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话很容易交流，却并不一定让人明白怎么回事。尤其是讲述故事的时候，只能通过故事传递一些经验或意义，却并不一定传达讲故事的人想要表达的思想。即便如此，经验和意义也不一定能准确传达。当说的人要表达某种思想的时候，起码要有听的人，还要有会听的人。也就是说，说必须在说的传统中才有意义。
在远古时期，生产力不发达，没有纸笔。人们只能通过口耳相传来传播故事，同时也在传播某种思想和意义。有说故事的人，也有听故事的人，至于怎样理解故事，就不是说故事的人能够支配的了。说故事的人可以讲述故事，但并不一定表达思想。只是人云亦云，传播故事，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也不能绝对这么说。故事本身就具备一定的意义，不管是盘古开天辟地，还是女娲补天，都有一定的意义。这样的故事传播靠口传，靠耳听，靠人们的兴趣。有人喜欢传播，就自动传播了，甚至不乏添油加醋的做法，越传越广泛，在不同的部落中产生不同的影响。有说的，就有听的；有听的，就有不断加工改造的。
那时候没有纸笔记录，故事要世世代代相传。人类繁衍不息，故事会传承下去，也会层出不穷。说有了传统，听也有了传统。不过，很多人自以为是，并不会听别人的故事，也没兴趣听别人讲故事。尤其是统治阶级的皇帝和官员们只是认为自己高高在上，没必要接近老百姓，对于老百姓喜欢的民间故事不是很感兴趣，感兴趣的是一些被称为雅文化的诗词、绘画、宫廷音乐等，却不是什么民间的传说、弹词、地方戏等。雅文化有自己的圈子，俗文化也有自己的圈子，似乎并不相容。在统治阶级内部说的人一定会采用统治阶级能够接受的方式说出来，要给皇帝上书，就要写成表、奏章等东西，呈递上去，至于意思是不是被格式限制，是不是能被皇帝理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倘若写成民间的戏文，就会被皇帝扔掉，或者被弄成「欺君之罪」。而民间想说的人要弄成民间故事、传说、弹词、戏文等形式，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才能达到迅速传播的目的。只是聚拢一帮人，说一个故事，让别人听，毕竟影响力太小，也不会让说故事的人获得什么好处。
社会生产力发展以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出现了专业的说故事的人。说书的、唱戏的都算是说故事的人，而且他们都能获得一些好处，挣些钱养家糊口。有了这样的形式，就会淘汰部落时期聚拢一群人说故事的形式。经过时代的演变，说书艺人、唱戏艺人似乎都掌握了人们的心理，知道人们喜欢什么形式的东西，就要用这些形式传递故事。看看戏曲的普及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不管是红事还是白事，都可以有唱戏的，过年过节也有唱戏的粉墨登场，即便是打仗的时候，也有唱戏的在阵前鼓舞士气。说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艺术形式，也成了被人利用的东西。有人说，就有人听；有人唱，也有人听。说的和唱的内容是一回事，即便唱出来会和说出来有一些理解上的变化，但这些变化可以忽略，只要传达了内容就算是大功告成。
说的时候，有听众，有反应，而不是随便一谈，也不是没人听。现实往往是这样，人们遇到危机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也有很多人偏听偏信。尤其是古代遇到生存危机的时候，很容易发生农民起义。因为古代农民大多不读书，不识字，被统治阶级愚弄，吃不上饭的时候，就要广泛听一些消息，听从农民起义领袖的指引，而农民起义领袖会「降神」，把自己等同于神灵的化身，让无数信众追随。他们瞬间变成了统治阶级，而跟随他们的人还是被统治阶级。一般来说，统治阶级说话有人听，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而被统治阶级除了被剥削压迫以外，就失掉了话语权，说话没人听。
民间有一些思想家，不去「学而优则仕」，而是著书立说，广泛收徒，传播学问。他们也成了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但经常被统治阶级惦记，轻易不敢发布带有「毛刺」的思想和言论。到了现在，从大方面看，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接轨，需要拥有一定的话语权，需要叙述自己的发展故事，还需要有合作伙伴听故事，而不能只是自说自话，自恋和自大。一些外国先进的文化要实现中国本土化，需要国内有人听，而中国优秀的思想和文化需要国际化，需要很多国家的人来听。于是，说就有了一定的意义，以什么方式说，说什么内容，说给谁来听，都是大问题，需要认真考虑。但中国强大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也应该获得一些说的话语权，并形成一定的说的传统，让别人都来听听……
说只有在说的传统中才有意义，抛开传统，恐怕连话语权都不一定有，需要自己发展，强大起来，才能拥有话语权，创建说的传统，或者说承续说的传统，才能讲出自己满意的故事，产生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