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应辉 | 做一个自由艺术家更合于我的本性 - 文化

2024-06-23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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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尚艺书院

作者 | 何应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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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不觉老已至，试回首，唯身心健康、艺术质量、人间真情三者可堪珍贵，余皆浮云……

一个人的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与地域条件的滋养和制约，但更为直接的还是以下两点： 一是个人的先天秉赋、后天修炼与社会经历的性质；二是学习的对象与特殊途径。

对我而言，首先是来自家庭的艺术浸染。我自幼在外祖母的督导下习字，强烈的兴趣和不竭的热情驱使我历经了数十年的艺途跋涉。这种家庭翰墨书香的熏陶濡染，使得我在学生时代气质性情文胜于质，书法学习的基础也是二王一系的文人楷、行书。

进入青年时期，我经历了十年知青生涯。艰苦的山村耕读和时代给予我们这代人的人生磨难，以及西昌山区壮丽雄奇的自然风情（迥然不同于成都平原）深刻改变了我的气质，陶冶了我的性情，孕育了我的审美理想，对我的人生艺术追求的基调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其次是那段时期，我师从施孝长先生，对秦、汉、魏金石的研习。这对我向往刚毅、质朴、深沉厚重与宏博清超的审美取向，有着重要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那一时期以碑为主的艺术追求，正是出于一种内在需要，自然十分卑视帖学末流的姿媚、文弱、平庸。我在西昌曾有【临池】诗云： 「洗心驱媚俗，渴骥振奇雄。夜雨潇潇冷，临池意正浓!」 （刘君惠先生评为「气象沉雄」）。

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六年间，我还有幸拜陈子庄先生为师。很有意思的是，第一次面谈，陈先生让我挥毫，但不写字，只在纸上纵横曲直自由画出各种墨线，由他所说的笔资来对我作出判断。

先生性情的机敏、真率，见识的广博、深刻与超然不群，对我的艺术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那个年代，他的高论如暗夜明灯，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艺术。此外，还应一提的是，在十年耕读生涯中，我对中外文学特别是传统诗词的兴趣沉酣与刻苦研习。尽管当时书籍资料极难寻得，我还是读了不少名著，十分庆幸的是借得并全文手抄录存王力先生的诗词格律著作，同时亦得刘君惠先生的指教。

对艺道学理的忘我追求及由此获得的真正纯粹的心灵陶冶，虽苦至乐，令我终生难忘并至今受益。拙诗曾云：

来觅屐痕归路长，此中风骨几多霜。

画沙颓指骄阳炽，抚卷惊心残月凉。

且抱江河润肝胆，但凭风雨铸词章。

一挥千楮十年去，还识西昌是故乡。

一九八五年重回西昌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人生经历的丰富、深刻与文化修养的深化，观照书法传统视野的扩展，对于书法本体理性思考的深入，同时也随着生活条件、环境的改善，在精神修养上我渐以质为本、质而文为旨归，亦即质与文、朴与华的统一。

其间，对儒、道文化精神的参悟与吸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此，我既以碑书雄强苍浑的力量气势为本，同时也激赏帖书自然、潇洒、俊畅的意韵之美。在实践中，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半期，我一方面把精力集中在【石门颂】为代表的汉代摩崖，同时在帖学方面着力于孙过庭、米芾等二王一系的行草书。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我曾重点关注过北魏碑刻，尤其是摩崖与墓志。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今，则是秦汉魏碑刻与二王一系帖学两头并进，力求在创作中综合融汇。这么多年来，从古代到现代，从经典到民间，摩挲浸染过的前人书迹应该说已不算少，但从对传统学习研究的方法来看，我还是重在概括、抽取书法本体的内在规律，并在自己的创作中加以运用、变化、发展。我不主张「偏食」，也不重在技法形式和风格样态上直接去跟定哪一家哪一派。

孙过庭言「偏工易就，尽善难求」。 我主张在坚守当代立场、内在需要立场的前提下化取、运用传统时力克其难，力求艺术涵量的富与大。 我认为，学愈通脱，愈不必分碑分帖，关键是在博涉多方、碑帖兼取、质文并重的基础上，锤炼出自己的艺术语言，写出自己的性灵、自己的精神来！而且作为真正的创作，同一作者在不同的时境、心境中，作品自然应有不同的风情变化。

这一时期以来，在不断丰富修养、深入传统和审视当代的双重语境中，我正是沿着这样的理路，向着理想之境探进。期间，最重要的体会是对于道的自觉。有此，方能独立而善行，不为成见所囿，不为物议所惑，冷暖自知，不断检点、修正自己，难中求进。

「高、大、深、新」是我自己在创作和欣赏中推崇的审美标准，也就是理想之境吧。 前三字来自清代刘熙载【诗概】中的诗论，过去刘君惠先生与我论艺亦多次提及，我以为用于书法审美至为恰切。

「高」，指格调、境界、品位高，相对于低俗、平庸而言。刘熙载云：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之谓高。「大」指气象雄浑、宏大和艺术涵量博富，相对于猥琐、怯弱、雕琢、偏狭、小器而言。刘熙载云：含茹到人所不能含茹之谓大；「深」指意韵深厚，相对于贫乏、简单、浅露而言。刘熙载云：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之谓深；「新」是我加的，指风格、技法的独创性、开拓性，亦即鲜明而成功的个性，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发展超越。我想，四者兼备即是最优秀的作品。

前三者是艺术质量的基本保证，也是「新」的前提。执此四者，何苦在意于什么流派之争！刘熙载的「高、大、深」，我以为是高度概括了中华民族审美理想和中国艺术精神的基本特性，很值得研究思考。

如何能达于「高、大、深、新」呢？对于今天的书法创作的理论与实践，这是个很有意义的课题。针对当今的创作，不能不辨的是：「新」，作为一种成功的个性，既然是以前述艺术质量为前提，即必非皮相样态的刻意造异，而是自然生长于书法历史基础之上并寓时代精神于其中的。而「大」，亦绝不等于作品体量的巨大。

中国书法的优秀传统博大精深，代有杰创，而且从古至今是一个环环相扣且并未中断的连贯发展的历史过程。史上精品无不渊源有自、风格特立、格调高雅、内涵丰富、技巧高超，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典范例证，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

「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事实上仍是当下学习与创作中须高度重视并亟待很好解决的问题。此中的关键，是研究、发掘、借鉴、活用古代优秀传统时应持的科学态度与当代立场，以及预流而不逐流，清醒地判断今人是非，保持独立的批判精神。

当然，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精神生活与形式语言特征，但人文精神内涵与形式技法本是不可割裂的统一体，现代空间形式追求不应当成为精神内涵苍白、文化品位低下的借口，而形式技法的锤炼与通变也绝非很多人所以为的那样简单。孙过庭所云「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早已道出书法艺术天人合一、技道一体，「借笔墨写天地万物而陶泳乎我」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