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虞万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至今日，中国人对同一姓氏，依然会亲切地称呼「本家」，这一现象与源远流长的姓氏文化相关。然而，姓与氏在先秦时代，绝不是等同或连用的概念。 历史上积累而成的姓氏有三万余个，可真正的古姓只有四十个，我们所熟知的「赵钱孙李」最早皆是「氏」而非「姓」。那么，姓与氏到底有何区别呢？
虞万里先生在【中国古代姓氏与避讳起源】一书中，对姓氏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颇多建设性的观点。
首先，「氏」在甲骨文、金文中是常用字，多与官、人、国、族混用，后可指代部族或首领。征之先秦文献，便会发现古人常作「氏姓」而非今天习惯的「姓氏」，「氏」的出现更早，即先有「氏」后有「姓」。
其次，商代普遍称「氏」，「姓」源于周初王室为巩固统治而发起的「册命同姓」行为。面对周初的管蔡之乱，周公决定采用分封同姓姻亲的制度，建立政治军事实体，维护各地统治。册封同姓，意在彰显兄弟之情，使国家稳固，不互相加以攻伐。换言之，「姓」的出现和赋予，是一种政治策略，鲜明地体现着统治者身份的合法性。
再次，「姓」还来自于对上古帝王后裔的「赐姓」。商周鼎革之际，夏商的著名氏族沦为庶民，周人为昭明自身统治的谱系，也分封异姓。通过赐异姓某个专属姓号的仪式，表明周人统治的浩荡恩德。当然，同姓、异姓之间，有显著的亲疏薄厚之别，并体现在周代的礼仪与制度上。总之，无论是再命袭封，还是新命初封，都与周初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那么，变氏为姓的策略产生作用了吗？以周初看，确实起到了维系之功，只是随着星河斗转而日渐松弛。「册命同姓」之例，比如【左传】中巫史曾对晋侯说：「齐桓公为会而封异姓，今君为会而灭同姓……且合诸侯而灭兄弟，非礼也。」异姓、赐姓之例，当属「同姓不婚」，从人类学视角看，同姓不婚的习俗，在世界各地各族中多有体现，但周代倡导「外婚联姻」更具政治考量——通过不断的外婚而扩大姬氏血统，造成普天之下，「非我兄弟，即我子孙」的局面。
春秋时期，王室与大国嫁娶，多集中在武王、周公先后封赐的异姓，尤其是姜姓，充分证明当时众人恪守同姓不婚的规律，也体现出政治联姻的意味。
在上述情形下，「氏」的性质也自然发生改变。上古的小型氏族，基于血缘组成，而随着社会变动，包括军事吞并、经济交流、相互结盟，氏族的血缘不再纯粹，而变成了一种共同记忆。早期氏族之「氏」，多是因山因水而取名，在其后的历史中，恐怕只有强势或辉煌的氏族之名，才愿意被后代保留和铭记，「氏族」成为了一种集体认同。
不难发现，春秋战国时期，很多王公贵族，都有氏姓的双重记载，比如吕氏姜姓的姜子牙，惯例称呼其姓；屈氏芈姓的屈原，后人习惯取其氏。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迄至战国，氏姓之分已模糊不清。
除了氏姓，虞万里还分析了有关于名字的避讳现象。所谓「避讳」，便是有意规避某人的名字，而以其他字代替。这种现象有两个起源，一是先民出于对鬼魂的敬畏和对巫术的恐惧，二是周代冠礼文化形成的「字以敬名、谥以尊名」。
孔子曾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名分之重要，体现在等级社会中的称谓，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名字。就西周而言，天子、诸侯、卿大夫，上对下、下对上的自称与他称，都有固定的说法，不可僭越。实际上，遵循直呼其名的「避讳」，彰显着被称呼者的政治地位。所以，皇权时期对皇帝之名避讳，自然是沿袭而来，顺理成章。
古人有名也有字，源自男子20岁、女子15岁标志成年的冠笄之礼，人已成年，他人为表尊敬而称其字。超过50岁，则可以不称字，单称排行或排行连「甫」来称呼，古代排行以伯仲叔季而论，比如孔子的「仲尼」，便可视作这种规则的例子。
如果我们要问： 历史上什么姓氏或名字最尊贵呢？其实，并没有确切的答案。 因为通过以上研究不难发现，所谓尊贵的氏姓名字，都只是一时一世的地位所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