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理会议
1935年5月12日下午，党中央在会理城郊的铁厂村召开了会理会议，张闻天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
之所以没在会理城里开会，是因为红军打不下会理城。守会理的是川军刘文辉部刘元瑭旅；虽然只有千把人，但因为会理城虽小，但城墙极为坚固，是用高12米宽6米青砖石打造，迫击炮弹打上去连个坑都没有，红军愣是打了7天没打下来。
林彪和彭德怀都认为打会理没什么意义，但也没想到难度这么大；开始红军上下都没当一回事，对方手下败将2个半营而已，但5月9日一打发现居然打不动。虽然彭德怀向中革军委发电建议不要打会理，但毛泽东不同意，彭德怀只好集中红三军团全部主力6千多人攻城。打到第七天还是没打下来，毛泽东也觉得必须放弃了，要不中央军就追上来了。5月15日，红军绕过会理城北上。
会理保卫战，川军悍将刘元瑭一战成名，蒋介石晋升他为中将，还给了1万大洋奖金。
会理会议上，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略正确思想；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
事情是这样，林彪对四渡赤水以来毛泽东的指挥有意见，觉得毛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继续下去，红军即使不被敌人打垮也会被自己拖垮。于是就给中央写了一封信，由于红一军团参谋长聂荣臻不愿意签名，于是这封信只好以林彪个人的名义送给了当时的中央负责人张闻天。
如果事情就此结束也不算什么，接着林彪犯了致命的错误。送走信后他给彭德怀打电话，说什么现在中央的军事领导不行了，只知道走弓背路，不知道走弓弦路。如果这些抱怨话只对同事说说，也不算大错误。此时的林彪一贯以冷静著称的头脑却有点发热了，他不仅对彭德怀诉说自己对中央军事主官的不满，还说了无组织原则的话。他劝彭德怀说，你出来指挥吧，我听你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就不能说只是简单不满中央的军事策略了。部队的军事主官竟然背着中央私下里鼓动他人更换自己的上级领导，这无论放在谁身上，无论放在哪一支队伍和哪一个政党里，都是不可饶恕的事情，更何况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处在那样极为严峻的环境之中。
处在危境中的弱小红军再也经不起湘江战役那样的巨大损失了。越是在那样的时刻，越是要求党和军队必须精诚团结，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所受的都不仅是局部的小损失，而是事关整个革命事业的全局。据有关资料介绍，当时不理解运动战的，不仅有林彪这样中央红军最大军团的军事主官，甚至连党的最高领导人张闻天也不是完全理解。
毛主席在会理会议上态度是极其严肃的，说话语气也是十分凌厉的。他对林彪提出了毫不留情的批评，那句你是个娃娃的话绝不是有人解说的是对他所犯错误的开脱，而是包含着极其深刻的意义。林彪小毛主席十七岁，在那个普遍实行早婚的年代，这岁数悬殊简直就是两代人之差。毛主席以这样的称呼对林彪，绝没有丝毫轻蔑林彪之意，而是包含着怒其不争的责怪与怨气，当然也不排除对他所犯错误的包容与原谅。
谁都知道，林彪的成长离不开两个人，最早是朱德，后来是毛泽东。林彪是朱德带领的那部分南昌起义部队里的基层军官，是朱德最早发现了林彪出色军事才能。上井冈山之前，林彪还是一个连长，在朱德发现了林彪的才能之后，很快就擢拔他为营长。后来到了井冈山，毛泽东在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林彪，无意间从他的一番讲话中发现这个年轻人不仅会打仗，还会做政治工作，其思想作为与自己有很多吻合之处。
林彪在井冈山遇到毛泽东，是他人生最为重要的转折。他很快在斗争实践中脱颖而出，被选拔到红一军团做军团长。那时候的林彪，在井冈山是最年轻的军团长，也是红军最大军团的军团长。由此可见，毛泽东和朱德对他的器重。
会理会议之后，林彪、彭德怀并未因他们所犯错误受到职位上的变动与影响，照样负责他们原来负责的一、三军团。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批评是严厉的，这不仅是彭德怀在接了林彪要他出来指挥的电话后没有及时向中央汇报，更重要的是当时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发现了部队指战员对中央战略决策的不满不理解情绪后，认为问题严重，便向中央发电报反映，要彭德怀签字时，彭德怀拒绝了，刘少奇只好以他和杨尚昆的名义发出。会理会议虽然不太知名，却决定了几十年后庐山会议彭德怀的命运。
延安整风时候，张闻天之所以受到批评，并且从最高领导人位置上退下来，主要原因可能就是会理会议之前他在重大原则性上犯了错误。如果说遵义会议，张闻天居功甚伟。没有他和王稼祥当时对毛的坚定支持，就不可能有毛的二次出山，中国革命就可能随时终结在长征途上。而会理会议，张闻天犯了根本性的错误。
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要求撤换毛泽东、朱德军事指挥和反对机动作战的错误，针对当时部队的思想情绪，进一步阐明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动作战才能摆脱敌人重兵包围的作战方针。从而统一了认识，维护了党和红军的团结，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坚持了正确的军事路线。
会理会议后，中央决定渡江北上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建立苏区根据地。会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为中央红军北上四川开路。随后红军攻占了防御空虚的德昌小城，但却并没有占领西昌，而是派出特使秘密联络刘文辉的侄子，当地的总指挥刘元璋，达成了互不侵犯约定。
而在会理会议之前的一个月，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动强渡嘉陵江战役，红四方面军勇猛顽强，果断神速，连克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涪江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共歼川军12个多团1万余人，为中央红军入川造成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也创造了红军战史上大规模强渡江河作战的范例。 假如没有强渡嘉陵江战役，假如没有红四方面军的强力配合，中央红军极有可能重演石达开全军覆没的悲剧。
天险大渡河
大渡河的水流湍急，两岸地形险要，人迹罕至，是极可怕天险。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就是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的。
当时想要渡过大渡河，只有三条路，下游的富林渡口、中游的安顺场和上游的泸定桥。
毛泽东和林彪都认为富林渡口绝对不可以去，因为此处距离成都平原较近，四川军阀刘湘，杨森就算再无能，肯定会集中全力控制这个渡口。因为如果一不留神，红军就可以专向杀入成都平原了，到时候川军就要把老窝丢掉了。
可以选择的就是安顺场和泸定桥了。
但占领安顺场意义也不大，因为川军肯定会将渡船毁掉，而大渡河水流湍急，渡河难度很大，即便找到少量渡船，2万大军又怎么可能在几天内渡过去呢？
现在中央军薛岳10万大军距离红军不过4天左右的路程，如果红军留在安顺场渡河，薛岳一定会出兵先占领泸定桥，然后联合川军两头一堵，红军就腹背受敌了。
所以林彪认为，红军应该占领泸定桥，因为泸定桥是一座桥，可以轻松通过大部队。即便泸定桥没有被红军占领，他可以立即向西进入西康省，因为西康省方向没有什么敌人，仅有刘文辉的1个旅数千人，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总比留在安顺场等死为好。
事实证明，林彪的判断完全正确。
在红军在5月24日赶到大渡河外围的小镇茶罗时，刘湘和杨森在富林渡口一线集结了大部队，从这里渡江已经不可能了。
抢占安顺场
毛泽东、朱德下令强攻安顺场。
虽然有天险，好在军阀刘文辉帮了大忙！川中三巨头之一刘文辉所部，当时只有区区只有四个师，共两万多人，其中他的三个侄子刘元璋第六师，刘元瑭第七师，还有一个刘元瑄第十三旅，都被红军甩在南边的会理、西昌、德昌一线，不可能赶回增援。
刘文辉没准备与红军死扛，刘与别的军阀一样都是希望红军尽快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地区。所以，红军攻打安顺场时，刘文辉根本没有主力部队在这里，在安顺场的南北两岸各有一个营而已，而泸定桥甚至没有川军正规军驻守。
话虽如此，但红军此时的情况还是很危急，因为蒋介石正在调兵遣将，勒令刘湘，杨森主力增援刘文辉，同时蒋严令薛岳的中央军加快行军速度，预计在四五天后就可以赶到大渡河。
所以，红军务必短时间内占领安顺场。
安顺场守军共有两支部队，分别驻守大渡河两岸。一支虽然是刘文辉二十四军五旅七团一个营的编制，其实只是地方民团，说是一个营，实则不过二百多人，战斗力极弱。
5月24日夜，在林彪的命令下，红军先锋，也就是红一军团的杨得志团冒雨赶到安顺场附近。在长征路上，杨得志始终都是红军的开路先锋，杨得志安排孙继先营打安顺场。当时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也赶到林彪的红一军团指挥部，他命令杨得志和孙继先：在打下安顺场以后，立即生一堆火作信号。孙继先受命，带着一营士兵冒着倾盆大雨摸到安顺场附近。
安顺场的川军毫无戒备，孙继先不费吹灰之力打下镇子后，全力搜索渡船。但找遍全镇，一艘船也没有找到，只找到陈诚发来蒋介石下令坚壁清野的手令：
一、收缴南岸渡河船只以及可用作渡河的材料，全部集中到北岸；
二、搜集南岸民间粮食运送北岸，实行坚壁清野；
三、扫清射界，如南岸居民房屋可资红军利用掩护其接近河岸者，悉加焚毁。
孙继先看到后心里一惊马上审问俘虏，问到附近川军藏了一艘较大的木船。孙继先亲自做纤夫，在激流中奋力把下游的船拉到上游的安顺场去。
大渡河水流特别湍急，孙继先他们一群江西人又从来没有拉过纤，十多个人历经千辛万苦，用了整整两个小时才把船拉到安顺场。刚刚回到安顺场，就碰上了满脸怒火的刘伯承和有些焦急林彪。
原来刘伯承自孙继先出发后，就一直同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待成功的火堆信号。三人在大雨中苦等了五六个小时，始终没有看到火光。林彪他们认为孙继先可能失败了，必须立即改变全军的策略，强占泸定桥。不过为了弄清楚战况，林彪派出一个通讯员去杨得志那里询问。
出乎刘意料的是，通讯员很快骑马回来报告，说安顺场已经夺下了，没有点火发讯号是孙继先忘记了。林彪还是喜怒不形于色，只是哦了一声，聂荣臻则是大喜过望，高兴的直搓手，刘伯承却勃然大怒，认为孙继先贻误军机。见到孙继先，刘伯承怒骂道：「孙继先，你该死！你干什么去了，为什么打下安顺场后不发信号？」
孙继先只好回答：「报告首长，我忙得忘记了！」
刘伯承更怒：「难道还有什么比发信号更重要？」
孙继先回答：「有！首长你看，这是我们找到的木船！」
这消息真令刘伯承有点喜出望外，再看到孙继先满身泥水和汗水，疲惫不堪，其他十几个战士都累的没有人形了，火气稍减，对孙继先说：「好了，让你将功赎罪。你们马上去睡觉，明天好好吃一顿，再组织人强渡安顺场！」
单靠一艘能坐四十人的木船运送两万红军当然不可能，林彪让杨得志继续搜索船只，但没找到能用的船。
林彪让杨得志试试看是否能够架桥，杨得志一到河边，不禁傻了眼。安顺场河宽三百米，最窄也有一百多米，水深处三十米，最浅也有三四米，水流极为湍急，远远超过金沙江。杨得志估计水流高达每秒四米，别说安桥桩，插根木头下去都很困难，架桥根本没有可能，至于泅渡过河更不可能。
林彪认为安顺场至关重要，不谈大部队是否能够从这里渡过大渡河，就算是抢占泸定桥，也必须首先占领安顺场，安排一部渡江后南北夹击。如果单从泸定桥的一面强攻，只要川军加强防御，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必须两边夹击才有一些成功的可能。
林彪急得一夜没睡，他和聂荣臻都在安顺场寻找船工，准备强渡。经过一夜的努力，终于找到了二十多个船工。林彪让杨得志挑选最精锐的战士上船，杨得志和孙继先在第二天5月25日组织敢死队强渡，很多战士报名，孙继先最终选择了十七个人。本来选择十六个，但是一个小战士陈万清哭着一定要参加，孙继先也就同意了。
这些敢死队员每人手持一把MP18德式冲锋枪，一把驳壳手枪，八枚手榴弹和一把大刀。十七个人和八个船工乘船出发。对岸川军很快发现他们，开始射击。
随着船只逐步靠岸，川军的射击变得猛烈。机枪子弹把木船打出很多弹孔，有些战士中弹受了轻伤。情况危急，林彪果断下令火力支持。红一军团六挺重机枪和几十挺轻机枪从不同角度密集射击，压得川军抬不起头来。
红军木船终于扺岸，战士跳上岸，冲向敌方阵地。川军拼命顽抗，派数十人冲出碉堡向滩头突进。
林彪是个出色的战略家，也是一个战术家。他见情况危急，毫不犹豫的命令神炮手赵章成开炮压制川军。
赵章成报告：只剩3发炮弹了，怎么打？
林彪：全部打掉！
赵章成：那以后就没炮弹了！
林彪一反常态的大声喊道：让你打就打，马上执行命令！现在这一关过不去，哪还有什么以后！
赵章成用红军仅剩下的三发迫击炮弹，二发击中了川军驻守的两个碉堡火力点，还有一发落在川军前来拦截的人群中。川军从没有遭受过炮击，这一下阵脚大乱，全跑了，红军终于夺下了两岸的渡口。
在这场战役中，神炮手赵章成的三炮可说是扭转乾坤，连毛泽东也大加赞赏！建国后，大字不识几个，又不会带兵的赵章成被委任为解放军炮兵副司令员，少将军衔，以奖励他对革命的贡献。
只是占领安顺场的意义有限！正如事先预料的一样，安顺场虽然被红军控制，却没有足够的渡船。
5月26日，林彪和聂荣臻向中央发电【关于安顺场渡河情况】提到：从26日开始架桥，本日没有架桥成功的把握。找到渡船四只，只有一只好的，可容纳四十人，其他三只全坏，都在赶修中。我一团主力已船渡北岸，余部正续渡，估计十点可以全部渡完！
林彪当时在安顺场仔细查看了运输情况，他认为一天一夜最多只能运过不到一个团的红军战士。而此时红军有2万人，就算船工和渡船日夜不休息，也要1个月的时间才能运完，而薛岳的10万追剿军距离安顺场只有4，5天的距离了。
为今之计就是尽快派一部渡过大渡河，从大渡河北岸杀向泸定桥。同时，红军主力立即离开安顺场，沿着大渡河南岸杀向泸定桥，然后南北夹击，占领泸定桥。
中革军委果断决定改由泸定桥渡河。由于中央红军入川后的行军路线与时令季节均与几十年前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所部几乎相同，以致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很有把握的认为，朱毛红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而同样谙熟历史的毛泽东、朱德则深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的真正原因：多次因「琐事」延搁太多时间终酿悲剧。
为此在接到林彪26日电报中央不可能通过安顺场渡河以后，毛朱周在27日立即下令林彪，务必急行军占领泸定桥。毛泽东等人多次向全军强调时间的重要性。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线，无论南岸还是北岸都是非常难走的山路，更别说还有川军部队的阻击。
如果不能抢占泸定桥，红军要么留在安顺场与国军决一死战，要么只能被迫继续向西进入西康省的不毛之地。西康省大部也就是今天西藏的东部，属于雪域高原，平均海拔超过3000米，相当地区海拔超过4000米。更为不利的是地广人稀，全省面积45万平方公里，才有35万人口，一平方公里不到1个人。红军这么多人连吃饭都是严重的问题。2万红军就算不死光，也会有极大损失。
到这个地步，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林彪思虑良久，最终决定用杨成武和黄开湘的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是红军著名的悍将，勇猛善战，而政委杨成武颇有智谋，非常冷静，这两人是最合适的人选。
震怒的蒋介石
在重庆的蒋介石得知安顺场失守，勃然震怒，亲自飞往成都，喝令刘文辉和杨森立即调整部署，违者严惩！
得知老蒋盛怒，刘文辉只得命令所部第四旅袁国瑞部加快行军，立即赶赴大渡河北岸上游一线。其中第四旅的三十八团负责防御泸定桥，十一团杨开诚三个营负责在北岸阻击刘伯承，防止刘部从北岸夹击。还有十团谢洪康的两个营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十一团。他还命令第五旅杨学端部立即率领残部两个团反攻安顺场。
同时，蒋勒令薛岳十万大军限三天内赶到安顺场。
这个部署的重点是刘文辉部周全山的三十八团。周全山命令部下一个营于28日出发，抢占泸定桥。周估计红军可能先走一步，他命令该营的一个全是云南人的排，务必当日赶到泸定桥。这些云南人都是山民，擅长爬山，他们28日傍晚早于红军八个小时赶到泸定桥。到达以后，把青天白日旗帜插满全城，稳定军心，随即开始拆掉桥上的木板，修筑工事。此时红军里泸定桥还有一百多里。
川军是弱旅吗？
川军相对当时的其它军阀派系属于最复杂的。粗略说，有杨森二十军系、郭汝栋二十军系、刘湘二十一军系、赖心辉二十二军系、刘成勋二十三军系、刘文辉二十四军系、邓锡侯二十八军系、田颂尧二十九军系，另外还有刘存厚系、李家珏系、罗泽洲系、范绍曾系等等。这些不同派系，虽然都打着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实际上都是各自为政，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就跟东周时期诸侯割据的情形差不多。
而川军虽然被称为「西南三只羊」，其实有些川军派系的装备和战力并不差。土城战役之所以红军吃了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轻敌了，没想到刘湘所部的郭潘二旅战斗力这么强。而郭潘部战力强，其中一个原因是装备特别好。
参加土城作战的教导师第三旅郭勋祺部，旅部有手枪营（四连）、机炮营（五连），步兵连一、四、七班为狙击班，由优秀射手组成；二、五、八班为冲锋枪班，配仿汤姆逊冲锋枪；三、六、九班为小炮班，配三六迫击炮。全旅官兵约六千人。」
不可思议吧，一个连就有三个迫击炮班，三个冲锋枪班，这可是1935年呀，就是到了1948年，国民党美械王牌军也没这么牛。
为什么这么牛，因为那年头军阀部队的编制装备，根本不按国际通用的标准，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比如以穷苦著称的西北军，东出潼关时的高树勋旅，就有一个装备了36挺重机枪的机枪团；比如在川军中拥兵最少地盘最小的罗泽洲部，他就一个师的兵力，可这个师竟然编了一个全部装备冲锋枪的手提机枪团；中原大战时的阎锡山警卫旅的机枪连，不是国际惯例的4挺至6挺的配备，而是27挺的配备；而合水战役时马步芳的一个骑兵连，有四百多兵马。
川军中属刘湘部装备最精良，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他有自己独立的兵工体系。 蒋介石统治下的旧中国，除了中央控制的汉阳、金陵、巩县三大兵工厂外，地方军阀也多数都建有自己的兵工厂。其中，排第一的是沈阳兵工厂，排第二的是太原兵工厂，排第三的，就得说是刘湘的二十一军重庆修械所了。也就是说，刘湘的这个修械所比粤军陈济棠、桂军李宗仁的兵工厂还要强。
二十一军修械所之所以不能和沈阳、太原两大兵工厂相比，主要是不能生产重兵器火炮，而要论包括迫击炮在内的轻兵器的生产，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它完全有资格排老大。
1938年5月，二十一军武器修械所所长蓝田玉给蒋介石中央有一个报告，名为【蓝田玉呈委员长行营主任顾祝同的报告】，报告了重庆修械所的总产量：82.5毫米迫击炮750门，掷弹枪1000支，47毫米迫击炮2800门，冲锋枪4700余支，捷克式轻机枪2000余挺，137毫米迫击炮56门，步枪2万余支。
蓝田玉这个报告，对蒋介石的中央，是打了埋伏的。就在这份报告之前的1938年2月27日，顾祝同给蒋介石的密电，其中所说的刘湘的装备情况是这样的：重庆，午漾，据报刘湘所存储械弹计步（枪）弹三千万发，分存嘉定、宜宾两处，未发捷克式机枪五千余挺，路易式机枪八百八十挺，已发存刘树成部路易式机枪六百余挺，捷克式机枪百余挺。
从捷克式机枪这一项上来看，蓝所报为2000余挺，而顾所知，刘部没发下去而库存的即达5000余挺。
国民党兵工署接管重庆兵工厂时，该厂捷克式轻机枪的月产量达300挺。也就是说，以刘湘这个修械所的产能，一年就不止2000挺。
当然刘湘的炮兵营不是12门的配置。当时的炮兵营，全世界的标准都是12门或18门的配置，但刘湘的迫击炮营差不多是60门的配置，比一个炮兵团的配置还要大。那年头的军阀就是这么任性。
当然像刘湘这么任性的还有阎锡山。北洋时期，炮兵团的编制是54门制，到了国民政府时期，炮兵团最多是36门制，但阎锡山在中原大战时的山炮团是72门制。
刘湘在迫击炮的生产上，那是相当的牛。小口径47毫米，中口径82.5毫米，大口径137毫米。这口径别人都没生产过。
除了迫击炮的产量，二十一军兵工厂生产第二强的是轻机枪。当年重庆生产的轻机枪有两型，一个是仿捷克ZB26式，一个是仿瑞士启拉利KE7式。到抗战全面爆发时，甭管是哪一型号的轻机枪，全中国只有二十一军的重庆武器修械所可以生产。
而排第三的是仿汤姆逊冲锋枪，这个枪不是刘湘独家生产，但生产此枪的，全国也只有两家，一个太原，一个重庆。
二十一军修械所出品的汤姆逊冲锋枪与美国的原型并不相同。不同有三：一是枪管加长到365毫米，比原枪的267毫米长出近100毫米，为的是满足步兵火力的需要；二是加装了可以折叠的两脚架（类似美原型的M1923），为的是提高射击的稳定性；三是改原枪的口径11.43毫米为7.63毫米，为的是与当时最为流行的毛瑟手枪子弹通用。
刘湘的装备精良，第一是有自己的兵工厂，第二是他有外购的渠道。因为占据了出海的长江航道和已经开埠的重庆码头，刘湘还可以从水路向洋人购买兵器。据负责给刘购买军火的范崇实回忆，光是经他的手，就至少买了英制刘易斯机枪3000挺，伯格曼手提机枪1200支和伯格曼手提机枪枪管2400根。而范所经手的这些，绝对不是刘湘外购军火的全部。
刘湘的部队装备好不代表刘文辉的部队也好，守泸定桥的刘文辉部李全山团有一个机枪连，机枪连是四挺的编制。而实际上，刘文辉的二十四军各机枪连很难按编制配齐四挺。刘文辉后期没有能力生产机枪，又没有渠道外购，早先生产的那些机枪就只能是打坏一挺少一挺。
所以说，虽然都是川军，刘湘二十一军和刘文辉二十四军，从武器装备上说，那是两个极端，一个是特别的精良，一个是特别的低劣。
死亡急行军
接到林彪的命令后，杨成武在27日清晨带领部队从安顺场出发，此处离泸定桥足有三百二十里山路，非常崎岖难行，有些地方甚至没有路，骡马都无法通过，只能靠攀岩和爬行。一天之内，既要战斗又要修桥，红四团还是走了八十多里的山路。
林彪接到杨成武的报告以后，虽然认为红4团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但由于军情紧急，还是要求杨成武提高行军速度。
28日6点钟，林彪接到中革军委的电报，要求杨成武和黄开湘必须在29日夺下泸定桥。林彪看到命令，大吃一惊，这就是说，红四团要在一天一夜之内走二百四十里山路。且不谈有无敌人阻击，单单是沿河艰险的山路，当地普通的山民一天能走个七八十里就已经是不错了，一个强壮的人在平地上一天行军二百四十里还有可能，但山路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
朱毛下达这个命令是有原因的。此时的刘文辉已经派遣主力向各部增援，同时蒋介石勒令杨森主力西进支持。此时杨森的第二十军除杨天信旅已经赶到富林渡口外，其它两万人已抵达峨边以西的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而安顺场附近的杨学端旅也开始向安顺场反攻。
杨成武和黄开湘接到命令以后也惊呆了，但军令如山，杨成武向全团传达了命令，扔掉了一切不必要的装备，加快行军速度。
到了傍晚7点，红军走了一百三十里路，离泸定桥还有一百一十里山路。此时突降暴雨，山路非常湿滑，红军只得打着火把行军。很快他们发现对岸也有长长的火把队伍，那是川军三十八团的周桂三营。他们用军号询问红军是哪支部队，红军以猛虎岗俘虏的那个营的番号回答，说是被红军打退的川军，还命令部队中四川籍战士向对岸大喊。川军没有开火，红军继续打着火把前进。
双方就这样在黑夜中并排行军，一路上双方不时有士兵掉队。红军行军速度快，对岸的川军在刘文辉严令下，走得也不慢。双方一起走了三十多里，到了晚上12点，雨越下越大，间或还有山洪冲下来，川军终于撑不住，留下宿营。
经过一夜急行军，29日6点，红四团的三分之一的部队终于赶到了泸定桥头，余下的大部分掉队，还有少数人伤亡。一天一夜二百四十里山路，红军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近320里，为了抢在敌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夺下泸定桥，军委原来要求在5月30日内拿下泸定桥，后来因情况紧急要求红四团必须在29号前完成夺取卢沟桥。两天内急行军240里的任务变成了一天内完成，这不仅仅是与敌人生死竞速，也是对人类体能的一种终极挑战。
看看1948年的美国陆军操典，规定的行军速度是每小时不到10公里，每天走56公里，必要时一星期走六天。也就是说七天里面走 336 公里，日均 48公里。
而我军的参谋业务手册里规定：徒步行军时，白天每小时4-5公里，夜间4公里，一日行程正常行军为25-35公里，而强行军可达50公里。如果人员轻装，则正常行军时速不论昼夜均为5公里，一日行程35公里，强行军可达60公里。我军这个指标在全世界也是算相当高的，已经不是普通的军队能达到的水平了，即使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强行军速度依然只是当时飞奔向泸定桥的红四团的一半而已。24小时急行军，没有军靴，没有雨衣，连煮饭的时间都没有，战士凭着自己求生的欲望和革命的忠诚去完成这样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这还不是我军所创造唯一的记录。在1950年志愿军奔袭三所里的穿插作战中，113师在14小时内攻击前进了72.5公里，创造了轻步兵攻击的世界记录。这个72.5公里是直线距离，而实际是山路。当时志愿军的标准装备有栽绒帽、棉服、棉被背包（背包后插1双鞋及1支小锹或小镐）；1支步枪、100发左右的步枪弹、4枚手榴弹，帮机枪兵和炮兵背部分子弹及迫击炮弹；另外还要带1周的口粮、军用水壶等，全套下来的负重有五六十斤之多。
夺桥
泸定桥是连接康藏和四川的唯一通道，也是四川和康藏地区的军事要地，泸定桥始建于康熙四十四年，竣工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是四川内地通往康藏高原的重要通道。康熙取泸水和平定西部少数民族的意思，把桥取名为泸定桥，并且亲自书写桥名。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所在的泸水，就是现在的大渡河。
泸定桥长103米，宽3米，13根铁链固定在两岸桥台落井里，9根作底链，4根分两侧作扶手，每根铁链由862至997个熟铁手工打造的铁环相扣而成，全桥共有12164个铁环，铁件重40余吨。泸定桥距离水面高度有十余米，加上大渡河湍急的河流，若从这样的桥上摔落，必是尸骨无存。
红四团到达卢沟桥时，桥上的木板都已被拆卸，面对的只剩下这百米长的13根铁锁链。之所以川军没有把桥完全毁掉，原因在于，一：刘文辉部下李全山团正驰援泸定桥，按路程推算，李全山团应当在红四团之前到达泸定桥，因此事先拆卸木板等李全山团到达后再拆卸泸定桥是最佳选择，但红四团来的实在太快了，甚至赶在李全山团来之前到达了泸定桥。（据守在泸定桥对面的川军第24军第2旅第38团第3营营长饶杰回忆，他们抵达泸定桥后拆掉了桥板，奉命等待对面一个自卫团过桥后才能炸桥）。二：泸定桥建桥不易，如果将这13跟铁链切断，红军过后本地人的生产生活将受到极大影响；而刘文辉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烟土贸易，断了这座桥就是断了自己的财路，这也是为何只拆木板不拆桥的原因。
清晨，红四团夺取了桥边的建筑物，用火力封锁桥面，同时部署火力，封锁川军增援的沿河山道。此时，和红军打着火把一同行军的川军周桂三营也赶到，几个小时后，团长李全山带领另一个李昭营赶到，川军兵力达到二个营，还有一个重机枪连（重机枪四挺）和一个迫击炮连（四门迫击炮）。
出人意料地，红军奉林彪的命令，一个上午时间没有进攻，而是一直休整到中午。个中原因应该是红军早与刘文辉达成了协议，刘文辉放红军过河，红军过河后不在刘文辉的地盘停留。否则红军绝不敢如此从容不迫的休息。后来突击队的伤亡不大，似乎佐证了这个猜测。
5月29日下午4点，在林彪的命令下，杨成武发动了攻打泸定桥的战斗。红4团由第2连22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队长。三连连长王友才带领该连跟在突击队后面铺木板。下午5点红军攻陷泸定桥，再用两个小时肃清泸定城守军。
根据泸定桥上的匾额记载，该役突击队二十二人中只有四人伤亡，由于岁月久远，余下的十八人只有8个人的名字现在还被后人知道。他们是廖大珠（突击队长，二连连长）、刘梓华（二连副班长）、刘金山（三连支部书记）、王海云（二连指导员）、李友林（二连支部书记），赵长发，杨田铭，云贵川。夺桥战斗中牺牲4人，他们是：刘大贵，李富仁，王洪山，魏小三。
当时红军对幸存的18勇士每人奖励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一双筷子。这是红军战士能得到的最高奖赏。
30日凌晨2点，刘伯承的北岸部队终于赶到泸定桥和杨成武部会合。虽已半夜，刘伯承仍然亲自查看了泸定桥，杨成武拿着马灯走在旁边。身经百战的刘伯承抚摩着桥头的石碑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终于胜利了！但是我们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啊！」
泸定桥的胜利，意味着红军脱离了覆灭的危险。大渡河北岸地形不适合大兵团作战，中央军就算有五十万大军也难以把红军堵死。中央红军过河后同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十万雄师汇合，无论在力量与士气方面，都会大大增长。
林彪在飞夺泸定桥的战役中起了关键的作用，如果泸定桥战役失败，红军后果不堪设想，从这个角度来说，林彪是整个红军的大功臣！
毛泽东，周恩来对泸定桥战役的胜利也极为高兴，之前毛泽东好几天失眠，得知占领泸定桥以后立即倒头就睡。
6月3日，川军和中央军在蒋介石的严令下，发起对泸定桥的反攻。此时泸定桥还被殿后的红九军团控制，双方激战一天，红军主力已开始翻越夹金山，固守泸定桥已经没有意义。红九军团完成阻击任务，开始撤退。
在撤退前，红军工兵锯断了泸定桥的四根主要铁索，阻延中央军通过。薛岳部占领泸定桥后，依靠余下的几根铁索，修建了一道竹木桥。花了数周的时间才勉强让十万大军通过，此时中央红军已经在翻过雪山和四方面军会合了。
蒋介石计划在大渡河重演石达开覆灭记得美梦到此终结，共和国十大元帅中就有七位元帅在长征时经过了泸定桥。
此战的胜利的关键点不在最后两小时的夺桥，而在于一昼夜240里的急行军，胜也胜在这个「飞」字上，红军战士们在重重围困下、拖着营养不良的身体连续作战，靠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这样惊天动地的壮举。
事后，毛泽东豪情万丈的写道：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西康王的结局
四川军阀刘文辉祖籍安徽徽州，清初移居安仁镇，刘氏家族在民国末期一共出过三个军长、八个师长、十五个旅长，还有一个省政府主席和战区司令，在四川是赫赫有名。刘文辉的大哥刘文渊时任四川省高等审判长，刘文辉的四哥刘文成是四川知名的兵工业大师，而刘文辉的五哥就是大名鼎鼎的刘文彩。
刘文辉按辈分是刘湘的堂叔，但年龄比刘湘小6岁。刘文辉鼎盛时期是1928年，当时他与刘湘是四川军阀中最大的两家，而且国民政府任命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此时的刘文辉控制了81个县，部队有7个师，近15万人，而刘湘只有12万左右。
刘文辉虽然军事能力出色，但搞政治不如刘湘，最终败给侄子，地盘从81个县变得只剩一个雅安了。
1939年国府建立西康省，任命刘文辉任省政府主席。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联合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帮助解放军以最小的代价拿下四川。
建国后刘文辉担任西南军委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1958年刘文辉被任命为国家林业部部长。
文革期间，刘文辉因刘文彩的关系，被抄家，后被周恩来秘密保护起来，得以逃脱红卫兵的毒手。
1976年6月24日，刘文辉因病在北京去世，时年82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