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的诗歌，在中国妇孺皆知。随着【长安三万里】的热映，诗人、诗史、诗歌再次进入观众们的眼帘，李白、高适、杜甫的事迹也都栩栩如生。本书就是一本别开生面的「杜甫传」，其中也包括与杜甫有关的高适等人。「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忆昔】诗是中学课本的学习内容之一，但对于杜甫早年的历史，人们其实所知不多。除了少数文学专家之外，一般文学爱好者只能从唐诗中寻觅诗人史实。可是杜诗恰恰略于早期而详于晚期。于是，多数读者只能望诗兴叹。王炳文博士的【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以下简称「杜甫」）这本书则不一样。
杜甫
杜甫应该参加了天宝六载那次李林甫主持的考试，可惜没人中选。史家对这次考试有许多微词（谓李林甫从中作梗）。从天宝六载至天宝八载（747—749），杜甫少有诗作，原因可能是他在这段时间与杨氏成婚，杨氏是杜宗文、杜宗武的母亲，她出身名门，杨父为司农少卿杨怡。此期间，杜甫在长安的主要朋友，有郑虔、岑参、顾诫奢等。作者认为对于杜甫个人而言，这三年诗作的空白期非常重要。经过数年积累，杜甫最终通过献给玄宗的【三大礼赋】，获得了皇帝的青睐。就在此时稍前，杜甫的好友高适获得张九皋的推荐。张九皋时任宋州刺史，是故相张九龄之弟。高适参加有道科考试及第，授为封丘尉（封丘现在隶属河南省新乡市）。担任这个从九品的基层文官考满之后，已过五十岁的高适，决定前往长安，另寻进身之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天宝十一载（752）秋，高适与杜甫、岑参、储光羲、薛据等人相会于京师，并且一同登上慈恩寺塔，借景抒怀。王炳文细致考察了高适得任河西节度使掌书记之后对于杜甫心态和行为的影响。世称的「杜工部」就是因为杜甫曾任工部员外郎。这是杜甫在四川幕府的带职。杜甫入仕幕府可能受到了好友高适的影响。这也是那个时代士人普遍的出路，学富五车的韩愈，就不是一次性科举及第，也是在幕府供职才踏入仕途的。对于一般杜诗爱好者而言，这可能是不大会注意的细节。可是炳文却将那些故事娓娓道来。同样的精彩也体现在对安禄山的事迹问题的书写。作者是研究安禄山及其兵变的专家，出版有【从胡地到戎墟：安史之乱与河北胡化问题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而且颇获业内好评
（参见2021年6月27日【燕京书评】）
。因此这段内容写得也很精彩，发许多前人未发之覆。作者从阿史德氏家族谈到安禄山母子，说安禄山之母在安家最先可能只是妾，甚至奴婢，她并不是嫁给安家为继室。安禄山的发迹是偶然，但也有那个时代唐朝与边境胡族关系的必然。在开元二十一年（733）前，青年安禄山在幽州所从事的工作，属于市马牙人兼官方牧子。作者还详细研究了当日边镇的巨大财政开支情况。在这里我要引申几句。任何一个古典文明都是农业文明，其周边都面临着游牧部族的侵扰。这并非不同部族间的文化问题，也不是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生活水平问题，这是不同的文明之间的生存问题。游牧民族号称马背上的民族，有着自己的优势：快速的行动、远程的攻击、变动不居的居所。对于一个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政权来说，如果说秦皇汉武有意开疆扩土的话，唐朝盛世即开元天宝年间，则主要是保家卫国。唐太宗到高宗武后时期，对于东北部和西北地区有所开拓，正北部的边防也达到了极致。这体现在开元之前，就是边疆节度使体制的逐渐形成。节度使体制不是为了进攻，而是防守。这是由开元天宝的边境形势决定的。既然防守，就必须久镇，既然久镇，就要改组原来的边防屯驻体制，这都是环环相套的动作。可惜，这套边防体制因为安禄山的起兵而失败了。安禄山的发迹不是贯彻守卫原则，而是扮演了进攻的一方。他据此邀功，却断送了大唐盛世江山。【杜甫】这部书所描述的时代，其实正好经历了这一变动的历史时期。总之，作者的初衷是希望用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杜甫置于8世纪的家族、社会、政治斗争以及地缘格局中，考证并还原出一幅杜甫当日所目睹、所身处的历史图景。这个初衷是实现了的。这需要对于事实的洞悉，对于杜甫的熟稔，能够对杜甫前半生（712—755）涉及的人事进行极其细致的钩稽与考证。本书作者是我的学生，又曾跟随杜诗研究名家谢思炜教授从事博士后工作，具备历史学和文献学的研究能力。此书读来不觉烦琐，不觉枯燥，饶有兴味，值得推荐。是为序。
（本文选摘自【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王炳文著，岳麓书社2024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