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近代思想史，有些朋友常喜欢问，在近代人物之中我最欣赏的是哪一位思想家？我的回答毫无疑问是梁启超。这是因为我多年沉浸在他的著作中，探究他建构新国家、新国民的构想，从阅读中我感觉到梁任公的文字说理清晰、透彻，而且有一股特殊的魔力，他说的话，都是我想说而又说不出来的。
黄遵宪说得最好，梁任公的文字「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者矣」。他说任公的文字对许多人产生了「鼓舞奋发」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四五十家之报，无一非助公之舌战，拾公之牙慧者；乃至新译之名词，杜撰之语言，大吏之奏折，试官之题目，亦剿袭而用之」。由此可见梁启超的著作影响深远。严复对他的评价是：「任公文笔，原自畅遂，其自甲午以后，于报章文字，成绩为多，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1929年胡适写给梁任公的挽联则说「中国新民，平生宏愿；神州革命，文字奇功」。这些看法都是对任公的一生很贴切的评价。他的思想有如深谷中流出来的一条清溪，明白透彻而发人深省，难怪清末民初之时人们誉之为「言论界的骄子」。而且，他不但「坐而言」，又能「起而行」。他以无比的热情推动中国从专制走向共和，希望能建立一个富强与自由的理想国度。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者也都认识到梁启超的影响力。诚如萧公权所说，「他的言论对于近代的中国发生过广大的影响」，在清末民初思想界，尤其是「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曾因读他的文字而得着启示」。深入研究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的日本学者狭间直树也说：「在上一个世纪末至本世纪初，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过渡的文明史转型时期，他［梁启超］……发挥了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梁任公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影响力乃是毋庸置疑的。
梁启超在近代中国之所以能发挥重大影响力，不但因为他的文字所具有的特殊魅力，而且与他渊博的学问有关。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梁启超和严复、胡适类似，都是学问渊博的「通才」，而不是在「象牙塔」之内沉浸于纯知识领域的「专才」。这种「通才」很类似陈澧、曾国藩、钱穆等人所提倡的「士大夫之学」，这种学问「将‘有益于身’与‘有用于世’二语，悬为著书讲学之标帜」 。梁启超和严复、胡适都是这一类型的学者，他们以学术研究来「修己治人」，不但能够依赖学问来「安顿身心」，更借此关怀中国的现状，并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其中梁任公又比严复、胡适更接近传统的「士大夫之学」。
我认为梁任公渊博的学问源自他的个性及人生观。在个性上，胡适说任公心直口快，「不通人情世故」，有着「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的个性，绝不是一个「阴谋家」。这种有一点「任性」的个性影响了他的一生。从他与友人的书信可以看出来，梁启超的休闲时光主要花在饮酒、抽烟及打牌上，「相与痛饮」「大醉而归」，是屡见不鲜的，而打牌一次十几二十圈也是常有之事。同时，梁启超也常常熬夜，或是打牌，或是读书写作。胡适一直到晚年还常和人提起：「任公绝顶聪明，惟用心不专，起居无节，兴之所至，无论打牌读书，往往夜以继日，饮食不离牌桌书案。」
由此可见，梁启超兴趣十分广泛，是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他的打牌、饮酒、读书都是真性情的表现。当然在他一生中最重视的还是成就其「士大夫之学」的阅读、教书与写作，以及由此而培养出的渊博的学问。这应该是源自他以「趣味」来追求知识的人生观。
梁任公的人生观简单地来说是一种「趣味的人生观」。他信仰的是「趣味主义」，他说倘若用化学分解「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的一种名叫「趣味」的元素抽出来，只怕毫无所剩。所以他一生所做的事总是尽量做得津津有味而兴会淋漓。因为趣味是活动的源泉，如果趣味干竭了，活动便会停止。
梁任公认为，凡人必须要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才有价值，否则每天哭丧着脸，生命便有如枯木或是沙漠，了无生趣。那么什么才是人生的趣味呢？宋朝名相王安石曾经在一本叫【字说】的书中解读每个汉字的意思，书中有些是穿凿附会，但是对「趣」的解释则很到位。他说：「人之趣在步履间，随所得而取之，故趣字从走从取。」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说法，他认为人生若能边走边取而有所得，便是有「趣」。此处所说的「取」或「得」，更确切地说，或许是指一种成就感或进步感。梁启超所说的「趣味」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每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总希望能精益求精，更上一层楼，而时有所得。这种不断努力，企图攀登生命之高峰的过程，真是再有趣不过了。
然而最有意思的是，梁启超认为我们不但要在成功之中感到趣味，也要在失败里头体验趣味。这是因为失败比成功能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人生启示。1923年他的弟子徐志摩要与妻子张幼仪离婚，另娶有夫之妇陆小曼，梁任公写了一封长信劝他，说道：「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孔子赞【易】，无取以未济终矣。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他的最后一句话「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真是充满了无穷的智慧。我想一个人如果不能从失败与挫折中感受到人生的趣味，大概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生活的艺术家！
然而在梁任公看来，从成功与失败之中体会生命的趣味仍然不算最高境界。因为有时趣味之可贵，正是在超越上述利害、得失之心之后，以一种「无所为而为」或「为而不有」的超然心态来面对生活。
出于这样的原因，梁任公反对美国以「功利算计」为原则的「实利主义」教育，认为追求学问要胜过实际的利害得失。他说：「她［美国］的教育过于机械的，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是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他坏的方面就是一个‘忙’字。……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就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们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一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给我们所人人应享的‘一个人’的生活了。」
总之，他认为读书、做人都不应过于功利、过于现实，有时不实用以及与得失无关的东西反而可能有大用。因为得失主要是关心事情的成功与失败，然而成败常常是相对的，从一方面来看是成功的，从别的方面来说也可以是失败的，或是有些事现在看来是成功的，将来却发现其实是失败的。上述所谓「无所为而为」或「为而不有」的心态，就是说在读书、做事的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抛开，一味埋头埋脑、趣味盎然地去做，这样才能体会个中的真味。孩子们其实最了解这个道理。我们问小孩为什么要玩游戏时，他们的回答往往是「好玩」或是「为游戏而游戏」。其实，世间很多事情都可以用这种态度来面对。
然而要注意的是，梁任公说有些事情开头时很有趣，但愈做愈没趣，甚至产生了相反的效果，这就不能算「趣味」了，例如赌钱、酗酒、纵欲等等，开始有趣，结果却常常无趣。（他也免不了做过这些不该做的事。）如果要问有哪一件事情可以以趣味始，以趣味终，梁启超认为最好的例子，大概是「学问的趣味」了。
这种对纯知识的追求，在西方文化中比较盛行，中国文化之中相对来说却不甚发达，我们总爱提出「文以载道」「通经致用」的高论，好像不能载道而致用的东西便没有价值。梁任公认为这样的想法并不算真正了解学问的趣味。中西伟大的学者以毕生之精力做出伟大的成果，而其动力往往是一种超越实用的求知欲望，也是一种「为学问而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以外之手段」的精神。在他看来，这种欲望有点像鸦片烟瘾，一定要天天做，不做不行。所以他劝人每天一定在正常的劳作之外，腾出一些固定的时段，来研究自己所嗜好的学问，每天这样做，就可发现学问的趣味有如倒吃甘蔗，愈往下吃，愈得好处。
梁任公以过来人的经验指出，具有此一态度，一定会被你所钟情的学问引到「欲罢不能」的地步，这时就尝到学问的甜头了。正是这种对知识与学问的热忱使他能够将自己锻炼成「百科全书式」的巨大存在。的确，要讨论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无论是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领域能回避梁启超的影响。
（本文节选自【文字奇功：梁启超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一书）
本书为一部研究梁启超与近现代中西思想文化之关系的学术著作，全面梳理其一生中学术思想的流变过程、研究进路，展现了其丰富而深刻的学术探索和精神世界。
作者以梁启超为研究对象，对其阳明学、墨子学、西方哲学、中国史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做深入分析，并聚焦于其学术研究对近代中国转型的影响，旨在以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现代诠释，来呈现清末民初中国学术转型的复杂过程。此外，作者还阐释了梁启超如何以新的概念、新的方法来解析各种议题，并以中西比较的方法探索中国的独特性，建立新的学术典范，并最后归结到「新民」「新国」与「铸造国魂」的现实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