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龙泉文史资料】第三辑，作者唐之准，原标题【我的叔父唐巽泽】
正文
唐巽泽是我的叔父，在我父亲五个兄弟姐妹中排行最小，只因在他上面有两个姐姐，所以我称他为三叔。
三叔本名唐永济，号巽泽，生于一九一一年农历六月甘七日。论辈份，他是我叔父；数年龄，仅比我大八岁。所以在我幼年时代，和三叔的「纠纷」最多，可能因为他本来是祖母的宠儿地位，一下子被我这个长孙夺走的缘故，他常常戏弄我。我打不过他，就只好到祖母面前告状，这下吃亏的多是三叔。可是，祖母又往往在我面前夸奖他：「你三叔第一次在学校参加讲演比赛，就得了第三名。」「你三叔在学校里读书，各门功课都是优秀。」等等。这些话，后来在我一生中起了很大的影响。
三叔幼年一直跟随祖父母（我祖父在满清时期是两淮盐运使），住在扬州「湖南会馆」，小学、中学都就读于教会创办的「友基」学校，家庭富裕，整天和一些富门子弟一
起，最要好的数是住在「岭南会馆」的卢其康、卢景云。我从前的三婶母卢景熹（一九四七年病故）就是卢景云的堂妹。
一九二五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春打进扬州，我们家大厅成了北伐军的团指挥部，顿时扬州城里变了样，街头处处可见宣传队在讲演北伐的意义，「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歌声此起彼落。三叔先是旁观旁听，慢慢地被吸引进去，成了一个不是宣传队员的义务讲演员。和三叔在一起的还有我们的邻居单建周（后来改名「阿丹」，在许多报馆当过编辑，因为他母亲是我干娘，我叫他大哥哥，现在台湾任「联合报」主笔。我想他倘若能看到我这篇回忆，定能回想起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同三叔、二叔一起参加革命的情景的）。是年旧历三月八日，军阀孙传芳的联军突袭扬州，清晨打响，十二时破城，一些北伐军来不及撤退过江，有七人避入我家，祖母将他们隐藏起来，把枪支投入井里，将他们身上的军服脱下烧掉，换上了便衣。我家是深宅大院，又有夹墙，较为安全。可有不少躲在一般人家的北伐军，被搜查出来，孙传芳委派督办张之江，就把这些北伐军连同隐藏他们的人，一齐用大刀杀头，而张之江的督办行辕，又正是我们住家的同一条街上。一杀人，先吹大号，然后押着「囚犯」打我们门前走过。因风声越来越紧，祖母只得将二叔、三叔、单建周和七名北伐军，花了很多钱买通人，偷送过江。说来也巧，就在送走他们以后的次日，单建周家半夜里就被搜查，真是全家都捏了一把汗。我们家也被查问过一次，查问我二叔、三叔的去向，祖母答说「去湖南外婆家了」。由于祖父在满清时的地位及民国时期在盐务方面的势力，张之江也还算客气的过去了。同年七月，北伐军第二次攻克扬州，二叔、三叔和北伐军一同回来了，这时的三叔，似乎换了一个人，老成多了。因为三叔离开扬州后，「友基」把他的学籍开除了,于是只好随二叔一起去上海求学，二叔就读于复旦大学附中，三叔就读于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的前身）附中。三叔中学毕业后，奉父命考进了上海法国教会办的震旦大学，死气沉沉的大学空气，不适合他的个性，遂擅自离校亚考进复旦大学法律系。在复旦，他仍然是个活跃分子，这並没有影响学业。在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修完了四年的课程。
一九三一年，三叔大学毕业，获法学士学位，此时我姑夫陈仲明正好留法归来。我姑夫在法国和王世隐、寿勉成等人研读「合作供销」，回国后就专心在国内兴办合作事业,在浙江省建设厅当上了专办合作的合作事业室主任。三叔复旦大学初毕业时没有工作，就和我姑夫还有一些同学在杭州合办了一所私人中学——虎林中学，由梁曙光任校长（后我三叔任龙泉县长时，当过县府秘书主任，人称老梁秘书），三叔任总务主任兼教员。此时，三叔和我三婶卢景熹结了婚。
不久，姑夫陈仲明去南京某大学接任合作系主任，就把三叔介绍给建设厅长曾养甫。自一九三二年秋起至一九三七年底止，三叔一直在建设厅工作，先后担任过合作事业股股长、合作事业室主任、第二科科长等职。
抗日战争开始，建设厅长伍廷飏将三叔举荐给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黄当时正需要一批比较年轻干练的人，于是委我三叔为龙泉县县长。
三叔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到龙泉接任，随他同去的大都是我姑夫和三叔所办的「合作人员养成所」毕业的学生。另外当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的最兴旺时期，三叔到龙泉接任时，沿途接收了不少从沪杭撤退下来的进步青年（其中有不少共产党员，但未公开身份），知名的有邵荃麟、张三扬、葛琴、舒文、杜大公、王朝闻、曹华、丁浩、黄灿等,他们朝气足，肯吃苦，接近群众，年青有为，三叔将他们安插在县政府各部门。他们一到职，就立刻宣传抗日救亡，发动组织民众，做了大量工作，迅速打开了局面。他们一扫旧衙门习气，办事清正廉明，从县长到普通公务员，大家同支国难薪（每人月支20元），同吃大锅饭，同穿相布衣，令龙泉县政府面目一新，因而博得了全县人民及各界爱国人士的信任和好评。那时，【中央日报】有一位记者叫曹聚仁，曾来到龙泉采访，亚以「东南坎察加」为题发表了龙泉采访记。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对龙泉的消息也时有报导。当时的龙泉，真可谓名噪一时，蜚声省内外。其间,在浙西一带的爱国青年中流传着一句口号：到不了延安就到龙泉。可见当时的龙泉，对广大的热血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颇具吸引力。但是，这在当时也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蒋介石反动集团所不容。可在全国一致共同抗日的热烈气氛下，又不能公开反对或制裁。于是就通过各条渠道，对龙泉进行严密监视，业暗中策划对三叔和进步力量进行打击陷害。他们先在龙泉、浦城附近，由军统秘密设置了「军统局浙闽边区稽查站」，担负对龙泉等的监视工作；驻在浙西的国民党三战区情报室，也以各种私人关系派特务打入龙泉。我初到龙泉后，由于本人原在军队里是少校衔军官，三叔安排我担任县抗日自卫大队政治指导员兼政工指导室指导员（当时政工指导室是个很重要的部门，由县长兼主任，舒文任副主任，指导员有曹华、尹庚和我三人）。
三叔来龙泉上任之初，正是全面抗日的第二年，杭、加、湖一带已相继沦陷，战争烽火正向浙赣铁路沿线蔓延，机关纷纷内迁，难民流离颠沛，时局十分动荡。当时的龙泉，人多为患，秩序混乱，抽大烟、聚赌之风很盛。在那国难当头之际，三叔岂容这些人无法无天。于是除以县政府名义张贴禁烟禁赌布告，政工队员大力宣传外，三叔还亲自下手令给军警稽查处（稽查处人员由抗日自卫大队和警察局抽调组成，我兼任付处长）。起先，我们确也抓了一批烟鬼赌徒,可多数是一些身份不显赫的浮头鱼。老百姓不服了，于是就有人写无名状子直接寄给三叔，质问「宫头的大赌为什么不去抓，是不是只打苍蝇不敢摸老虎？！」原来，当时的宫头附近，有个杭城迁来避难的机关，叫「浙江省盐务管理局种放处」，门口有盐警放岗。许多头面人物，因聚赌成瘾，竟对县政府禁赌布告置若图闻，纷纷往那里聚赌。三叔见信后便把我叫了去，将无头信给我看，问我怎么办。我那时年轻气盛得很，心里根本没有「怕」字。可心里一想，这个赌实在难抓。因为「浙盐秤放处」大院四面临空，外有围墙，门前既有岗哨，墙下还有流水。抓赌不像打仗，抓赌必须当场抓获，如打麻将，必须将四人连钱带牌一齐拿获，连牌都不能少一张，不然他们就可要胡懒，说：「我们是玩玩的，你看牌都不全，能赌吗？」特别是对付那些当官的就更难，但三叔果断地说：「再难也得抓，不然压不下这股歪风！」我接受任务后，和顾殿臣二人先悄悄地去观察了好几次地形，终于找到一条由后面进去的路，这是沿龙（泉）浦（城）公路的北面，靠山，地势稍高，墙边没水沟，虽有后门，但终日不开，也无岗哨。我们观察还发现，内中一座小楼里一连几个深夜还有灯光，并且时而透出人影和谈笑声。可以断定，这就是他们赌博的场所。于是，我们就选择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按照计划，从后面翻墙进去，当摸到这座楼房底下时，只见房门紧紧闭着，无法入内。但楼上有一扇窗门朝外开着，房内灯光明亮，笑语喧哗。我和顾殿臣及稽查处的二名班长共四人，决定留一人在下面接应，另三人搭人梯攀上房顶，向窗口爬去。因一个人不小心踏破了屋面瓦，发出响声，里面人警觉了，一面问是谁，一面熄了灯。说时迟，那时快，我们突然越窗跳了进去，手电光直照在四个打赌和一个看牌人的脸上，一共四男一女，我们飞快地收拾了赌具、赌注，把人从后门带出，沿后山押送到警察局，这四男一女中有个县的大士绅季大培，有浙盐运输处主任倪觉民的太太，有县法院的推事（即审判），有国民党县党部的委员。一到警察局，这些人还仗着势，神气活现地要求直接见县长。我三叔按我们事先商量的计划，早就关照卫兵，推说「县长身体不好，睡了，不见客」。到了第二天上午，这些人找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何景元、浙盐秤放处主任倪觉民作担保，罚了款，在大批群众的围观下才灰溜溜地走出了警察局，这真是人心大快。从此以后，龙泉再也没有哪个豪绅敢于明目张胆地聚赌了。
再如征兵，三叔上任后杜绝了一些积弊，采用抽签方式，第一次当众抽签正巧抽中了龙泉大豪绅蔡起澜的儿子，蔡连夜让儿子逃走，一面挽人来送礼说情。岂料三叔坚决拒绝，严加斥责。蔡不得已才把儿子交了出来。这确实惹脑了不可一世的、在省与专区都有政治靠山的蔡起澜（蔡后来走了国民党师管区的门路，为儿子在军管区我了个军职，没有去当兵，但这已大扫了蔡起澜的威风）。
此外，当时在派捐纳税方面，采取了殷商富户多捐，穷人佃户少捐或免捐的办法。在农村，推行了二五减租。在县城及八都、安仁等集镇设立了交易公店，在乡村普遍建立了合作组织，平价供应粮油食盐及生活日用品，打击了不法商人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企图发国难财的可耻行径。
正因为三叔主政龙泉时铁面无私、秉公办事，处处为国家和公众利益着想，这就触犯了当地以官僚地主劣绅为代表的地方恶势力的利益和尊严，他们再也不能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了。遂把我三叔及当时的县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和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相勾结（有的本身就是特务），串通一气，卑鄙地组织了一个所谓「吃糖（唐）会」，耍阴谋，施诡计，无事生非，制造事端，时时处处借机陷害三叔和在县府及各部门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先是用「唐巽泽是共产党」、「唐巽泽手下重用的人全是共产党」、「龙泉赤化了」等等来攻击。一时间，向国民党中央及省党部的控告信满天飞。但他们当时所有这些卑劣行径，还没能直接影响到三叔的县长地位。于是，就又进一步一手策划制造了「袁飞五事件」。
袁飞五，湖南人，跟随我三叔一道来到龙泉，一直担任县府收发室收发。该人平时尚属老实，也很刻苦，工作认真，从未出过差错，三叔很信任他。由于他无家小，孤身一人，就住在收发室内。大约到了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〇年初，县府经常受到省或专区的电话斥责，三叔去省或专区开会时也受到指责，说龙泉县府对上级指示迟迟不作回复云云。而财税方面的上级，更是严词指责龙泉各项经费税收表册久拖不报，等等。这便三叔大为惊骇，经查询有关科宝，各项文书表册都早已上报。同时上级下发某些要件急件，却又从未收到。复文上报，又无回音。这才开始组织多人彻底追查。后在县邮局发现果有许多上级来文，县邮局有县府收发室盖了收件印的回单，而收发室却未作收文，遂怀疑到袁飞五身上。于是，趁袁外出，对收发室进行搜查，结果在袁的眠床底下地板内，起出各种往来要件、报表数百余件。所以立即将袁速捕监送专区审讯。审讯中袁供出系受龙泉士绅蔡起澜的指使。接着，专区又将蔡速捕至丽水监禁。
那么为什么袁蔡会勾结起来，狼狈为奸的呢？原来，蔡为了儿子抽壮丁之事，恨三叔入骨。想到袁是唐的同乡，又担任县府总收发，若能将县府重要往来文件烧毁若干，必能致唐撤职查办。于是，就抓住袁能喝几口酒、又是单身汉的弱点，先约袁到酒店喝儿杯，慢慢再引到蔡的家中吃喝。蔡有一居孀女儿，颇风骚。一天，蔡待袁酒至半醉，借故外出，蔡女即勾引袁入卧室，并扑入袁怀，这时蔡即破门而入，蔡女也立刻翻脸指袁强奸。蔡即以扭送法院问罪和威胁。因袁被蔡抓到了把柄，只好拜倒蔡的足下。结果，就按蔡的教唆，将县府来往公文积压了数百件。所幸者，袁尚有顾虑，未完全按蔡的意图将公文烧毁，而仅仅埋藏于地板下，终于在搜查中破获。此案经专区审讯判决后不久，丽水监狱遭日机轰炸，袁飞五被炸死狱中。蔡则利用财力上下打点，保外执行，总算保存了生命。
三叔在龙泉任职，首尾三年。而今，已四十余年过去。但我深信，龙泉六十岁以上年纪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忘记唐巽泽的名字和他在龙泉的政绩的，至少一点，他们会说:「这是一个难得的清官。」
（原注：本文作者系民革杭州市委委员，现年六十七岁)
资料来源：
【龙泉文史资料】第三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