胃癌患者及其配偶疾病沟通对夫妻二元应对的交互影响

近年来，有关癌症患者应对方式的研究已逐渐从 个体视角转变为夫妻二元视角， 即 二元应对 (Dyadic Coping, DC) 。二元应对多是指作为伴侣的双方在面对二元压力事件时的共同反应及策略，包括夫妻应对疾病相关压力时的压力沟通、支持理解、共同应对等积极二元应对行为和批评、回避等消极二元应对行为。在诸多研究中，已经证实积极的二元应对可以增进患者夫妻之间的信任、支持和凝聚力，提高婚姻质量，从而促进患者身心的积极改变。同时，消极的二元应对也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

至此，作者又提出， 疾病沟通 是指患者与其配偶交流疾病治疗相关信息以及各自对治疗的内在感受和担忧的过程。癌症患者与其配偶的二元应对与夫妇之间的疾病沟通密切相关，作者引用了 人际动力学理论 和 二元应对的共同应对模型 (Communal Coping Model, CCM) 支持其假设。

同时，目前探究这两个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多基于个体水平的单向影响，缺乏基于癌症夫妇成对关系视角下的交互影响研究。因此，该研究者采用了 主客体互倚模型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APIM) [2]考察胃癌患者夫妇之间的疾病沟通对彼此二元应对的交互作用模式，以便为基于夫妻疾病沟通视角改善胃癌患者夫妇的二元应对提供理论依据。

主客体互倚模型是什么呢？ APIM是用于解决数据间非独立性问题的一种分析技术，分析配对数据，其强调具有亲密关系的二元个体之间存在着较强的人际互动，此时个体的因变量不仅受到自身自变量的影响(主体效应),还受到特定范围内特定客体自变量的影响(客体效应)。 模型示意图

二、作者做了什么？

研究对象

采取便利抽样方法，选取河南省肿瘤医院2021年2月至2022年1月住院的胃癌患者及其配偶作为研究对象。

● 患者纳入标准 ：①根据2018年【中国临床肿瘤学会胃癌诊疗指南】诊断标准，病理确诊为胃癌≥1个月，均已根据情况行手术或化学治疗；②年龄≥18岁，已婚；③知情同意并自愿参加本研究。

● 患者排除标准 ：①有精神病史或正在服用抗精神疾病药物；②存在理解能力障碍，无法配合完成研究。

● 配偶纳入标准 ：①年龄≥18岁；②为患者配偶及主要照顾者；③有基本的文字阅读和理解能力。

● 配偶排除标准 ：①存在精神性疾病；②不愿配合参与本研究。

研究工具

采用一般情况调查问卷、夫妻癌症相关沟通问题量表、中文版二元应对问卷对264对胃癌患者夫妇进行调查，建立疾病沟通与双方二元应对关系的主客体互倚模型。为了避免夫妻之间彼此干扰，由不同的调查人员在不同房间内同时 单独对夫妻一方 进行指导并填写。

①一般资料及临床相关资料调查表：包括患者夫妇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患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工作状况、肿瘤部位、疾病分期、当前治疗状态；患者配偶的性别、年龄、工作状况、累计照顾时间、文化程度。

②夫妻癌症相关沟通问题量表 (Cancer-related Communication Problems within Couples Scale, CRCP) ：该量表15个条目，用于评估夫妻间癌症相关沟通是否存在问题，得分越高问题越严重。

③中文版二元应对问卷 (Chinese Version of Dyadic Coping Inventory, CDCI) ：该量表35个条目，用于评估夫妻面对压力事件相互支持的程度，得分越高说明受访者感知到的夫妻之间的相互支持行为越多。

统计学方法

采用AMOS 24.0软件构建患者及配偶的疾病沟通对自身及对方二元应对影响的APIM模型，APIM能够在一个模型中同时检测2个不同效应： 患者或配偶的二元应对受到自身(主体)疾病沟通的影响即为主体效应；患者或配偶的二元应对受到另一方(客体)疾病沟通的影响即为客体效应。

本研究为晚期癌症患者及主要照顾者进行家庭尊严干预，主要探究家庭尊严干预对晚期癌症患者家庭主要照顾者预期性悲伤、生存质量、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影响，旨在增加患者及其照顾者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减轻主要照顾者的预期性悲伤，提高其整体生存质量。

三、作者得到了什么？

结果

共调查290对胃癌患者夫妇，回收有效数据264对，数据有效率为91.03%。

主要介绍一下主客体互倚模型部分的结果： 主客体互倚模型结果显示，两者的疾病沟通可正向影响自身及对方的二元应对 (均 P <0.05)。

通过 极大似然法 对初始模型参数进行分析，显示模型为饱和模型(χ²/ df =0)，其他拟合指标较理想( CFI =1>0.9, TLI =1>0.9, RMSEA =0<0.08)。在主体效应中，患者的疾病沟通可以负向预测自身二元应对( β =-0.254, P <0.001)，配偶的疾病沟通可以负向预测自身二元应对( β =-0.336, P <0.001)；在客体效应中，患者的疾病沟通能够负向预测其配偶的二元应对( β =-0.274, P <0.001)，配偶的疾病沟通能够负向预测患者的二元应对( β =-0.260, P <0.001)。

进一步进行 成对模式 的检验，基于Bootstrap 方法对5000个样本进行客体效应与主体效应的比值( k 值)计算，求其95%置信区间( CI )。经检验：胃癌患者 k =1.024，接近于1，其95% CI 为(0.392,1.729),置信区间包含1，即胃癌患者的成对模式为对偶模式，即主、客体效应作用效果一致且预测方向相同；配偶 k =0.818，相比0.5更接近于1，其95% CI 为(0.274,1.705)，置信区间包含1，即配偶的成对模式亦为对偶模式。

胃癌患者夫妇的疾病沟通与二元应对的主客体互倚模型标准化 结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患者配偶的主客体互倚模式同样为「对偶模式」，即患者与配偶间的双向疾病沟通在配偶二元应对的构建过程中同等重要且作用一致。

胃癌患者及配偶的二元应对受到双方疾病沟通的共同影响，提示医护人员应重视胃癌患者夫妇疾病沟通的评估，积极探索 以疾病沟通为焦点的夫妻干预方案 。

四、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收获什么启示？

1.近些年围绕二元应对的研究在癌症患者中开展居多，研究内容包括二元应对相关理论、现状、影响因素、干预方案的设计及应用等。那是否适用于其他疾病的患者？

2.根据现有结果，对于在婚的癌症患者，如何开发以疾病沟通为焦点的夫妻干预方案？疾病沟通在其他二元关系中的作用如何？在以家庭为中心的照护中作用如何？尤其在是老年人的护理中。

3.由二元应对这一概念展开联想，二元健康管理、二元症状评价、二元体的健康结局等概念 [3]，以及同伴支持、良好的家庭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概念，能给患者及其照顾者带来积极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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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1. 潘佳,陈贝贝,韩萍等.胃癌患者及其配偶疾病沟通对夫妻二元应对的交互影响[J].护理学杂志,2023,38(03):90-94.

2. Kenny, D. A., & Cook, W. (1999). Partner effects in relationship research: Conceptual issues, analytic difficulties, and illustrations. Personal Relationships, 6(4), 433–448. https://doi.org/10.1111/j.1475-6811.1999.tb00202.x

3. 范文海,于明明.慢性病患者及其照顾者二元症状评价研究进展[J].中华护理教育,2023,20(08):1014- 1019.

编辑丨Fra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