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海龙，男，湖南邵阳人，哲学博士，上海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中国哲学、中西比较哲学。
[摘 要] ：由「生生」课题引发的理论建构与讨论已经成为当下中国哲学的热点之一。其原因在于「生生」课题契合了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典中的某些观念，且具有沟通中西文明的思想史意义。就基于「生生」课题的理论建构而言，可以按有无时间性因子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动力因与目的因合一的观念，构造一种超越的本体论，以「生成」为「生生」的主要意蕴，初「生」与终「成」不可缺其一，且都具有超越性，因而无法纳入时间性因子；二是淡化目的因，突出动力因，「成」乃在于有限的时间性中，「生」才具有无限性。「生」的无限性即展现为作为有限性的「成」的连续，此种无限性基于在时间性里的有限的「成」方得可能。就西方哲学史而言，这两种架构以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为界，分别体现了前现代与后现代性的理路。前一种架构主要基于西方古典的思路，其超越性方案并未能解决海德格尔面对的问题；后一种架构则基于中国古典与对海德格尔哲学的批判性继承，欲将超越的本体论消解，引入时间性因子建构一种基于有限性的非超越的本体论。总之，这种基于时间性的本体论乃是基于有限性的延续而成就无限性，并试图在文明与自然之间重新建立起连续统一的关系。
[关键词]：本体论；时间性；生生；动力因；目的因
当下中国哲学界出现了一股难得一见的造论热潮。这些造论多与「生生」课题相关,论者或将其作为主旨,或将其作为核心命题以为理论体系之基。对于「生生」课题的阐释已然成为当下中国哲学界造论的一个重要主题，甚至有学者将其视为当代哲学突围的主要方向。在我们看来，当下中国哲学阐发「生生」课题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因时间性因子的引入而开启了重构本体论的路向。这对于挖掘中国古典的价值,重构文明与自然的关系，进而统摄中西文明的观念具有重要作用。而阐明这些造论的理论之基及其观念架构，是理解其意义与问题意识的关键所在。
一、生生课题之于中国哲学
「生生」作为一个概念出现，最早见诸【尚书.盘庚】。【周易.系词】有所谓「生生之谓易」。【老子】中亦有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一生水】篇亦有所谓太一生水、生天、生地、生阴阳等观念。可见，「生生」或「生」乃儒道二家乃至早期中国古典的主要观念，并在宋明时期成为儒佛之别的主要判教标准。而「生生」问题近年来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个学术热点被凸显出来，与近代以来中学与西学碰撞有关。哲学作为一门学科诚然是现代西方文明的产物，因此在现有的学科体系下对中国古典的阐发，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古典与西方思想的互释尤其是中西观念的对比，也成为中国思想界自觉或不自觉的课题。在中西文明碰撞交涉一百多年后，「生生」课题因其可以容摄中西观念的特性在后现代思潮中催生出新的思想路向，近年来中学哲学界的造论多与此有关。而「生生」在近年来成为中国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中国学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通过对西方哲学思想的吸收，尤其是以西释中之后，发现二者还是有不可泯灭的差异，而「生生」课题成为阐明、揭示这些的差异进而统摄中西观念的突破口。早期现代新儒家们对中西文明之异多以重道德与重器物区分之。梁漱溟对此一问题有较为系统化的阐述。他以意欲向前、意欲持中、意欲向后来分别概说西、中、印三种文明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中西之别的要害。但何以如此，梁漱溟并没有给出详尽的思想史阐释与观念架构论证。牟宗三一生致力于沟通中西，但其以「良知坎陷」的架构来处理中西之间的观念差异，并试图解决中国古典思想在面临西方文明之后产生的问题，依然延续了「中体西用」的思路，即试图将西方文明纳入到中国古典思想的框架之内。然而中西之间的差异并非简单地用以中化西便可化解。经过一百多年的吸收与比较，当下中国思想界基于对中西文明观念的深入了解，以「生生」问题作为阐释中国古典思想的突破口，进而彰显与西方文明的差异，最终统摄中西文明观念，有水到渠成的意味。
其次是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已遭遇了难以克服的危机，西方文明内部虽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但仅凭其自身文明传统却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因此需要借助异质文明的思想资源以寻求解决方案黄作为理性观念与超越精神巅峰的黑格尔(Hegel)哲学之后，西方思想界就已经开始了对理性及其过度扩张导致的后果进行反思黄其原因在于：现代世界是一个由理性与理念按照自身的图景构造的世界，包括抽象的科学观念在内的理性精神在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也导致了文明与自然的远离,产生了种种精神危机与存在论困境黄黑格尔之后,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现代性危机的根源在于抽象的理性王国的过度扩张，以至于遗忘了人作为存在者之存在本身。叔本华(Schopenhauer)、尼采(Nietzsche)、柏格森(Bergson)、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等存在主义思想家，都指出了这一问题。在他们之后，海德格尔扭转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哲学家以「存在问题」为第一问题的倾向，从而引发了对发端于西方的现代性乃至西方文明的根本性检讨。海德格尔的贡献在于，引入时间性以解决「此在」的存在意义问题。但海德格尔并没有给以「存在」问题为核心的西方思想一条出路。相反，海德格尔的困境恰恰反映出，凭借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古典传统，无法从根本上化解导致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史元素，因而也无法为解决现代性困境提供可行方案。
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与西方文明异质的中国古典的价值就可能被凸显出来。在当下中国哲学界的诸多思想人物看来,中国古典中的「生生」观念恰恰是当下中国思想界所找寻的彰显中西思想之根本差异,进而统摄中西传统,最终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可能资源。当然,问题的核心还在于阐明「生生」何以可能是凸显中西差异的根本之处。进而,彰显基于「生生」意蕴对于反思现代性的意义,建构解决现代困境的方案,才是这一工作的基本完成。当下中国哲学界这些造论的出现,正是这些工作的一部分。
21世纪中国哲学造论的出现,始于陈来的【仁学本体论】。这「是我国本世纪出现的第一部纯粹的哲学作品」，其宗旨「是欲将儒家的仁论演为一仁学的本体论,或仁学的宇宙论」。陈来对熊十力的宇宙论借鉴颇多,却对其体用论中涉及的佛学论述多有微词,乃因其中过多涉及佛教名相及空有二宗之辩,儒家的特点不甚显明。在陈来看来,儒家的仁即有「生生」之意,故以仁为体,乃可涵及心体、实体、道体。陈来揭橥中国古典中的仁体、道体、实体等,即是万物存在于其中的生生、全体流行的浑然整体。这既接续了宋明理学尤其是朱子的学统,也是对作为西方哲学根本问题(「存在」问题)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仁学本体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比较完整系统地从观念根源处清理了中西思想交涉中所涉及的观念结构,为中国古典以哲学方式的展开进行了基础性的工作。其枢机在于以仁体彰显体用为中国古典思想的核心架构,从而与西方哲学以「存在」问题为根本问题区隔开来。
在【仁学本体论】之后,丁耘的【道体学引论】以「哲学本身的问题化」为契机,更进一步揭示了中西观念的根本差异。他认为,「西方哲学的殊胜之处是先以存在为义理线索解释变化问题,再以概念或名理(logos)为义理线索回应存在问题。」而中国古典思想虽近乎提出了「自然问题」,却明显缺乏「存在问题」。「儒家义理学的精义则是去存在概念的活动原理。这就是儒家阐释的生成-生生之道——易或诚。」丁耘以四因说揭示「生生」与「造作」的区别:「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的起源不单限于始因终因有别的造作经验,而更多地体现在自然生成与实践智慧皆有的、始终二因合一的自足活动。「 故追究「造作」,当推至追究「生成」的自足性。而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还是中国儒家的生生之道,皆以永恒运动为基本的问题线索,且可以将存在问题摄入永恒运动原理之下。丁耘以此揭橥道体,建立道体学以统摄古今中西学术,确立正统之意图显明。
陈来与丁耘的开拓性工作对于本课题的意义在于,无论是基于中国古典建构具有中国性的哲学,还是彰显中西思想的观念结构差异,或是在思想的基源处进行比较会通进而对中西大哲们进行判摄,「生生」课题都很难被忽视。不难看出,【仁学本体论】与【道体学引论】皆有交融中西进而判摄中西的意旨。总体而言,丁耘进一步推进了陈来探索建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中国性哲学的工作。与陈来主要基于传统儒学的概念来建构哲学论述不同,丁耘基于考察中西思想发端并对二者进行比较,主要工作在于阐明中西观念何以有异而又如何可能会通。【道体学引论】对这两个问题皆有企图。同时,【道体学引论】的时代意义也甚为明显,其无疑有回应并促使人们反省现傲慢的代性成见的企图。
陈来的【仁学本体论】与丁耘的【生生与造作】(【道体学引论】),通过对「生生」命题的阐发清理了中西思想的基源,为中国性哲学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就「生生」问题何以能解决传统西方哲学的困境,进而在中西交融之后基于「生生」命题解决海德格尔哲学中的遗留问题而言,似乎还有进一步推进的空间。
二、生生课题之于中国哲学
一般认为,中西观念之别的重要之处在于：一重体用,一重存在(有)。然而,体用架构与存有观念中蕴含的关于哲学第一开端问题的不同进路,才是理解中西差异,进而沟通中西的紧要之处。丁耘的【道体学引论】中关于「生生」与「生成」概念的区分,就阐明了二者之别的思想史根源。
丁耘的【道体学引论】,在中西各种思想流派与大哲之间判摄。其判摄理据除了道体之「即虚静即活动即存有」三义外,「生成」(「生生」)与「造作」的区分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毋宁说这才是更为紧要的线索。【道体学引论】(【生生与造作】)中有一段话对于理解「生成」(「生生」)与「造作」之别尤其重要：
海德格尔以「造作"解哲学第一开端，盖有所见而未澈。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推进以及海德格尔本人的亚里士多德解释表明，「造作"必隐含了「实践"。而实践中包含的动力因（生）与目的因（成）之对待及其解决才是哲学第一开端之主导问题。换言之，实践之理是「生成"的统一性，即与动力因合一的目的因之自足性。追究「造作"，当推至追究「生成"及其自足性。
可谓惜字如金！这一小段话阐明了两个主张：一是【生生与造作】一文的主旨乃至【道体学引论】的根本主题之一是动力因与目的因的合一；二是指出了海德格尔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进而指出海德格尔的问题。最终，以"生生"与"造作"概念作为判摄中西各派与大哲标准之一。这其中又蕴涵三个颇值得注意的要点：一是"生生"与"造作"有别；二是"实践"内涵了"生生"与"造作"课题；三是追究"造作"必然上溯至"生成"（内涵"生生"）课题。
【生生与造作】(【道体学引论】）工作是开创性的，开启了一种消解传统西方哲学以"存在（者）"(being）问题为中心的哲学路向的可能，进而对中西古典观念进行了会通。然而，中西古典思想乃至海德格尔与传统西方思想的根本差异，实际上不在于"生生"与"造作"之异，乃在于"生生"与"生成"之别，以及由此产生的体用架构与存有架构的理路差异。丁耘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架构来判摄中西思想及其差异，以生成论进路（动力因与目的因合一）来概括亚里士多德思想，而以生生论进路（动力因）来概括中国古典中的【周易】与【中庸】架构，已然将此问题和盘托出。
丁氏明言，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所谓哲学之第一开端，无非是在存在——本体问题的引导下建立成先于生、同于生的体系。""中国思想的贯通，是从同将永恒运动确立为首要线索开始的。"前者以存在——本体（不变者）问题为前提，重目的因（用丁氏的话说，"目的因的渊薮就在'存在'之中")。而后者则以运动为永恒主题，重动力因。而海德格尔试图在存在问题的引导下描述先于"成"之运动。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是在以目的因为主导的本体论传统中凸显动力因的优先地位。这显然是架构的错置，引发包括丁氏在内的部分哲学家反弹在所难免。
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与其所欲追寻的无限与永恒的不变者密切相关。没有无限与永恒的不变者观念，西方传统的本体论（包括目的因）即面临崩解。海德格尔对此深有体会，他认为传统西方哲学探讨的是"存在者"(being)，而不是"存在"(to be)，因而传统西方哲学就是一部遗忘"存在"的历史。海德格尔哲学面对的局面是：在作为"存在者"的"上帝""死了"之后，不变者赖以证成的根基坍塌，基于西方传统的本体论来探讨关于永恒与无限的主题已经变得十分困难。在海德格尔之前已经兴起的存在主义思潮,已经将存在的「虚无」问题凸显出来。海德格尔的课题在于：如何在永恒的不变者消解之后,重建作为有限性存在者——「此在」的意义问题。
在海德格尔那里,「此在」的「向死存在」构成了「此在」的整体性,同时也带来了因「个体」的有限性而产生的茫然的「畏」(Angst),因此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主义所凸显的「虚无」问题。后期海德格尔哲学关于「去蔽」、「澄明」、「诗意的栖居」等主题,就是在「此在」的有限性中追求本真性的存在,以此凸显「此在」的生存论意义,消解「此在」那种因有限性产生的茫然的「畏」。在关于「此在」的这种生存论或现象学叙事中,去目的因(不再探究不变者、「存在者」)进而凸显动力因(「存在」问题本身)乃是自然而然之事。也就是说,在尼采、海德格尔之后,一种基于探究永恒与无限的不变者(「存在者」)观念的目的论,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了。虽然存在主义与海德格尔不能解决传统西方哲学基于探究不变者或「存在者」而产生的困境,但如果想藉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重新将目的因凸显出来,以与动力因一起成就一种「生成」架构,首先就必须回应西方存在主义思潮及海德格尔哲学对西方传统本体论的诘难。
除了海德格尔之外,丁氏回归亚里士多德四因说所倚重的另外一个思想线索就是牟宗三。牟宗三不仅为丁氏带来了「即存有即活动」这一试图融合本体论与体用论的重要架构,其晚年的【四因说演讲录】也为后者返归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并以此检视并判摄中西观念提供了线索。丁氏认为,牟宗三以动力因与目的因分别属意于【易】、【庸】与【论】、【孟】、【大学】,解决了其早年以康德(Kant)哲学疏解【易】、【庸】系统的致命缺陷,但「未能完全领会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前提与意图」。丁耘对牟宗三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差异的梳理与评判确有其理据。然而,一旦以「生成」、「不一不异」等概念来解释传统西方哲学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动力因与目的因的关系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海德格尔所批评的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泥沼。
必须承认,海德格尔只是转换了西方传统哲学的论题,却并没有解决传统西方哲学在「上帝死了」之后面临的本体论困境。就当下的时代课题而言,中国古典中的「生生」观念的意义之一,或许就基于海德格尔哲学来统摄中西观念并解决海德格尔遗留下来的问题。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生生」(动力因)取代「生成」(动力因与目的因合一),即凸显动力因并瓦解目的因——用海德格尔的话语来说,凸显「存在」问题,消解或搁置「存在者」。而既重「生」又重「成」的思路却完全有可能倒退到寻找永恒的不变者或「存在者」的传统西方哲学的理路之中。丁氏对海德格尔的批评固然有亚里士多德的理据,但海德格尔哲学的根基,正在于丁氏所欲彰显的动力因与目的因合一的前提之消解。也就是说,那个目的因与不变者的消解,才是海德格尔哲学理论的前提。凸显动力因固然引发了海德格尔的困境,但引发其困境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舍弃了目的因,而在于在舍弃目的因之后,无限与永恒如何可能,「此在」的意义问题如何证成。丁氏已然意识到「生生」与「生成」之别,但【道体学引论】却依然以「生成」为框架建构道体学,就还是没有摆脱以探究不变者或「存在者」(being)为中心的目的因桎梏。
因此,只有以「生生」为基本框架,也就是基于凸显动力因而淡化目的因,凸显「存在」(tobe)课题并(暂时)搁置对于不变者与「存在者」(being)的探究,才可能在海德格尔哲学的基础上,在现代西方哲学与中国古典之间架起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可以连接古典、现在与未来。也只有基于「生生」,「生生」与「生成」、动力因与目的因、体用与存有、有限与无限等课题及其关系才可能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西方本体论的视角中获得阐释。
这个视角就是基于时间性的视角。此一课题在海德格尔那里已露端倪。海德格尔已然意识到「存在」与时间的联系。在他之后,如果还有一种目的因或本体论的话,也只能基于时间性。也就是说,一种超脱于时间性的目的因观念或本体论已经不再可能了。这样,「生生」与「生成」之别之于海德格尔哲学与中国古典的意义便被凸显出来。「生成」内涵了动力因与目的因的合一，而「生生」则更凸显了动力因而消解了目的因。如果「生生」之中还有一种目的因的话,那么其也一定蕴含了时间性——只有一种基于有限性的目的因。丁氏的道体学之功,其中之一就在以「生生」与「造作」概念点出海德格尔的困境，并以「生成」与「生生」为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古典【易】、【庸】思想之根本性差异。但如果坚守基于动力因与目的因合一的「生成」观念，而不是基于凸显动力因的「生生」观念，就无法摆脱西方传统的以存在问题为中心的本体论桎梏，因而也就很难基于中国古典观念建构出一种不同于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以回应海德格尔的时代之问。
三、时间性中的有限与无限
海德格尔虽然点出了以存在问题为中心的传统西方哲学的问题,但其凭借西方传统的思想资源显然无法解决此一问题。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无法为作为有限时间性存在的「此在」构筑起无限与永恒,因而「此在」最终就只是剩下茫然的「畏」。能否基于中国古典中的「生生」思想解决海德格尔的困局,我们来看孙向晨的研究。孙向晨的【论家——个体与亲亲】一著,以「家」这一概念为探讨主题。其中第六章及第三部分所涵之第七、八、九章通过莱维纳斯(Levina松)关于「家」的现象学分析,揭示了「在世代之中存在」所体现的一种「绵延不息」的时间观,进而试图在「个体」的有限性与「世代」的无限性之间建立一种可靠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是有限与无限在「生生」中建构一种连接的可能。孙向晨指出:「莱维纳斯对‘生衍,背后‘无限时间,的理解则更透露出一股‘生生不息’的气象」。
孙氏以莱维纳斯关于「爱欲」中与他异事物产生的关系,进而阐明基于「爱欲」的「生衍」、「父子关系」、「子亲关系」、「兄弟关系」,等等。他认为这种关系在哲学上代表了一种「实体的转化」(trans-substantiation),彰显了一种基于「爱与生衍的平台」——「家」的「世代性」关联,从而给伦理关系带来了「无限时间」的可能,也带来真正的超越。孙氏意识到,这种时间观超越了传统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存在」问题。因为「存在」总是和「现在」(present)联系在一起的,其问题在于它总是凝固在现在的现实中,牺牲了各种可能,而且总是在「衰落」之中。海德格尔通过对「此在」、「向死存在」的揭示来说明时间问题,企图通过对「死亡」的意识来拉开与「现在」的距离,从而建立一种趋向「未来」的意识。但海德格尔的「此在」还是会因「主体」面对即将到来的衰老与死亡陷入茫然的「畏」,因而「此在」最终还是陷入了「有限性」中。孙氏认为,莱维纳斯的「生衍」概念为超越此种有限性提供了可能,它通过「实体的转化」催发出一种无限。进而,他结合莱维纳斯思想与中国古典观念阐发了一种基于有限性链条不断延续的无限性观念,揭示了基于有限性的无限性是如何可能的。这样,一种基于时间性因子的无限与永恒观念就呼之欲出了。
孙向晨通过对「生生：在世世代之中存在」的现象学分析,引入了世代性与历史性的观念,在对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有限性进行批评的同时,又建立了「此在」的有限性与「世代」的无限性的连接。毋宁说,莱维纳斯对海德格尔的批评,目的不过是为了解决海德格尔哲学所欲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反对其理路。孙向晨借助莱维纳斯关于「总体与无限」的思考进行的思考,既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海德格尔乃至现代西方学在「上帝死了」之后关于无限与永恒主题的困境,也在一定程度上回击了对海德格尔因时间学说面临的历史主义批判。
海德格尔曾指出：「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根植于正确看出了和正确解说了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根植于这种时间现象。」海德格尔被批评为历史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其「此在」的「向死存在」面临有限性的问题——有限性总是在时间之中的。莱维纳斯正是在这一点上对海德格尔哲学产生了不满,因而提出了基于有限性筹划无限性的可能。在莱氏看来,这无限性之所以可能,是基于因为「爱欲」产生的「生衍」。也就是说,人类因其生育与繁衍的自然属性在「个体」的有限性与世代的无限性之间建立起了一座桥梁。通过「生衍」,自然在有限性个体的不断延续的链条中成就其无限的可能。而这种原本属于自然属性的无限性,通过世代更替实现了「实体」的转移,也造就了文明观念无限性的可能。文明观念因为其载体——自然及其无限性而获得了自身的无限性。
通过莱维纳斯对"生衍"背后的"无限时间"的阐明透露出的"生生不息"的气象，孙氏着重凸显出中国古典概念中"家"的本体论意义。他说："如果说，'家园'从空间上给予'我'温暖的怀抱，而'家庭'作为'承世'的载体，则在世世代代的承续中，从时间上给予'我'无限的延展……""生生"的现象学或生存论描述可以确立为在世代之中存在。"家"作为在世代中存在的一个本源场域一方面容纳有限性的个体，一方面延续世代成就其无限性的可能。前者在时间中是有限的，而后者则存在无限性的可能——这种可能又基于有限的时间概念。因而，"生生"作为一种生存结构，通过有限个体的世代"生衍"，成就一种无限的可能。这个可能的场域就是"家"。个体既是有限的，又因其乃是作为无限性可能的场域（"家"）的链条中的一部分因而可能是无限的。这样，"家"与"生生不息"就成为一种存在方式，一种既在时间之中又超越有限成就无限的可能性的存在。
孙向晨与丁耘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而言都基于海德格尔哲学。与后者通过海德格尔返归古希腊哲学不同，前者乃是立足于在海德格尔之后解决海德格尔哲学的问题而出现的，可谓是朝向未来的哲学。在孙氏这里，由"生生"所引发的有限性与无限性关系的思考，俨然已经没有了基于以探究不变的"存在者"问题为中心的目的论。如果说"世代生存"或无限本身即是一种目的，那么这种目的也要依赖于时间性中的有限的链条来实现。离开有限性，无限性无法实现自身直至从根本上得以消解。有限性得以延续并成就无限的可能，即是基于"生生"的原则，而不是基于"生成"的观念。无限本身，亦只是"生生"，而无所谓"生成"。如果还有一种目的，那么"生生不息"本身就是目的。因此，"生生"与"生成"构成了延续还是解构海德格尔哲学的重要分水岭。丁、孙二人看似不大可能重叠的主题，却凸显了二者在看待西方传统哲学尤其是本体论的根本差异。
以本体论建构的理路与架构来看，【道体学引论】的动力因与目的因合一的"生成"观念，终究要追溯到超越的道体。只有在超越的道体的统摄下，动力因与目的因才有可能合二为一。而这种超越的目的论观念的瓦解，正是传统西方哲学在现代遭遇困境的根本原因，也是存在主义与海德格尔哲学所面临的问题。不论海德格尔的致思是否成功，但以探究不变者（"存在者"）的目的论思路反对其凸显动力因（"存在"）的致思，显然是一种颠倒。孙氏通过对莱维纳斯关于"总体与无限"的阐释，为解决海德格尔的"此在"在有限的时间性中所不能解决的无限性问题提供了一种视角。在孙氏这里，无限与永恒的主题并不需要一种超越的不变者的观念为前提，毋宁说，它就存在于无限延绵的时间中。
孙向晨最终将"在世代之中存在"奠基于"家"这个概念，并赋予中国古典中的"家"以本体论的意义。中国文明中的"家"并不是一个超越性的观念，它既基于自然的链条（生衍），又是历史与文明的载体。"家"的世代传承又意味着它朝向无限延展的未来，因而内涵无限与永恒的可能。由此，"家"便具有本体论的意义。这种阐释并非如传统西方哲学那样基于一种超越的观念，而是在时间性中阐明无限性乃是基于有限性的连续。在这样的阐释架构中，一种基于时间性的本体论观念已经呼之欲出了。
四、建基于时间性的本体论
孙向晨关于"家"的本体论意义阐明，因其引入了时间性的视角而有可能颠覆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与形上学，然而其基于时间性本体论体系终究没有完全彰显出来。而杨泽波的【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一著与丁耘的【道体学引论】同样作为造论，则表现出与后者完全不同的观念架构，可谓是典型的致力于基于时间性来建构本体论体系。
杨泽波早年就分析出孔子人性论的三分结构，并认为儒家的"仁性是建基于生长倾向之上的伦理心境"。这个命题说明了仁的两个来源：一是来自于自然的生长倾向，二来源于社会生活和智性思维的伦理心境。社会生活与智性思维的沉淀无疑是有时间性的，是"在世存在"的"积淀"，因而文明的传统对于作为本体的仁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以仁本体为切入点，杨泽波明确将时间性因子引入了本体论。而基于"生生"问题谈论本体的时间性，就呈现在【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一著中。
【儒家生生伦理学引论】延续著者早年关于仁性是一种"伦理心境"的主张与看法，直接从道德本体何以可能入手，阐明道德本体的时间因子。杨氏在此著中明言自己以继承"十力学派"的学统为己任，重视对本体尤其是道德本体的阐发。但杨氏本人认为"十力学派"关于本体的阐发遗留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体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本文仅论及其时间性）。他同样注意到，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与传统西方哲学存在视域上的差异。因为西方传统往往以"存在是什么"为根本问题，而海德格尔以"此在"作为问题的出发点，引出了"存在"问题的时间性内涵。"此在"的前提条件是"在世存在"，那么"此在"就必须面对死亡。"此在"面对其自身的终结，于是"此在"便有了时间性。杨氏认为，海德格尔的这一思想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本体论观念，在海德格尔之后再谈没有时间性的本体，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
杨泽波理论建构的哲学史意义在于，以时间性为本体论的基本要素，在海德格尔颠覆了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之后，基于中国古典阐明了本体论建构的可能路向——如果还有一种本体论的话。将时间性引入本体论建构，其意义或可如康德哲学式的"哥白尼"革命。原因在于，引入时间因子的本体论，本体就不再是一个超越的观念，而是历史与传统的整全，也是文明与自然的连续统一。实际上在更早一些时候，这个问题已经有了理论的说明。李泽厚的"积淀说"已经以马克思关于"自然的人化"思想阐明了其所主张的"历史本体论"。李泽厚这一思想概括为："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这样的本体论，既蕴含了本体的时间属性，也意味着文明与自然的连接。杨泽波以"伦理心境"解说儒家的良心，进而挖掘本体的时间属性，进一步深化了李泽厚"历史本体"的论述。以伦理心境阐明本体，也就是以"在世存在"、"在世代之中存在"的连续性来说明本体的时间属性。"此在"、"在世存在"的有限性构成"在世代之中存在"的无限性的一部分。世代的延续即"生生"。"生生不息"即内涵了"此在"的有限性与"世代"的无限性。时间对于"此在"来说是有限的，而对于"世代"来说，因时间的无限延绵而有了无限的可能。在这个意义上，杨泽波关于本体的时间属性的阐明又与孙向晨关于"家"的本体论意义的阐明在逻辑上有着内在一致性。
杨泽波与孙向晨关于时间性论述的共性在于：以引入时间性因子重新建立了人类精神生活与传统乃至自然的连续关系，启动了自然与历史的本体论意义。这既不同于传统的西方哲学，也不同中国古典与海德格尔哲学。严格来说，这是在西方文明遭遇现代性问题之后，以现代西方哲学尤其是海德格尔哲学的问题意识返归并会通中国古典产生出的新的哲学思想与哲学体系。
较之于孙向晨所采取的生存论进路与现象学方法，杨泽波的体系性建构工作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同时也伴随着争议。其困难与争议在于：以时间性为本体的属性会遭遇西方传统哲学理路的强烈质疑。在传统西方哲学看来，本体具有超越的永恒的属性，并不在时间的序列之中，也超越于历史与经验，因而任何引入时间性的本体论思考都会面临诸如被视为历史主义的质疑。关于"伦理心境"的发生学的考察，还有可能被质疑有心理主义倾向。这一倾向也如历史主义一样，是纯粹的哲学思辨所竭力避免的。因此，无论是以伦理心境解说仁本体，还是引入"生生"以时间性进行本体论建构，都可能遇到源自西方传统本体论观念的挑战。
杨泽波为解决此一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他早年便以"后天"形成而遇事"先在"的"时间之叉"来说明"伦理心境"对于具体境遇的先在性，就是为了说明道德本体的间性内涵。也就是说，截至当下即是本体的时间属性。就当下而言，过去是一整全的本体。而整全的本体也是向着未来敞开的。这样，本体既有历史的时间性因子，又朝向无限的未来延展。就当下之前的一个个片段而言，是有限的。就当下而言，是整全的。就朝向未来而言，是无限的。而这种无限总是以当下的整全性与过往的一个个有限性片段为基。既以有限的过往为基，则无所谓超越的观念。杨泽波以"先在"取代"先天"或"先验"，无疑有着对超越的本体属性的消解，从而将本体的溯源锁定在时间的序列之内。当然，关于本体（"伦理心境"）的阐明，或许有比发生学描述更适合的方法（比如现象学或生存论的描述），但这并不损害引入时间性建构本体论的重大理论意义。
孙向晨、杨泽波等阐明本体论的时间性因子，既不同于柏拉图所坚守关于理性的超越性论述，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以"存在"(being）为中心的第一哲学。在这样的本体论架构中，作为过往的历史在当下作为整全（本体），既呈现为当下全部的生活图景，也朝未来敞开并无限延展。在消解了超越的理念图景之后，有限作为无限的序列构成因时间的无限绵延而获得了永恒。无限与永恒乃建基于一个个有限的时间片段中。这些片段犹如孙向晨所论的"在世代之中存在"，共同构成了朝向未来无限绵延的整体图景。"此在"的生存论意义也在这种朝向未来的时间性中得以成就。在"上帝死了"之后，如果还有一种永恒或超越的话，也只有在这种基于这种朝向未来的时间性中才得以成为可能。而这朝向无限未来的图景，或许正是解决海德格尔"此在"的有限性问题的可能途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杨泽波的"伦理心境"关于儒家之仁的自然条件的阐明，对于重新思索与建构文明与自然的连续关系，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杨泽波将【孟子】文本中的"才"概括为"人性中的自然生长倾向"("生长倾向")，以之为仁与良心赖以成就的自然之质，即视人（文明）为自然的连续。这就契合了中国古典中的"生生"与"天人合一"观念。这种观念与基于传统西方哲学的超越观念截然不同。西方传统肯定理性或精神生活的独立性，认为文明与自然的断裂是人类得以进步乃至产生现代性的重要条件。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存在",因其缺少与自然和传统的连接而显得孤苦伶仃。如果产生现代性种种问题的根源即此，那么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连续关系，就人类未来的可能方向之一。这既是基于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也是基于对中国的古典思想的重新阐释。
这样，将时间性引入本体论建构的理论意义就凸显出来。一是时间性的引入解决了因有限性产生的意义危机。在传统西方哲学遭遇现代性困境之后，"上帝死亡"，超越观念解，因有限性而产生的各种问题随之出现。时间性的引入既是基于超越观念的消解，同时也建构出一种基于有限时间的无限性，从而取代原本超越的无限性观念，成就人类的价值系统，解决生存的意义危机。二是本体论因其内涵的时间因子将原本超越的与自然断裂的理念世界拉回到与自然连续的链条中。现代性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文明与自然的断裂。人一方面是自然链条中的个体，一方面是理性中的存在者。二者的断裂使"个体"面临无所适从的境地，从而引发生存论困境。在与自然的连续关系中重建文明观念（本体论）与自然的连接，既符合人类的自然本性，同时也不会抹杀人类理性观念的创造性。
因此，在杨泽波"伦理心境"与"儒家生生伦理学"的架构中，因时间因子与"生生"观念的引入，不仅人类的古典重新得以焕发出活力，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得到重新检讨并进而重新建立连续关系。而就哲学史而言，中国古典在遭遇海德格尔之后，重新焕发出生机与活力，也是孙向晨与杨泽波等人基于时间性与"生生"问题建构本体论的重要意义之一。
小结
当下中国哲学界由"生生"问题引发的理论建构与相关讨论，对于重新理解中西思想的差异，进而沟通中西，彰显中国古典的文明史意义，最终为解决现代性问题提供助益具有重要的作用。
首先，"生生问题"的引入凸显了作为自然原则的"生生"与作为现代文明之所以可能的"造作"之间的差异。如丁耘所指出的，"生生"原则与"造作"原则的差异在于，前者没有目的因，而后者以目的因为主导。作为现代西方文明来源的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都存在一种超越或超验的观念，认为在现实世界之上，还有一个理念世界或理想世界。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与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还是希伯来的宗教，最终都不可避免地将理念世界视为真实世界或人类文明的终极归属，有着明确的目的论观念，因此需要按照超出现实的此种理念或理想来建构世界。这就是"造作"。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造作"也是一种"生生"。但"生生"与"造作"最根本的差别的在于，"生生"本身没有终极的目的，而"造作"则遵循着超脱于自然或现实象世界的理念世界与理想蓝图。将时间因子引入本体论建构，以"生生"观念而不是以"造作"观念来建构观念史，凸显了文明与自然的连续关系。反之则是文明与自然的断裂。因"断裂"而产生的现代性问题，或许只有回到文明与自然连续的观念中，才可能找到其解决方案。
其次，基于"生生"课题的本体论，因引入了时间性从而与传统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或理性主义有了根本的差异。因循着重视动力因的"生生"观念而不是动力因与目的因合一的"生成"观念，传统哲学西方本体论必然需要全盘检讨。因目的因的主导，世界万物乃至自然都服从于最终的目的因，则万物都有其作为超越的永恒不变者的属性。这些不变者因其超验的永恒性质排除了和有限时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有目的因的本体论与形上学是无法容纳时间属性的。
海德格尔因其时间性学说被一些学者批评是历史主义的，也与批评者坚守超越观念有关。基于古典的"生生"问题的进入却为时间性与本体之间建立了一座桥梁。而这座桥梁得以建立的关键因素，就在于"生生"这一观念在有限时间性与无限性之间建立了连接。众多有限性的连续成就了无限性。这种无限性不是超越的，而是蕴含在有限的时间之中。因而，在"上帝死了"之后，如果还有一种本体论的话，必然是基于时间因子与有限性延续的无限性观念建构。而这种建构只有在"生生"课题中才得以可能。这就是杨泽波与孙向晨等人关于本体的时间性阐明之意义所在，也是基于"生成"观念对海德格尔与牟宗三等思想家进行批评的盲点所在。
基于中国古典的"生生"课题，在当下的中国哲学中，与海德格尔思想一道，消解了传统西方哲学的目的论系统，凸显出一种立足于历史呈现为当下生活世界图景的整全（本体）观念。生活世界以整体的自然与文明史为基，并朝向未来无限延展，毋宁说"生生"就是当下生活世界的目的。文明与人类的规定性（本质）乃基于作为整全的自然与历史图景，所希冀的无限、永恒与不朽乃在于朝向未来的无限延展。在此种图景中，既不需要一种超越的上帝观念，类似于海德格尔哲学中的"此在"也因其自身的过往作为整全在当下朝向未来的延展，证成了其无限与永恒，从而解决了"此在"存在的意义问题。因此，基于"生生"命题建构的基于文明与自然连续统一的本体论，才是在海德格尔之后返归中西古典，进而寻求人类文明出路的关键。诸如中国古典的某些观念，也将在这种文明与自然连续统一的无限延展中证成其普遍性。
来源：【思想与文化】31辑。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不做其他用途，若有侵权，敬请联系，十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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