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风，这一古老而深邃的医学术语，又被称为卒中，它在医学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典型症状表现为突然昏仆、意识丧失、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语言功能受损等，这些症状无疑给患者和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关于中风的病因学认识，自古以来便存在着诸多争议。在唐宋以前，医家们多主张外风说，认为中风是由于外界风邪侵袭人体所致。然而，随着医学的不断发展，金元以后的医家们开始主张内风说，认为中风是由于人体内部的气血失调、脏腑功能失常等因素所致。
为了统一历代医家对中风病因学的混乱认识，后世医家们将中风分为真中风和类中风两大类别。真中风，即指由外界风邪侵袭所致的中风，而类中风则是指由人体内部因素引起的中风。这种分类方法不仅有助于医家们更准确地诊断中风，也为后世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中风并非现代医学的专利，古代医家们对中风的研究同样深入且独到。他们通过观察患者的症状、分析病因、探索治疗方法，为中风的防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是这些宝贵的医学遗产，为我们今天认识和治疗中风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总之，中风作为一种严重的神经系统疾病，其病因学认识历经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唐宋以前的外风说，到金元以后的内风说，再到后世医家们的分类方法，我们可以看到医学界对中风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完善。
(1)
【内经】对中风病症的论述，既以外风为主轴，又隐约可见内风说的萌芽。其中，所描述的偏枯、卒暴僵仆、不知人、四肢不举等症状，皆为中风的典型表现。在【灵枢·九宫八风】篇中，明确指出：「其有三虚而偏于邪风，则为击骨，偏枯矣。」这揭示了外邪风的侵袭是导致中风的重要因素。
而【素问·风论】亦提到：「各人户所中，则为偏风。」这进一步强调了外界风邪的致病作用。在【灵枢·刺节真邪篇】中，对中风病机的解释更为详尽：「虚邪偏客于身半，其人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这里不仅指出了风邪侵入人体半侧，还强调了营卫失调、真气流失与邪气滞留的病理过程。
然而，【内经】并未将中风病因简单归结为外风一途。【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提到「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暗示了出汗过多也可能是中风的一个诱因。【通评虚实论】则进一步指出：「仆击、偏...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这表明了饮食过度、肥甘厚味也可能导致中风的发生。此外，【玉机真藏论】还提到脉象异常与中风的关系，如「脉如....太过则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巅疾也」，这进一步丰富了中风的病因理论。
由此可见，【内经】对于中风的认识并非局限于单一的外风因素，而是涵盖了体质、饮食、情志、劳作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全面而深入的认识，为后世医家对中风病症的进一步研究和治疗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2)
在唐宋以前，论及中风之症，医者多秉持【内经】所言之理，认为中风之因在于邪气独留，而真气不足。随后，【金匮要略】一书详细阐述了中风之病状，指出邪气侵入人体，根据邪气的深浅与病情的轻重，可将其分为中络、中经、中腑、中脏四种情况。当邪气仅及于络脉，患者肌肤便会感到麻木不仁；若邪气深入经脉，则患者会感到肢体沉重，行动不便；一旦邪气侵入脏腑，患者则可能出现神智不清，甚至言语困难，口吐涎沫等症状。
在唐宋时期，医家普遍认为中风是由外风乘虚而入所致，因此在治疗上多采用疏风祛邪、扶助正气的药物。即便如孙思邈这般博学多才的医者，在论述中风时也只能依照【诸病源候论】的分类方法，将中风分为偏枯、风痱、风懿、风痹四类。他在治疗中广泛搜集了诸如大续命汤、小续命汤、西州续命汤、排风沥、八风汤等方剂，以期达到治疗的效果。
然而，后世医家在运用这些方剂治疗中风时，效果却时好时坏。这其中的原因，或许与【灵枢●热病】所订立的「偏...益其不足，损其有余，乃可复也」的治疗原则有关。这些方剂中多使用防风、麻黄、桂心等祛风药，以及人参、白术、附子等扶正药，但并未明确区分真中风与类中风之间的差异。因此，在治疗时未能针对患者的具体病情进行精准施治，从而导致治疗效果的不稳定。
(3)
刘河间对于中风病症的论述，尤为强调火的作用，其在【素问玄机原病式●火类】中详尽地剖析了中风的成因与机理。他提到，暴病暴死的现象，往往是由于火性疾速的特性所决定。在日常生活中，若人们衣着饮食、作息习惯、精神情绪以及性情好恶等方面不能遵循自然规律，久而久之，身体内的气血便会发生变异，进而引发疾病。
特别是当心火旺盛而肾水衰弱无法制约时，热气郁结，心神昏沉，导致筋骨失去功用，突然倒地而失去知觉，这就是俗称的中风瘫痪。河间进一步指出，人们通常所说的风病，其实并非完全由外界的风邪所致，而是由于身体内部的火热过盛、肾水不足等因素引发的。
他强调，中风的发生多是由于人们日常生活习惯不当，导致心火过旺，而肾水又无法制约这种火热，从而形成阴虚阳实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热气郁结，心神昏沉，筋骨失去功用，最终导致中风的发生。此外，河间还指出，五志过极也是导致中风的重要因素。当人们的情绪过度波动时，如过度喜怒、忧思、惊恐等，都会使身体内的火热更加旺盛，从而增加中风的风险。
针对中风病症的治疗，河间在【原病式】中提出了使用至宝丹和灵宝丹等妙药进行散郁滞开闭结的治疗方案。同时，他也强调了根据病情的不同，进行个性化的治疗。对于热势过盛的患者，可以使用调胃承气汤进行治疗；而对于肾水虚衰导致的暗痱症状，则可以使用地黄饮子来滋补肾阴、温补肾阳、安神定志、开窍醒神。
综上所述，刘河间对于中风病症的论述和治疗方法，不仅反对了以往的外风说，而且在中医理论上具有重大的贡献和创新。他的理论不仅为我们理解中风的发病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中风的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4)
李东垣关于中风的论述，独具匠心，他以气虚作为核心论点，为我们揭示了中风病证的深层原因。【医学发明】中，他明确指出：「中风者，非外来风邪，乃本气病也。」这一观点，既是对传统医学中风病因理论的一次重要修正，也是对中风治疗策略的一次深刻反思。
李东垣认为，中风并非单纯由外来风邪所致，而是与人体内在的气血状况密切相关。他观察到，人至中年以后，随着气血的逐渐衰减，中风的风险也相应增加。特别是那些因情绪波动而损伤气血的人，更容易罹患此病。即便在年轻力壮之时，中风也鲜有发生，除非个体体质特殊，如形体肥胖而气血相对不足者。
虽然李东垣强调气虚在中风发病中的核心地位，但他并未完全排除风邪的作用。他深知，在某些情况下，风邪亦可成为中风的诱因或加重因素。因此，他在治疗中风时，既注重补益气血以固本培元，又不忘祛风散邪以治标救急。
喻昌在【医门法律●中风论】中对李东垣的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认为李东垣以气为本、风为标的理论，既符合中医整体观念的思想，又贴近临床实践的需求。喻昌进一步指出，李东垣在临证时多投以大剂补益药，通过补虚来使风邪得以外出。这种治法既体现了中医治病求本的原则，又展示了李东垣高超的临证技艺。
在李东垣的医案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灵活运用各种补益药物来治疗中风。如治疗手指麻木的人参益气汤中，他重用人参、黄芪、甘草等药以补益气血；治疗两腿麻木的导气汤中，他同样重用黄芪、甘草以扶正祛邪；而在治疗中风的圣药愈风汤中，他更是大量使用人参、黄芪、甘草、当归、枸杞子、生地黄、芍药等药以全面调理气血阴阳。这些方剂均体现了李东垣以补虚为主、兼顾祛风的治疗策略，为我们后世医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5)
朱彦修在论述中风这一复杂疾病时，深刻剖析了其病理机制，特别是湿痰热在中风发病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丹溪心法●中风】中，他明确指出：「西北之地，气候寒冷，人们常因风邪侵袭而致病，这诚然是存在的现象。然而，在东南之地，气候温暖湿润，地势多湿，因此这里的人们若患有风病，往往并非真正的风邪所致，而是湿土滋生痰液，痰液又生热，热再化风的结果。」
朱彦修进一步在【丹溪治法心要●中风】中概括指出：「中风导致的半身不遂，大多与痰有关。」他强调在治疗中风时，应「以治痰为先」。他偏爱使用如竹沥、姜汁、贝母、瓜蒌、南星、半夏、陈皮、菖蒲、猪牙皂角、白僵蚕、全蝎等药材，特别是竹沥和姜汁，他认为「此二味祛痰，开络，行血气」，无论何种证型的中风，均可使用这两味药以达到治疗效果。
尽管朱彦修认为内中风以痰为主，但他也并未忽视外中风的可能性。他在著作中提到：「从现今的情况来看，外中风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只是相对较少。」对于外中风邪的情况，他推荐使用小续命汤等方剂来发散风邪，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朱彦修的这一理论，不仅深入剖析了中风的发病机理，也为后世医者提供了宝贵的治疗思路和方法，对于中风疾病的防治具有重要意义。
从病因学的深入剖析来看，中风病得到了更为精准的归类。古贤对于中风病的认识，提出了真中风与类中风两大类别，这一划分不仅厘清了长久以来中风学说中的诸多迷思，更为后世医者在中风病的辨证施治上提供了明晰的导向。
真中风，顾名思义，乃是因风邪侵入人体所致，此风乃外邪，具有风的善行数变特性，故治疗时须从风邪之治入手，从昔人的治法中汲取智慧。而类中风则不然，其发病机理更为复杂，或因火、或因气、或因湿等内因所致，非单纯外风所能概括。因此，在治疗类中风时，医者需综合考虑各种内因，从三子之论中汲取启示，不可偏废任何一方。
自张景岳提出非风之名，叶天士阐明内风之理，再至王清任深究血瘀之因，都是在类中风病因学理论的启迪下进行的探索。中风之名，原指感受风邪所致之病，具有风的特性。然而，随着医学的发展，中风之名已逐渐演变为一种类比，用以指代具有类似症状的疾病。尽管如此，【伤寒论】中所载之外感病名「中风」仍并行于学术界，为医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随着对类中风研究的深入，至清代时，随着西医学的传播与交融，医学家们开始重新审视【内经】中关于卒暴僵仆不知人的描述。张锡纯等医家指出，内中风的病症在【内经】中已有记载，只是当时并未直接使用「内中风」或「脑充血」之名，而是称之为煎厥、大厥、薄厥等。事实上，王履等医家虽对【内经】中的相关论述有所研究，但尚未充分认识到煎厥等病名与中风之间的关联，仅从【内经】中「三阴三阳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的论述出发，推论中风未必尽因于风邪。然而，这一推论无疑为后世的中风病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与方向。
【素问●生气通天论】中深刻指出：「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溃溃乎若坏都，汨汨乎不可止。」这段话描绘了阳气在过度劳烦之下，容易亢奋过度，导致精气耗竭，尤其在盛夏之时，阳气更易积聚，使人发生煎厥之症。煎厥表现为目盲、耳闭，如同城池崩塌，病势难以遏制。这实际上是真阴内损，孤阳外浮，气逆而厥的症候。
王履在【医经溯洄集.煎厥论】中进一步阐释：「夫充于身者，气也……平则为正，亢则为邪……阳气亢极而成火耳，阳盛则阴衰故精绝……」他明确指出，煎厥的成因在于烦劳伤阴，导致阳气动化生火。尤其在夏季火旺之时，水不制火，火炎气逆，从而引发煎厥。这与中风因于火者有所不同。中风之火，多因生活作息失宜，五志过极所致，虽有阴虚阳实之症，但终究内火暴甚，故治疗宜用寒凉之法。
针对煎厥之症，治法当以养阴益气、固本止脱为主。可选用【局方】中的人参固本丸，此方以生地黄、熟地黄、天冬、麦冬、人参等药材组成，加以五味子，共奏养阴益气、固本止脱之功。通过调理阴阳，平衡气血，以期达到治愈煎厥之目的。
由此可见，中医对于煎厥之症的认识深刻而全面，既关注病因病机的分析，又注重治法治则的探讨。通过运用专业的中医药知识，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和治疗这一病症，为患者带来福音。
(2)三阴三阳病有偏枯症状者:
详考【内经】之经典篇章，【灵枢●经脉】篇中深刻揭示了足少阴之气的绝断对机体的深远影响：「足少阴气绝则骨枯，骨不濡则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亲则肉软却。」这寥寥数语，道出了肾精衰绝导致的肌肉骨骼失养之病理机制。肾足少阴之脉，作为主肾所生病者的重要经络，其病变往往表现为肌肉痿弱无力，而施以灸法则能强食生肉，促进康复。
当肾精衰绝至极，无法滋养肌肉骨骼时，肌肉便会逐渐枯萎，骨骼也变得软弱无力，难以支撑身体长久站立。若此病症仅发于身体一侧，则可见偏枯之症，即一侧肢体肌肉萎缩、功能丧失。
此外，【内经】中的另一篇章【素问●大奇论】亦对偏枯之症有所论述：「胃脉沉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其中「鼓」指脉象大鼓于两侧，「鬲」即膈，意指上下气血不通。这里强调了心主血、胃为气血生化之源的重要性，当气血亏损、血脉不通时，便易发为偏枯之症。
对于偏枯之症的治疗，【金遗要略】中的黄芪桂枝五物汤堪称经典之方。此方以益气通络为主旨，通过调和气血、疏通经络，达到治疗偏枯的目的。
值得一提的是，足少阴（肾）、足太阴（脾）、足阳明（胃）、手少阴（心）等经络所主病中，均有偏枯症状的出现。这些偏枯症状并非全由风邪所致，而是与多脏腑功能失调、气血不和密切相关。因此，在治疗偏枯之症时，需综合考虑患者整体状况，从多方面入手，方能取得满意疗效。
古人创立新说，犹如在密林深处开辟一条新路，虽然时常受到前人留下的足迹与固有理论的羁绊，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勇敢地走出自己的道路。从思维的发展规律来看，任何创新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历史积淀的影响，然而，若我们仅凭此就断言古人之新说仅仅是前人微词大义的延伸，或是早已被古人发明，那无疑是忽视了创新者的独特贡献，言过其实矣。
经验思维在医学领域表现得尤为显著，它如同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承载着历代医家的智慧与经验。中医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种继承与创新中不断前行。旧有的理论如同陈年的酒瓶，而新的观点与学说则是那新酿的美酒。医者们在注经引申的过程中，不断为旧有的理论注入新的活力，从而衍生出诸多新颖而深刻的医学见解。
在大一统的整体观念下，这些零星的思想火花如同散落的星辰，被巧妙地整合成系统的理论。这种整合过程不仅体现了医学思想的丰富与多元，更彰显了古人对于医学规律的深刻洞察与独特理解。从中风学说的发展史中，我们便可以窥见这一过程的精彩与艰辛。医学思想的萌生、发展、歧化和整合，如同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诉说着古人在医学领域的不懈探索与卓越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