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所实行的「无为」政治，虽然给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但也暴露了种种弊端。汉武帝即位以后，面对「无为」政治留下的种种社会矛盾，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必须有所抉择。如要实行「有为」政治，是采用法治，还是采用德治？在政治上应该以什么为指导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汉武帝正是带着这些问题举行贤良对策的。董仲舒对此一一作了回答。他首先肯定了「有为」政治。
董仲舒认为，首先要实现思想的统一，改变汉初那种「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学术混乱局面。统一思想的程序应该自上而下，「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由于董仲舒是一个儒家学者，对于秦王朝实行法治而亡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所以他一开始就将思想统一的基调定在儒家学说的基础之上，明确指出：「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他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便是「独尊儒术」。「独尊儒术」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必然要反映到文化教育领域。
实行有为政治另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人才。汉武帝在策问中抱怨他昼夜勤劳，「尽思极神」，但没有得到应有的政治功效。董仲舒认为，这是得不到贤才辅佐的缘故，而得不到贤才，原因之一是汉初不养士，不办教育；原因之二是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不当。汉初官吏基本上来源于官僚子孙袭荫，富人捐资得官，通过察举被选入仕。官吏的升擢还存在着论资排辈的现象。
针对第一个原因，董仲舒提出设立太学的主张。他不仅把太学看作是培养人才的场所，而且把它作为推行教化的手段。针对第二个原因，董仲舒建议加强选举的严格管理，在官吏的提拔、任用过程中克服论资排辈现象，实行「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
董仲舒关于兴太学、择贤任能的建议被汉武帝所接纳。其中择贤任能一项似乎与教育无涉，但是一旦贤能的「材」、「德」标准和儒家的经术、道德联系起来，加之察举制度的推动，不仅促进私学的大发展，也加速汉朝社会儒学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