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常常越级指挥，主要依靠手令。从宁汉合流建立统一的国民党中央政权，到1949年退出大陆，蒋介石给部属们下了无数的手令。
据不完全统计，仅1936年到1948年4月，蒋介石就发布了超过120箱的手令。如果以每箱200份来计算，总共有2万余份。
如此海量的手令，反映了国民党军政系统混乱的指挥关系。
二、为何蒋介石频繁发布手令？尽管国民党作为全国性政府，拥有完善的政令军令系统，但蒋介石仍然选择以个人名义发布手令，直接指挥一线事务。
这并非因为他天生喜欢揽权，而是有其历史背景。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派系林立，军队成分复杂。虽然在1928年东北易帜后，蒋介石取得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并通过新军阀混战，统一编制各大军阀的地方部队，但派系力量并没有彻底消除。
蒋、冯、阎、桂四大派系中，只有冯玉祥系的西北军被彻底打散，而阎、桂两系则基本维持了自己的军队体系。即使西北军，由于冯玉祥的余威犹在，对蒋介石的服从也时断时续，表面顺从而暗中抵制。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内部存在着各种派系和军阀，他们虽然手握重兵，但并不听从蒋介石的命令。据统计，抗战爆发前，国民党军在编的集团军共21个，其中蒋介石嫡系人马只有10个军，另外11个军都是各地军阀的部队。
到1938年，各地军阀实力又有所壮大，国民党全军29个军，中央军11个，杂牌军18个，比例高达62.7%，比中央军还要多。
蒋介石为了指挥这些杂牌军，不得不采用越级指挥的方式来指挥他们。
蒋介石过于自信，喜欢干涉各种事情，手下的命令很多。他下达了很多详细、越级、变化快、不按正常程序的手令，但大部分都没有实现。
例如在襄阳战役中，他发给被困的康泽的命令只是空话，没有实际作用。在战争中，他希望前线的将领直接执行他的意图，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当然，这种没有实质内容的命令，除了让接受者感到沮丧外，对实际作战没有太大的影响。但蒋介石的许多命令，往往会带来反效果。
例如，在淮海战役中，蒋介石有两次明显愚蠢的命令，直接导致了重兵集团的崩溃。 第一次是在1948年10月，华野部队开始进攻新安镇的国军第七兵团。
黄百韬按徐州「剿总」的命令向西撤退，准备与徐州主力部队会合。然而，蒋介石舍不得从海州向西撤退的四十四军，要黄百韬留下来等四十四军，一起退回徐州。
时间就是生命，黄百韬已经探知粟裕大部已经向他围过来，急得七窍生烟。等了两天，迟迟不见四十四军踪影，黄百韬便变通执行，令非主要部队开始向西撤退，主力留下继续等。
撤了一夜，黄百韬按捺不住，安排各部陆续全面开始向西撤退。如果黄百韬此时真的不等四十四军，全军快速西撤，很有可能大部主力逃出生天，这无疑会极大打乱粟裕的部署。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一架飞机飞临上空，送来一封蒋介石的手令。据第七兵团司令部机要秘书李世杰回忆，这封手令的主要内容是：着该兵团就地抵抗。
这就断送了黄百韬兵团的最后一线生机，此后坐困愁城，被华野部队紧紧咬住，再也无法脱身。 第二次是在12月3日，杜聿明率三个兵团从徐州西撤，向地形较为平坦、易于大兵团运动的豫皖交界处撤离。
按杜聿明事先与蒋介石商定的意见，撤出后以保存实力为上，以解决黄维兵团为下。但当徐州主力兵团刚刚撤出不久，蒋介石反悔了。
黄维兵团被重重包围，突围甚难，于是下手令给杜聿明，要他立即转兵南下，取捷径直奔双堆集解围，不要再向永城一线迂回了。
迂回是为了求生存，南下则是自投险地，这是以战役层面的考虑，干扰战略上的大局。杜聿明本来想来一出「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思之再三，如果能把徐州主力三十万撤到南京还好说，如果撤不回呢？
到时蒋介石追责杀人，自己焉能逃过一死？想来想去，杜聿明犯了与当年野人山一样的错误，昧着良心，指挥三十万大军向死地进发，终于跳进解放军设好的口袋阵，活活断送了国民党军最后的重兵集团。
这两道命令，一道是越级指挥，打破了方面军司令部的既定部署，直接指挥到兵团一级。另一道则是不越级的，指挥剿总副司令，但问题在于随意改变计划，严重违背战争规律。
如此看来，手令指挥看似更加便捷灵活，但为何蒋介石总是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呢？
统帅部与前线指挥员的默契配合，你负责提供前线具体信息和策略，我负责审核并给出方向，期间进行充分的沟通和讨论，力求使军事行动更符合中央意图，也更贴近前线实际情况。
这种指挥方式与蒋介石简单粗暴的「命令该兵团就地抵抗」相比，高下立见。
在当时，蒋介石以各种方式对杂牌军施加影响。一些杂牌军长官由于得不到足够的兵员粮饷，便向蒋介石哭诉。虽然蒋介石会当面安慰他们并信口许诺，但转眼就会给兵站或相关机关下密令，对某些杂牌部队进行限制供应。
例如，在1948年12月，黄维的十二兵团被围于双堆集，突围无望，无粮无弹。这时，他们期待空军投送一些粮食，但飞机却只投了一袋文件。
据该兵团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回忆，这些文件就是给十二兵团各级官长的手令，以及对全兵团官兵的嘉慰令。然而，这种空洞的嘉奖信根本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反而成了催命符。
事实上，蒋介石希望通过手令加强个人独裁，但这种带有浓厚封建残余味道的命令形式在现代政治系统中根本起不到积极作用，反而与它所针对的弊病一起，成为新的行政弊病。
蒋介石去台之后，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本质，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