纪念设置多胡郡而立的【多胡郡碑】时，可以看出这【多胡郡碑】已和北魏时期郑道昭的【郑文公下碑】十分酷似。

由于【多胡郡碑】的「胡」字有「夷狄」的意思，这多胡郡可能是集结了众多的外邦人形成的。【多胡郡碑】所在的群马县甘乐郡在碑文中为「甘良郡」，可见早先是叫「甘良郡」。从这一郡名来源于同音的「韩」字来看，此碑有可能是出自长期居住在日本的朝鲜人或中国人的手笔。

好大王碑文

下列的朝鲜诸碑很可能是这些碑文的书法源渊：首先是在日朝文化交流史上闪烁光辉的【好大王碑】（广开土王陵碑），还有【牟头娄墓志】【平壤城石刻】【武宁王陵买地券】【砂宅智积堂塔碑】【昌宁真兴王拓境碑】【新罗真兴王巡狩碑】【南山新城碑】【皇福寺塔铜函铭】【永川菁堤碑】等等。不过除【好大王碑】外，其余诸碑在日本似乎不大介绍，由于这些碑文的书体都有共同的特征，可见这种六朝、北魏时期的书体才是最早在我们日本生根的书体。

推崇王羲之的法书

和铜三年（710）日本迁都于奈良（平城），中国此时正处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盛唐时期，所以我国有很多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等渡海赴唐，两国之间的往来使唐朝文化的输入与年俱增。

唐朝文化对我国学术和艺术的普及和发展贡献甚大。从书法方面来说，由于唐太宗一味爱慕王羲之的法书，随着两国交往的频繁，唐朝流行的晋唐书体，特别是王羲之的法书代替六朝书体在我国流行，这也是顺理顺章的事。这一事实可从【万叶集】诗歌中得到证明。

【万叶集】和王羲之

当时全国上下各阶层的人普遍都知道书法大家王羲之的名字。人们对王羲之的书法究竟欣赏赞美到何种程度呢？从【万叶集】里把「羲之」或者「大王」读成「手师」（即书法家）便可明了。「羲之」当然是指王羲之，「大王」是为区别于「小王」而称叫的，「小王」是王羲之的第七子王献之。【万叶集】有七首诗歌写有「羲之」，它们分别出现在卷三、卷四、卷七、卷十（两处）、卷十一、卷十二；有四首写有「大王」，它们分别出现在卷七、卷十、卷十一（两处）。

圣武天皇书

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的书法

在奈良时代，由于遣唐使的派遣频繁，唐朝文化给我国的政治、学术、艺术等方面带来了极大的影响，众多的名迹传进了我国。【唐大和尚东征传】一书上记载有：「王右军真迹行书一帖，小王真迹行书三帖，天竺末和等杂体书五十帖……」十分明显，鉴真和尚在天平胜宝六年（754）来日本时，王羲之和王献之的真迹也传入了日本。

【东大寺献物帖】五卷是光明皇后在圣武天皇的七七忌日把天皇溺爱的遗物献给东大寺的账目，凡下列五项：

（1）国家珍宝账目 天平胜宝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2）各种药物账目 同年同月同日

（3）屏风花毡账目 同年七月二十六日

（4）大小王真迹账目 天平宝字二年六月一日

（5）藤原公真迹屏风账目天平宝字二年十月一日

藤原公是指光明皇后的父亲藤原不比等（659—720）。在国家珍宝账目中，与书法有关的有：【杂集】一卷（圣武天皇书）；【头陀寺碑文】及【杜家立成】一卷；【乐毅论】一卷（以上光明皇后书）；元正天皇御书【孝经】一卷；鸟毛成帖文书屏风六扇；鸟毛篆书屏风六扇；书法作品二十卷。这二十卷全部是王羲之作品的拓书本即双勾填墨本，这些本子是灵龟二年（716）皇太子首皇子（即后来的圣武天皇）决定纳藤原不比等的第三女安宿媛（即后来的光明皇后）为妃时女方的陪嫁，是作为「信币之物」用的。有人认为现在是御物的【丧乱帖】以及被定为国宝的前田育德会所藏的【孔侍中帖】也许都包括在这二十卷中。

光明皇后书

最近为人注目的中村富次郎秘藏的王羲之的双勾填墨本似乎也是其中的一本。这本子在昭和四十八年十一月一日东京王岛美术馆举办的为期一周的「昭和兰亭纪念展览会」上第一次公开展出，人们取此断简的最初两字称它为【妹至帖】，其双勾填墨的方法不仅毫不逊色于【丧乱帖】和【孔侍中帖】，而且连用笔和字体结构都惟妙惟肖，应属同一类型。所以人们推测它是在某一时期因某种原因被拆散了传入我国的。像以上这种王羲之的书迹，在圣武天皇和光明皇后身边所在多有，它们是作为一种习字帖被用来临摹的，所以出现【杂集】（圣武天皇三十一岁所书）和【乐毅论】（光明皇后四十四岁所书）这样的不朽名作也不足为奇了。

「三笔」的书法

奈良时代的书法全面模仿唐朝，到平安时代初期，即「三笔」时期，崇拜中国的风气盛于奈良时代，晋唐的书体甚为流行。但是这期间也出现了具有日本人自己风格的书法，尽管还只是露了个头而已。

空海被称为是我国第一位书法大家，他是嵯峨天皇的老师。在空海之前，日本书法完全追随中国，可是空海的书法多少有些日本特点，因为他在书法上的多能、有创意、表现手法的丰富性，不仅在当时首屈一指，其后还成为日本书法的源流和范例。当然，总的说来它还未能完全摆脱模仿中国。

鸟毛篆书屏风

弘仁时代时，我国尊崇唐朝的文化，万事以唐朝为楷模，所以唐朝人最喜爱的王羲之书体自然而然地也在日本风行了。王羲之的书体之所以在日本风行，当然是因为那些入唐者学习了唐朝流行的书法并将这些书法带回了日本所致。无须赘言，这些人中最著名的是最澄、空海、橘逸势。

最澄（767—822）是天台宗的开山鼻祖、佛教大师。最澄在延历二十三年（804）三十八岁时，随遣唐使入唐，第二年回国。最澄回来时带回了王羲之和王献之写的字。最澄的法书虽稍有单调之感，但其气质清澈高洁，可称凤毛麟角，由此可以充分想象得出最澄的清纯之气。

空海（774—835）是真言宗的开山鼻祖、弘法大师。三十一岁时他和最澄一起入唐，在唐二年，于大同元年（806）回国，带回很多王羲之、欧阳询以及其他书法家的笔迹进献嵯峨天皇。空海在唐期间被赠予「五笔和尚」的称号，名不虚传，他善作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在书法领域内具有新颖的表现才能，也是平安初期书法界的盟主。平安时代之所以成为书法的黄金时代，其原因之一是嵯峨天皇爱好书法和擅长写字。

橘逸势（？—842）也是在延历二十三年和空海、最澄一起入唐的，在唐朝留学期间，他学习书法和琴，曾师事柳宗元，在唐朝有「橘秀才」之美称（事见【续群书类从·橘逸势传】）。在唐两年，于大同元年回国。【伊都内亲王愿文】传为橘逸势所书，用笔和运笔自由奔放，笔力雄劲，极尽变化之妙，而且书法带有日本人的情趣，从中可以看到日本式书法的雏形。

最澄书（久隔帖）

弘仁时代之前的书法只是模仿唐代流行的书法而已，没有自己的性格和理论，不用说，这也是我国民风淳厚的表现。但空海的出现使日本自觉地形成了理论性的东西。空海在【性灵集】里谈到的书论当然是继承了汉魏晋唐的书法观，但其中出现了自己的抱负、意见和理论，它作为我国书论的滥觞，是一篇有意义的杰出著作。在传为空海所书的物件中，有宝藏在近卫府阳明文库中的【书谱】临写断简，此系临摹孙过庭的，但可以看到空海要确立我国书论的气概之一斑。下面摘录两小段【性灵集】里的说法：

古人笔论云，作书要散，但不可光以形似为能，必须心游物境，散逸怀抱，取法四时，形似万类。

作诗者以学古体为妙，不以抄古诗为能；书法也以拟古意为善，不以似古人笔迹为巧，是以古代善书者万家，体各有别，蔡邕大笑，钟繇浩叹，信夫。

简言之，上述的书论是考虑到了书法的表现形式与人性的关系。就是说已经考虑到不光以临古人旧迹为能事，提出注重于书法的神韵，要与时代同生，必须尊重个性。当然，延历年间是一个富有革新精神的大转变期，上述思想是在这种变革风潮的影响下产生的，但这也反映了空海本身的识见。

橘逸势书【伊都内亲王愿文 】

「三迹」的法书

通过两国的交往，唐朝的文物、制度便无遗地输入我国，被我国吸收。由于派遣遣唐使、留学生、留学僧要耗费国家不小的资金，而要向晚唐学的东西又不多，这样冒着生命的危险远涉重洋渡海赴唐，可说毫无益处，所以菅原道真以此为理由向宇多天皇进谏。从宽平六年（894）起日本便停止派出遣唐使。十三年后，唐朝灭亡，追随和模仿中国的风气自然而然衰弱了下来，我国自己的民族文化也必然萌出了新芽。在这过渡时期内的中心人物，即「三圣」（空海、道真、道风——【夜鹤庭训抄】）中的一圣菅原道真，他至今被人们当作文学和书法之神（天神）受到祭祀，但他的真迹却不曾留于后世，这实在是遗憾之极的事。

书谱（传空海临）

于是书法也出现了转折期，形成了日本体，特点是用笔带有圆形，优雅而轻快，清淡而柔和。但日本体的渊源无疑是王羲之的法书。进入「三迹」日本体时期之后，崇拜王羲之的风潮仍旧丝毫不衰，这大概是因为王字端正温雅的书体还是很适合在温和风土中生活的日本人的口味吧。

小野道风书（玉泉帖）

小野道风（894—966）几乎有羲之再生之称，他熟习王羲之的书体，并取之为自己所用。他把王字日本化，首创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日本体，字体端正、丰润、温雅，立下了大功绩。小野的法书有「野迹」之称，是次于空海的书法家。

藤原行成书（白乐天诗卷）

藤原行成（972—1027）崇敬小野道风，他酷爱小野的书体，同时学习王羲之的字，在这基础上形成了日本体。藤原行成的书体有当时第一名手之称，这是因为他身上有着和贵族的风尚相一致的地方。于是他的法书有「权迹」之称，长期以来一直成为后世的习字范本。人们又将这一流派称为世尊寺流派，因为藤原行成家的祠堂就是用这一名称的。

藤原佐理（944—988）和王羲之的法书有没有直接的关联，至今尚未看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但从藤原佐理对艺术的热情和凛冽的气骨来看，可以想见他对当时流行的日本体是无法感到满意的。因此他也许就去潜心研究以王羲之为代表的晋唐名迹。正因为如此，他的书法豪放而具有个性，似乎是藤原佐理人性的表现，他的法书被人们称为「佐迹」。虽说「佐迹」不像贵公子风度的藤原行成的法书那样为当时的贵族所爱好，但其具有艺术感染力、自在的表现力、丰富的个性，受到现时代人们的高度评价。

墨迹和宋代的书法

「墨迹」这个词在中国是指所有的亲笔书写物，但它在我国却具有特定的含义，是指中国宋元时期禅宗高僧的笔迹，或者指以日本临济宗为主的禅宗高僧的笔迹。

停止派出遣唐使之后，只有少数宋朝商人为了贸易而来日本，我国也只允许少数僧侣渡海入宋，宋朝文化没有直接给日本文化带来什么大的影响，因而宋朝的书法在我国也并不流行。

道元书

但是到了镰仓时代，日本和宋朝的贸易加强，彼此的往来也频繁起来，宋朝的文物自然就流入日本，并开始渗透到日本文化中来。

本来，我国奈良时代以来的书法是以王羲之为正宗而发展起来的。「三笔」也好，「三迹」也好，其法书的外貌尽管各有所异，但本质上也许可以说都是以王羲之的书体为根底的。

中国在贵族政治盛行的六朝至唐朝初期，王羲之的书法华丽典雅，极为当时贵族社会所推崇和支持。王字也是我国平安时代贵族们认为的理想书体而予以接纳。但是当贵族这一核心力量没落，武士掌握了权力，王羲之的书法渐渐不再有人过问也是理所当然的了。这也是我国的书法进入镰仓时代后一定会发生大变革的根本原因。

无准师范书

同样，宋朝的书法也向以王字为基础的唐朝书体和唐朝典型挑战了。新兴力量以对峙的姿态勃起，其中黄山谷和苏东坡的书法颇具备这些特色。南宋张即之的书法也以厚重而独具个性的特点受到我国禅林的欢迎。

荣西（1141—1215）曾在仁安三年（1168）和文治三年（1187）前后两次入宋修禅，他将临济禅传入我国，在博多建立圣福寺，在京都建立建仁寺，对禅宗的普及做出了贡献。他在宋期间是学黄山谷的，为我国吹进了一股新的气息。

曹洞宗永平寺的开山鼻祖道元是荣西的弟子，入宋四年，善黄山谷书体。道元的法书简洁有力，充分表现出道元严肃的性格。道元的门徒也善宋朝书体，随着禅宗的亨通，黄山谷、苏东坡、张即之等宋朝书体广泛流行于世，禅林间甚至有「东坡山谷，豆瓣酱加酱油」这样的俗语，世人将这种书体称为「禅宗体」。

无学祖元书

从荣西之后，留学僧归国时都带有自己在宋期间师事过的禅僧和其他书法家的法书。京都东福寺的开山鼻祖园尔弁园（圣一国师）在嘉祯元年（1235）入宋，学张即之的字，得无准师范的秘传，归国时除带回经论、语录、儒家书籍外，还带回很多法帖、拓本、墨迹。

兰溪道隆（1213—1278）也擅书张即之的书体，和荣西一系的擅书黄山谷字一起，可说是当时禅林的两大书体。

镰仓的武士们首先归依禅宗，离开京都后，这些武士还保持着质实刚健的风气，这种气质同禅林的气氛可谓意气相合。此外，北条氏还积极地给以保护，执权北条时赖立建长寺，将僧人兰溪道隆迎入镰仓，封为始祖。弘安二年（1279），著名书法家无学祖元（1226—1286）应北条时宗之招去日本，成为园觉寺的始祖。凡此种种可以说明，北条氏巩固了我国禅宗的基础。

一山一宁书

宋亡之后，很多宋僧为避战乱东渡日本，随着擅长草书的元朝僧人一山一宁（1247—1317）来日本之后，渡海入元的禅僧也与年俱增，禅宗也因之日益兴盛。

在没有去元朝留学的我国禅僧中，也有擅长书法的。如：京都天龙寺的始祖梦窗疏石（梦窗国师）、东福寺的学僧虎关师□、大德寺的始祖宗峰妙超（大灯国师），是其中最为杰出的。

禅宗本来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的，它主张排斥文字，所以像「五山文学」那样的禅文学按理说是不可能兴盛起来的，可是禅宗有时要通过文字来赞美发扬宗意，或者要简明地表达禅宗的要谛，这就需要采用诗文的形式。于是诗文的内容便容易占得主要地位，修禅的严肃性却日益减弱，墨迹的价值自然而然就随同时代每况愈下。只有一体宗纯（1394—1481）以其不同凡响的独特书体名噪当时，他感叹禅僧如此腐败堕落，作狂诗讥刺世道。他的法书自由奔放，超越了书法的范畴，可称是旁门书法的代表，但其书富有骨气，饱含个性，并没有丢失书法的本质。

大灯国师书

江户时代的唐朝体

德川家康喜好儒学，奖励儒学，厚禄重用藤原惺窝、林罗山等汉学者，所以儒者辈出。而唐朝体为儒者所喜好，因此它就和儒学相为表里，兴盛起来了。「唐朝体」这一名称是相对御家流这种多日本风味的「日本体」而言的，精神全新的明朝的文徵明、董其昌，元朝的赵子昂，宋朝的苏东坡、米元章等中国风味的书体都叫唐朝体。今天，这一名称已不再限用于江户时代而被普遍地使用了。

江户时代的唐朝体在宽永「三笔」（近卫信尹、本阿弥光悦、泷本昭乘）时大概已经萌芽了。其后，出现了北岛雪山（1636—1697）和细井广泽（1658—1735），唐朝体日益兴隆，在世上广泛流传。北岛雪山有志于医道，他赴长崎时向隐元、独立、即非请教书法的学问，还承俞立德传授了文徵明的书法。江户时代唐朝体的先驱者北岛雪山又将书法传授给了细井广泽，细井广泽著有【拨镜真诠】，将师徒相传的执笔法公诸于世；又著有【观鹅百谈】，主张应从文徵明上溯元朝的赵子昂，进而上溯到东晋的王羲之。其门下有书法家多人，如关思恭、三井亲和等人，成为以江户为中心的唐朝体流行之源。荻生徂徕、赵陶斋等人学明朝祝允明的草书，将新颖的明人草书的妙处吸收进来，为我国书法别开了新生面。

北岛雪山书

这时，黄檗宗在我国亨通一时，黄檗僧的书法便助长了唐朝体的发展。就是说，明朝的名僧隐元（1594—1673）应长崎兴福寺僧人逸然的招揽，以六十三岁的高龄东渡日本定居，接受朝野上下的皈依佛道，并在宽文元年（1661）向幕府要来了寺地，仿照中国的黄檗山式样在京都宇治建立了宏大的万福寺，隐元成了这寺的开山鼻祖，这是在遵照明朝禅宗教团的法式和生活方式行事。

隐元主持了四年后让位于木庵，第三世是慧林，第四世是独湛，宗派的基盘得到确立。在故国时就享有盛名的书法能手独立（1596—1672）比隐元早一年移居日本，他跟着隐元入了空门，将书法传给了深见玄岱（高天漪），成为我国唐朝体的一支源流。接着是木庵，紧接着又是即非到日本来，这隐元、木庵、即非世称「黄檗三笔」，也可称做「隐、木、即」。唐朝体通过这一派的禅僧在全国广泛流传。黄檗僧的书法以大字为最，笔致雄浑，世称黄檗流派。

细井广泽书

中国的明朝灭亡后，清朝兴起。躲避明末之乱和明亡后以事清为不齿而逃亡到我国的人相当多，不言而喻，这些人给我国的文化带来了不少影响，这也是江户时代流行明朝书体的因素。

唐朝体流行之后，中国的法帖便成了习字范本。正保年间，宋朝苏东坡和黄山谷等人的法帖已经出版了。说起东坡和山谷，从室町时代以来，他们的诗文和法书已为禅林中的人所爱好，到了江户时代，这种爱好风尚仍旧继续存在，法帖的出版便是一个证明。到了宝历与明和年间，各种法帖的出版风起云涌。根据当时出版的书目来看，很多名家的东西被翻刻，如王義之、智永、欧阳询、李邕、颜真卿、张旭、怀素、米元章、张即之、赵子昂、祝允明、文徵明、董其昌、张瑞图等。其中元朝的赵子昂、明朝的祝允明、文徵明和董其昌占压倒性多数。

良宽书

赖山阳倾倒于宋朝的米元章。市河米庵一开始喜好米元章，自号米庵，后最崇拜王羲之。松下乌石是有名的王羲之崇拜者。在明和三年（1766）刊行的孙过庭【书谱】和姜尧章【续书谱】的前面，就冠以松下乌石的序文。韩天素是松下乌石的门徒，这一名字是当时流行的中国式称呼，其实他叫中川长四郎，是伊势国松坂地方的人，他起先学文徵明，后转学王羲之，甚至自号醉晋斋，他收集碑版法帖自刻【醉晋斋法帖】（集帖），发扬光大师风，努力普及唐朝体。精通书法学的泽田东江也崇尚晋唐碑帖，特别是崇尚王羲之的法书。江户时代这一派的书法家还有狩谷棭斋、小岛成斋、山梨稻川、卷菱湖、贯名菘翁等人，他们的专业基础坚实，识见超群。僧人良宽研究王羲之和怀素，并摆脱他们的束缚，表现出自在的天真气。寂严、慈云等僧人也以善唐朝体书法而闻名于世。

江户时代唐朝体的一大特色是文人气颇风行，就是说产生了一种风潮——效法中国明清时期的文人墨客，重视诗、书、画、篆刻的多能。这种书法家超然于当时流行的书法，他们向古今书法家学习自己喜好的技法，能够自如地表现其文人的素养和个人的习性。池大雅、与谢芜村、田能村竹田等人可说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了。

池大雅书

杨守敬来日本

杨守敬（1839—1915）在明治十三年（1880）应当时清朝驻日公使何如璋所招来日本。又得作为何如璋的后任、来日赴任的黎庶昌的信任，在我国住了四年。杨守敬是地理学者、金石学者，也是师事潘存的书法家、书论家。他的有关书法的有名著作有【平碑记】【平帖记】【书学迩言】【望堂金石文字】【楷法溯源】等。

杨守敬来日本时，带有汉、魏、六朝、隋、唐的碑帖法帖一万三千余册，强调有必要把这些旧碑帖当作范本加以研究。日下部鸣鹤、严谷一六、松田雪柯等人对这种主张和书法观产生共鸣，经常造访杨守敬的寓居，通过笔谈这一不能畅所欲言的方式热诚地向杨守敬请教书法艺术，就中国有代表性的旧碑帖直接接受指导。所以对于以六朝、北魏为正宗的当时书法界来说，这三个人成了划时代性质的新的一派。

杨守敬书

江户时代初期，明朝文徵明的法书因北岛雪山和细井广泽而得到介绍。江户时代末期，旧碑帖、旧法帖的一部分研究工作因卷菱湖、市河米庵、贯名菘翁和小鸟成斋而得以开展，但大部分的学书者都以老师为绝对的范本，埋头于师风的传承。明治初年的唐朝体也不过是这些名家的门徒在传承其师风而已，其中卷菱湖一门的书体特别流行。

可是随着杨守敬的来日本和在六朝北派书法方面的鼎力指教，北碑系统的书法赢得很多学者好奇和青睐，给日本的书法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尽管影响还比较缓慢，但寺院方式的学书方法得到了改善。

中林梧竹（1827—1913）在这种风潮的刺激下渡海到了中国，他直接师事杨守敬的老师潘存，研究汉、魏、六朝的书法，回日本后他发表了众多的艺术性作品，受到人们注目。这些作品有助于确定研究旧法帖、旧碑帖的功用和方针，并有所促进。日下部鸣鹤也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到了中国，和吴大瀓、杨见山、俞曲园等交游，有所受益，回国后在日本专心培育新人，所以日下部鸣鹤一派遍布全国。

中林梧竹书

此外，北方心泉（1850—1905）、副岛苍海（1828—1905）等人也渡海到中国，和中国第一流的文人交游，直接接受教导，回国后，强调研究旧碑帖的重要性，作出了榜样。篆刻家园山大遇、桑名铁城、浜村藏六（五世）、河井荃庐等到中国师事徐三庚和吴昌硕，颇受影响。西川春洞、中村不折、河东碧梧桐、前田默凤、永坂石壕等也是擅长六朝体的有名书法家。

在清朝考证学的影响下，明治以来的书法家除能作楷书、行书、草书外，还有能作古文、篆书、隶书等特长。宫岛咏士到中国师事张廉卿，有悟于北派书法、特别是有悟于【张猛龙碑】等，书体别具一格，他在明治、大正、昭和三个年代的学术界、政界、财界的主要人物中有一股潜在的力量。犬养木堂也是受其影响的一个。

六朝书体即使如此普遍风行，但仍有一部分人依然爱戴旧有的唐朝体，形成了一派。长三洲是爱好颜真卿书体者当中的一个人。吉田晚稼、金井金洞、成濑大域等人是固守江户时代以来传统性的唐朝体代表，特别是成濑大域，他从正面攻击日下部鸣鹤和严谷一六的所谓的新派。总而言之，到明治中期，这新旧两派的对立似乎相当激烈了。

西川春洞书

本来，日本颇缺乏有关古文、篆书、隶书的合适指导者和范本，因此研究这些领域的人也很少。这大概是因为「仮名」是从草书中脱化而来的，「仮名」付之实用后，行书和草书与「仮名」相调和、可并用，它们便为人们所需要而受到人们青睐。可是，对在此之前最予以忽略、最欠缺的古文、篆书、隶书等产生的新评价，便明显地使我们眼前展开了新的书法造型美的世界，这是书法的一大革新，说明书法在进步，这种现象的确符合「书法黎明期」这一称号。杨守敬提倡和指导的古典研究法扎下了根，一直为今日的学书者所继承，无论是民间还是高中、大学，都盛行此法，大概将来还一定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