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品和办事本来没有什么关系，礼品就是人们送出去的东西，一般能够代表一些什么，而办事只需要自愿就行了，需要公事公办，而不能随便办。但是，礼品和现实中的办事产生了联系，长此以往，产生了某种送礼办事的传统，让人们不得不继承这种传统。倘若没有送礼，直接求人办事，那么求人的人会被人嫌弃，或者根本办不成事。
人们过年过节的时候会互相走动，亲戚朋友之间都可以走动。在古代，人们大多是农民，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休息一下，算是农闲时节的正常休息。他们闲着没事，就要走亲访友，手里提上一些礼物。那时候，劳动生产率低，人们不能获得太多的粮食，加上官府的盘剥，人们经常饿肚子。于是，走亲访友的时候，人们手里提的大多是吃食。在古代，蒸点馒头，就能提着走亲访友，提上一只鸡、一只鸭，也能走亲访友。只要提上礼物的，就会被招待吃饭。收到礼物的亲戚或朋友会留客人吃饭，不但要准备丰盛一点的饭菜，而且还要说尽了客气话。有主人杀鸡做菜，招待客人，算是尽地主之谊。陆游写「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而权贵家里基本上不缺食物，一定会弄了酒肉招待客人，甚至还要让歌儿舞女唱歌、跳舞助兴。主人一定要让客人高兴了，才算是符合某种传统观念。身为豪门大族的石崇为了让客人笑一笑，竟然杀掉了几个舞女，算是变态的招待了。
在古代，大多数人都是农民，没有奢侈的生活。他们常年辛苦种田，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能够休息一下，吃点好东西，补充体力。而这个时候，也是人们有空余时间的时候，想起一些亲戚朋友，就要互相走动。当然，亲戚朋友之中，有亲近的，也有疏远的，全凭个人兴趣来定。古人讲「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似乎有着一种赤裸裸的功利主义的意思，以至于漫漶开去。现实中办事的时候，人们会提上礼物，算是把办事人当成了亲戚朋友，但办事人收了礼品之后，并不会回访，只会「来而不往」，而送礼的人居然不会认为办事人「非礼」，反倒认为很正常。这种现象叫做「权力寻租」。在古代，只要官员手握权力，就会想方设法搞「权力寻租」，运用「吃、拿、卡、要」四字要诀，把权力租出去，但并不能明码标价，而是通过一些政治掮客租出去。人们要用官员手中的权力办事，就要给官员送礼，送的礼物大多是一些值钱的东西。毕竟，官员们品级高，品位也高，不能用一筐馒头打发了事，而应该用贵重的祖传珍宝，或者金银来打发。倘若打发不到位，就很容易丢掉礼物，而办不成事。也就是说，在送礼方面，一定要舍得，而且要和自己办事之后的收益成正比。
按理说，传统中的送礼只是走亲访友时的必备，不至于太尴尬，但负载了功利信息之后，成了互相走动，也就实现了经济补偿。只要不是求人办事的，亲戚朋友之间走动时带了礼物，那么就一定要实现有来有往，不然收礼的人会被人说成不懂礼数，进而失掉了很多亲戚好友的关系。亲戚越来越多，总有走不过来的，需要有所选择，和自己关系紧密的，或者说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就需要提上礼物，走动一下。和自己关系不紧密的，没有利益关系的，就不用走动了。只是兴趣相投，没必要提礼物走动，只需要在一起谈论就行了。如此顺延下去，亲戚朋友尚且需要走动，就更别提求人办事了。
当送礼成为一种风俗习惯的时候，人们似乎都被这种习惯裹挟，要给办事人送礼了。其实，亲戚朋友之间的走动已经演变成功利主义的互相利用，而求人办事正好符合这种功利主义的互相利用，就演变成了「权力寻租」。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说这话的是要维护「权力寻租」的潜规则，要人们用钱财代偿，以此获得办事的方便。而官员和老百姓之间有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态势，办起事来，官员就会如鱼得水，而老百姓只能忙得团团转，不得要领。倘若老百姓送上银子，当成礼物，就会方便很多。很多可以简化的程序就简化了，很多不必要盖章的公文也就不需要了，直接办成事，比起没送银子的办事要节省很多人力、物力，而且很容易摸清门路。官员收了礼物，就会大开方便之门，能办的尽量办，不能办的，也就马马虎虎过去了。不然，官员穷得吃不上饭了，岂不是丢了面子？
送礼本来是民间的行为，但充满了功利主义的因素，蔓延到官场之后，就变成了请客送礼，变成了「权力寻租」，变成了「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买卖。当年孔子说「来而不往非礼也」的时候，是不是会想到送礼之风的蔓延？会不会想到送礼会成为官场「权力寻租」的主要手段？或许，他没有想到，只是要保持一种理想化的民风，却演变成功利主义的世俗行为，甚至弄得官员拿钱办事成为正当的事，也就让人不敢恭维了。
在市场高度发达的时代，资本冲击了淳朴的民风，但送礼办事的风气并没有变化，反而愈演愈烈，直接搞成「权力寻租」，权钱色交易，也就让人没什么好说的了。其实，权力应该全面放开，以至于取消特权。让权力接受人民的监督，才会真正做到权力服务于民，真正取消以送礼为手段的「权力寻租」。只是这种监督比较难，并不容易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