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灭佛：教派与王权的斗争
佛教于东汉传入中国，起初并未受到重视。直到魏晋时期，玄学兴盛，佛教与儒学、道家结合起来，才开始逐渐发展壮大。
当时许多名人都和僧人交往甚密，比如王羲之和支道林就是很好的朋友。佛教理论的逻辑思维颇为严密，可以帮助名士们更好地取得清谈的胜利。
另外，当时政治黑暗，许多名士都寄情山水，佛教种种玄妙的境界也为名士们提供了一个逃避现实的精神世界。在名士的带领下，佛学研究越来越流行。
到了南北朝时期，异族统治汉人，为了压迫广大劳动者，佛家的因果报应和三世说很好地符合了统治者的要求。而且这种理论，也让劳动者得以逃避现实的苦难，当被压迫者将希望都放到了来世，认为今生受苦是前世作恶的报应，是为来世修德，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反抗压迫了。
南北朝时期的历代统治者大多大力提倡佛教，甚至自己都笃信佛教，这一方面有利于他们更加无休止地压榨百姓； 另一方面，随着宗教势力越来越庞大，并且逐渐开始朝着政治上渗透，也给他们的统治带来了很大的威胁。
终于，矛盾爆发了。
历史上一共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被称为「三武一宗灭佛」，而这四次灭佛事件中有两次都是发生在南北朝时期，而且时间上相隔并不远。
一次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另外一次是北周武帝灭佛。 两次灭佛的社会背景和灭佛目的其实是极为相似的。
在北魏发展的初期，统治者其实一直在帮助和推动佛教发展。比如北魏太祖道武帝亲自下诏，在肯定佛教的同时，还要求有关部门重视佛寺的修建。
到了太武帝时期，由鲜卑人建立的北魏已经发展到鼎盛时期，不仅解决了身边的柔然和夏国，还将北燕和北凉都逐个消灭，基本统一了北方。
太武帝之所以能够统一北方，除了天时地利之外，还与其实行的一个措施有关，那就是全民皆兵，太武帝下令全民进入战时状态，凡是适龄男子都要应征入伍。
这样一来，北魏的兵员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但是在这期间，太武帝也发现了许多问题。
比如，佛教徒规模太大，而僧人又可以不缴纳赋税、不服兵役和徭役，意味着国家要养着越来越大的僧人群体。这样一来，越来越多的百姓为了躲避繁重的赋税和兵役徭役，纷纷出家为僧。
即使北方已经统一，但是北魏内部并未稳定，太武帝还有染指南方的想法，如此多精壮的僧人，寺庙如此多的私产，都令太武帝既忌惮又眼馋。
同样，在北周武帝宇文邕时期，佛教也成了国家和社会的拖累。在北周的前身西魏宇文泰时期，宇文泰就是坚定的佛教徒，后来他的两任继承者都笃信佛教，到了宇文邕时期，佛教的发展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家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
佛教也好道教也罢，本来都只是统治者用来统治民众的工具，但是当这些宗教发展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开始阻碍国家的发展，便引起了一系列尖锐的矛盾。
大量僧人可以用来从事农业生产和服徭役兵役，是人口繁衍的根本，寺庙拥有的巨额财产也可以用来为帝王们充实国库和发展军备。寺庙僧人拥有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让当地官府和地主与之发生了不少冲突。
总而言之，佛教的过度发展，引起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反感。反过来，佛教发展积累的大量财富和人力，对于国家来说则有着不小的用处。
所以，灭佛其实是一种必然，只是北魏和北周分别采用了不同的方式。
伴随着佛教的深入发展，上自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都有大批信徒。既然有着如此大的影响力，所以即使是要灭佛，也必须有足够的理由。
对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来说，灭佛是他早已经埋在心中的念头。
早在太武帝始光初年，道士寇谦之在崔浩的支持下，将儒家学说和佛教仪式理论融合进了五斗米教之中，将其修改得更加迎合太武帝的喜好，并进献给朝廷。
还是在崔浩的极力劝谏之下，太武帝才注意到了寇谦之，也注意到了道教。于是太武帝开始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抑制佛教发展，那就是提倡道教。
太武帝不仅祭嵩山、建立天师道场，还自称为太平真君，年号也改为太平真君。但是太武帝的这种提倡并没有起到多少实质作用，让他有些恼火。宗教应是帝王统治的工具，现在竟然已经到了不受控制的地步。
太武帝以暴力手段灭佛的导火索，是太平真君六年（445）发生的一次起义事件。 当时，拓跋焘亲自带领大军平定起义，结果在一处寺庙中发现了大量的兵器。这触及了拓跋焘的底线。
很快，拓跋焘就下令将全寺僧人诛杀，并且查抄寺庙财产。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发现了寺庙和一些达官贵人勾结的证据。这表明佛教已经对整个北魏的官僚机构都造成了腐蚀。
此时，全国寺庙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精壮僧人，而这些僧人稍加训练就是很好的军人。且佛教在民间信徒广泛，再加上其拥有的大量财富，一旦与起义军关联起来，将会对整个北魏的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当发现佛教和北魏统治阶层也有牵连的时候，拓跋焘不禁感到一阵后怕。
随后不久，这次事件渐渐蔓延扩大，波及整个长安，进一步将范围扩大到全国。整个北魏都展开了大规模毁灭寺庙、焚烧经卷、查抄财产的行动。
当时许多僧人都被杀死。拓跋焘还下令，所有五十岁以下的僧人必须还俗服兵役，全国上下都禁止包庇沙门，一经发现便要满门抄斩。
虽然当时的太子拓跋晃笃信佛教，在他的求情和帮助下，许多僧人得以远遁。但整个北魏境内的佛教都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一直到太武帝拓跋焘死后，文成帝继位，才下令恢复佛教。
在北周时期，宇文邕是一位有着雄才伟略的君主，在位期间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事情。父亲宇文泰死的时候宇文邕年龄还小，被托付给了宇文护。
宇文邕继位后，宇文护把持朝政，让其成了傀儡皇帝。
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宇文护借着宇文邕的手大力支持佛教发展。宇文邕表面不敢说什么，但内心十分抵触。
佛教过度发展的危害他已心知肚明，但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他还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方式来处理。
宇文邕曾经三次召集群臣、名僧、道士，一起讨论儒释道三教的优劣，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种辩驳，将佛教的地位降低，将儒家的地位抬升。
但佛教僧人们本就擅长辩论，儒家和道家缺乏高手助阵，所以宇文邕的想法很难实现。
第一次辩论，宇文护坚决不同意降低佛教的地位，所以这一次的辩论没有任何成效；
后来宇文护被宇文邕诛杀，宇文邕终于掌握了话语权，第二次辩论虽然定出了儒家第一、道教第二、佛教第三的次序，但是在佛教名僧的极力抗争下，这个次序也没能发挥任何作用。
但是这一次的辩论让不少人看出了宇文邕对佛教的真实用意，所以有人也提出劝诫，认为想要靠僧众充实军队、靠寺庙地产补给民众是不可取的。
公元574年五月，宇文邕再一次组织了辩论。这一次的矛盾焦点是在佛教和道教之间。当时道教以道士张宾为主力，佛教则以智炫为主力。
张宾在早年便曾经上疏请求限制佛教发展，得到了宇文邕的赏识，这一次作为道教主力帮助宇文邕压制佛教，却被智炫辩驳得节节败退。 即使宇文邕拉偏架，最后也是因道教太不争气，反而暴露了自己手脚也不干净。
本来宇文邕只是想压制佛教发展，没想到发现道教也是一丘之貉，盛怒的宇文邕决心将佛教与道教一同解决掉。
宇文邕当即发布诏令，焚毁道教和佛教的经卷以及雕像，道士和僧人都还俗为民，寺庙也推倒成为民宅。
当年六月，宇文邕下诏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叫作通道观。通道观中请来了120名学士，都是当时著名的道长、僧人、儒士，他们的任务就是在一起研习各家经典，然后找到三教的共同点，消除三教的争端。
公元577年，北周灭掉了北齐，宇文邕再一次召集名僧，向他们解释尊儒灭佛的意义，虽然遭到了名僧慧远和任道林的反对，他们还以佛教的因果报应和阿鼻地狱对宇文邕进行威胁，但是宇文邕还是决定在原北齐境内实行灭佛运动。
最终在整个中国北方，第二次全方位的灭佛运动展开了，佛教在北方的发展遭受 了再一次的重创。
两次灭佛运动前后相隔一百多年，都是发生在北方，都是由帝王发动。综合起来比较就会发现，和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运动比较起来，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显得更加成熟，对国家的好处也更大。
首先，北周武帝的灭佛更加温和，他在灭佛之前就召开了三次讨论会议，这三次讨论，其实就是给佛教打预防针，给了他们调整和反应的时间。
在灭佛之后，朝廷也没有完全废黜僧众，而是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让那些高僧大德者继续研究佛法。
其次，北周武帝的灭佛运动更加彻底，不像北魏太武帝的灭佛那般，由于太子和达官贵人的阻挠，许多僧众都得以逃出，并在太子继位之后再次回到北魏。 而北周武帝的灭佛是强迫占全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僧众还俗，当僧众有了家庭之后，即使佛教再次恢复，这些还俗的僧人也很难再入庙为僧了。
再次，北周武帝的灭佛对于社会来说更加有意义。 他没有像北魏太武帝那般直接摧毁寺庙，而是将寺庙分给了王公贵族，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王公贵族对灭佛运动的反感。而且他还让僧侣还俗，充当劳动力，恢复了农业生产，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而北魏太武帝让僧众去服兵役，社会生产的劳力还是严重不足，社会矛盾依旧没有解决。
最后，周武帝让儒释道三家精研经意，互相融合，以儒家为根本，融合佛、道两家，这是在逐步建立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更加有建设意义。
其实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在西方，宗教与政治经济之间的矛盾也一直存在。 当宗教成为一个享有大量特权的阶级时，就无法避免地与历史发展潮流发生冲突。尤其是当宗教与政治走向对立面，就必然会引起统治者的反感。
因此，不论是南北朝，还是后来的唐朝，乃至于16世纪的欧洲对宗教的压制，其根本原因都是因为宗教活动对王权产生了威胁。
上帝也好，佛祖也罢，在帝王的刀兵之下，自救尚且不能，又如何解救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