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解放的贵州
1949年4月边裕鲲随军南下至江西省任赣东北行署秘书长，同年8月又随二野五兵团西进。11月到达贵阳后，边裕鲲担任贵阳市军管会财政接管部部长负责接管财政工作。参与财政接管的，基本上是原冀鲁豫区行署财政处和军区后勤部的干部，以及在江西时新参加革命工作的青年学生和后来从部队转业的同志。
贵州长期受军阀割据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生产凋敝，民不聊生。我方接管时，贵阳市公营企业只20多家，全部职工仅6600多人，其中主要公用企业、电气公司、公路总局、邮政总局等等，只有一个二三千千瓦的小发电厂和豫丰纱厂等几户小厂，算是生产企业。
而苛捐杂税花样百出，什么「特货（即鸦片）税捐」、「百货自卫特捐」、「食盐自卫特捐」、「反共自卫特捐」等等不下几十种。简直是雁过拔毛，税上加税，弄得民怨沸腾，商人叫苦不迭。
由于货币贬值，通货膨胀，贵阳物价飞涨到了惊人的地步。在币值一日数变，物价失去控制的情况下，官僚、资本家从中大捞油水，而老百姓大倒其霉，公务人员拿到一个月的工资买不了多少粮食。
大发「盐财」，大发「烟财」，也是反动统治阶级坑害贵州人民的毒辣手段。盐巴供应越紧张，他们越在盐巴上打主意。种鸦片、吸毒、贩毒可以从中渔利，他们就大开绿灯。特货税捐是国民党贵州省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可见腐败到了何等地步!
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贵州，在国民党溃逃时，又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能搬的、能拿的都弄走了；搬不动、拿不走的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暗藏下来的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不时进行破坏捣乱。赌、烟、娼等余毒污染着社会空气。国民党长期灌输的反动思想，在人们心理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
我军一进城，就派人分头到各被接管单位了解情况。军管会宣布成立以后，就分别派出军代表和联络员正式开始接管工作。军代表进驻被接管单位，反复宣传政策，让留在机关的人员去分头联系、动员原有职工在限期内报到。经过几天的工作，人员基本到齐了，就召开大会。
财政接管干部在会上宣布军管会的命令，讲解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讲明对原有人员采取「包下来」的办法，「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保证大家生活安定。这就使多数留用人员打消了顾虑，情绪稳定下来。
消除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最有效的办法是行动。接管干部深入群众，主动接近留用人员，和他们谈心。尤其是紧紧依靠中下级职员和工友，以了解情况，为接管工作创造有利条件。留用人员从我军代表身上看到的是简朴、谦虚、和蔼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这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一次财政接管部召开职工大会，大家听说部长讲话，就议论开了。会议开始了，没想到上去讲话的是一位衣着像个火夫一样的人，而此人就是边裕鲲部长，大家一下子都愣住了。盐务局军代表王平同志，平时穿着旧鞋、旧衣服，不坐车，和大家一起参加种菜劳动，开展文娱活动。他们认为根本不象个当「官」的。
这些事例，对广大留用人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教育作用。多数人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对我党开始有了认识，都表示愿意在新社会中为人民服务。在接管以后开展的税收、征粮、运盐、稳定金融等各项工作中，不少人吃苦耐劳，在工作上发挥了较大作用。
对于留用人员的生活，财政接管部都按照政策进行了妥善安排和照顾。起初，采取自报公议的办法，评定发放生活维持费。评议中，有些人体谅国家财政困难，自觉地与解放军和人民生活水平看齐，主动不要救济或少要救济。1949年12月，原财政厅54名留用人员中，有半数以上表示生活还能维持，当月不要救济。
与此同时，财政接管部还组织了职工家属生产委员会，从事开荒种菜和烧饭、洗衣等生产和家务劳动，把她们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劳动。职工、家属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
接管工作开始不久，贵州省人民政府宣布成立。军管会财政接管部、省政府财政办公室（后改为财政厅）和战勤指挥部供给部合署办公。对于接管过来的旧机构，议定该撤即撤，该并就并，如特货稽查处接过来就撤销了。造币厂进行改产，后来移交给工业部门。按照新的机构设置和编制，成立了省税务局、省粮食局、省盐务运销局，成立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并逐步建立健全了分支机构。
随着各项接管工作的进行，巨大的社会变革也在各条战线上迅速地展开。长期麻醉毒害贵州人民的鸦片被明令禁止——禁种、禁吸、禁运、禁销。省政府召开万人大会，在河滨公园当场烧毁了收缴的毒品、烟具。全面的剿匪反特工作和打击经济领域走私、投机倒把活动的斗争，也深入开展起来。各种社会垃圾一个一个地被铲除了，社会秩序趋于安定，社会风气一天比一天好转。
政府从各方面采取措施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城市，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恢复生产、发展生产；在农村，政府明令禁宰耕牛，帮助调剂、交换种子，组织生产互助，清理积谷，发放贷款，促进农业生产；城乡贸易，物资交流也渐趋活跃。
人民币当初在贵州高原的发行，费了很大周折。这是财经战线上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解放以前，反动派把发行货币做为向人民敲骨吸髓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官僚军阀借机大发横财的主要手段。饱受国民党币制灾害的贵州人民，对任何纸币都失去了信心。群众中存在的这种心理状况，无疑也成了人民币发行工作中的很大障碍。
不仅如此，这时候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群众的心理，制造流言蜚语，说：「人民币靠不住，也要贬值。」一些不法分子大肆投机，企图把水搅混，把金融市场搞乱。一时间，有的人奔走于街头巷尾，大做黄金、银元买卖。他们用比银行牌价高几倍的黑市价格套购银元、黄金，极力贬低人民币的信誉，阻止它正常流通。因此，推行人民币与反推行，成了金融战线上斗争的焦点。
我方对斗争形势有清醒的认识，采取了针锋相对的一系列的有力措施。
军管会成立后的第五天（11月27日）就发出布告，宣布：「为了保护人民利益，稳定金融市场，建立新的经济秩序，确定人民币为市场流通的唯一合法货币。其他一切旧币一律禁止使用。」
为了减少人民群众的损失，人民银行奉命按一定的比价限期收兑银圆券，共收回19亿多元，统统焚毁了。接着，又规定公私帐款一律以人民币作为记帐计价的统一单位。如发现再有以银元记帐计价或拒用人民币者，定予处罚。这就为全面推行人民币确立了法律依据。
不过，很多事情不是一个命令就可以奏效的，尤其是象这样一件涉及到千家万户的事情，不经过艰苦的努力，硬要人家接受是行不通的。所以在推行人民币的过程中，首先需要把人民币的威信在人民群众中树立起来，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有充足的物资做后盾。
当时贫苦农民最需要、最盼望的是盐巴。所以在下乡推行人民币时，就得带上盐巴，带上人民需要的日用品。农民交售农副产品拿到人民币，可以按合理的价格买到盐巴，买到生活用品，比什么都高兴。这样人民币就在群众中扎根了。
要保持人民币的信誉，还要保证币值稳定。
发行人民币的初期，必须是有计划、有控制的，使货币流通量保持一定的比例。财政接管部从开始就特别注意这个问题。发行量按人口平均计算，大城市每人不超过10万元，中等城市每人5万元，小城市每人4万元。农村每人不超过1万元。全省平均每人不超过2万元（当时币值l万元等于改革后币值l元）。
而且规定财政性发行不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是属于经济性发行，即用于收购物资及向企业贷款等。还有一条可靠的防线是，为了稳定人民币值，国家采取折实计算的办法，发公债折实，吸收储蓄折实，薪给也折实。再加上一切公私帐务，一律以人民币结算，就有力地保证了金融稳定，人民生活安定，人民币的信誉越来越高。
关于禁止银元流通，财政接管部的作法是既慎重又坚决。在人民币的威信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的时候，只是宣传不久将要禁用银元，但没有公开宣布禁止流通，也不承认合法性。
到了1950年2月，鉴于禁止银元流通和黄金买卖的条件已经成熟，贵州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就及时做出了【关于禁用银元的决议】，军管会也明令公布了【西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并于2月21日，在贵阳市体育场举行拒用银元大会。会后还举行了2万多人的盛大游行。可见禁用银元的声势之大和决心了。
紧接禁用银元之后，贵州省财政厅（边裕鲲兼财政厅厅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方面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组织收兑；另一方面，对于继续非法进行银元、黄金投机倒把活动的犯罪分子，予以严厉打击。当时【新黔日报】曾刊登消息说：「23、24日两天内，捕获非法使用与贩卖银元的李某某等187人，搜出银元127l元」。在禁用银元强大力量威慑下，不少银元贩子纷纷改邪归正，弃旧图新。
经过这样一场激烈的斗争，确立了人民币的合法地位和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各级人民银行的机构相继建立健全之后，各项金融业务陆续开办，在稳定市场、支援工农业生产、促进物资交流、开展各城市问通汇以及为人民生产、生活服务方面，都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