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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金日成让志愿军撤出朝鲜,毛主席笑道:好戏开始了

2024-04-28历史

在朝鲜半岛的烟火渐息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并未即刻撤军,而是持续驻扎,助力朝鲜重建。

然而,1958年一月,北京决策层出人意料地宣布撤军,令全部25万驻朝志愿军于十月底前撤回国门内。

此前,联合国军与志愿军的撤军谈判一直没有结果。

此举看似是为迫使联合国军同样撤出韩国,但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考量。

1958年,金日成的撤军请求得到了毛主席的回应——一句意味深长的「好戏开始了」,背后是主席更大的地缘政治布局。

军事平衡,相对和平

1950年,冷战的阴影笼罩下的世界见证了朝鲜半岛的战争火光,这场战争迅速演变成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一场全面对抗。

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相继投入战场,开启了一场激烈且残酷的军事冲突。

随着1953年7月签署【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这场代表冷战时代两大阵营最大规模的局部热战宣告了表面上的结束。

然而,全球范围内的军事对峙、摩擦和冲突并未随之平息,在东亚的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的紧张关系依然如同弓上的箭,随时可能激发新的冲突。

战后的朝鲜半岛仍然是冷战的前线,尽管国际社会试图通过谈判解决驻军撤退和朝鲜统一的问题,但所有努力最终都宣告失败。

停战后,朝鲜半岛南北两端的外国军队逐渐减少,似乎是和平的一线希望。

从1953年到1956年,联合国军和中国军队均已将四分之三以上的部队撤离朝鲜半岛,但撤军的步伐并未能缓解南北之间的紧张气氛。

到了1956年7月,南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呈现出大致的7:6比例,看似达到了某种脆弱的军力平衡。

这种平衡背后,是两边不断调整与增强军事力量的结果。

北朝鲜在1956年的军事力量为35万人,而韩国则达到了近67万人的规模;到1957年,北朝鲜的兵力略有减少至34.8万人,而韩国则维持在63.6万人以上。

进入1958年,北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减少至33.4万人,但韩国的军力依旧高达约61.2万人。

所以说在朝鲜半岛上,一种微妙的军事平衡长时间维系着半岛的相对和平。

而核心于此平衡的,无疑是那近30万规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驻扎。

这支庞大的军队不仅仅是一股军事力量,更是一个政治和战略的棋子,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威慑力。

中国军队的存在确保了南北双方不敢轻易发起全面冲突,因为任何一方的过度行动都可能引起不可预测的后果。

然而,1958年中国决定单方面撤出所有在朝鲜的军队。

这一决定无疑是重大且具有决定性的,它不仅会破坏长期以来维系的脆弱平衡,而且可能对朝鲜的安全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北朝鲜无疑是最直接的受影响方,因为缺少了中国这个强大后盾,它的军事和政治地位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削弱。

那么,为何在这种看似对中朝双方都不利的情况下,中国还是选择了撤军呢?

缓解局势,孤立美国

在朝鲜战争的硝烟散尽之后,朝鲜半岛的政治景观逐渐显示出稳定的迹象。

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持续驻扎在朝鲜,对新的地缘政治状况并无显著助益。

此时,中共中央开始审视在朝鲜半岛的长远战略,并逐步形成一种见解:

若志愿军能够主动撤回,不仅可减少军事开支,而且可能引导其他国家从联合国军中撤回其部队,从而孤立美国,并有利于缓和朝鲜半岛及国际的紧张局势。

因此,毛主席与金日成在1957年11月的莫斯科会谈中,决定于1958年内完成志愿军的全面撤军。

金日成结束他在莫斯科的行程后,重返朝鲜,心中装着一份紧迫感和一系列战略计划。

在同年的12月,金日成先后两次写信给毛主席,提出了关于如何公开处理志愿军撤退的两个不同方案。

这两封信,分别在12月16日和25日发出。

一开始金日成提议朝鲜政府可以发表一个官方声明,主张撤出半岛上的所有外国军队,并希望中国政府能对此做出积极响应。

这一方案的直接性和简便性,旨在迅速减轻朝鲜半岛的军事压力,并通过公开声明的形式,向国际社会展示朝鲜主权的重要性和自主的外交姿态。

也可以让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向联合国写信,请求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提出全面撤军的主张,以此推动国际社会对朝鲜半岛军事撤退问题采取行动。

1958年1月24日,毛泽东主席从北京发出了一封充满外交策略考量的回信给朝鲜的金日成。

在这份信中,毛主席首先肯定了金日成12月16日来信中提出的方案,并表达了中国方面对这一方案的支持和一些具体的意见。

毛主席在信中详细解释了对金日成提议中的两种撤军策略的看法。

他首先指出,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向联合国写信,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半岛,确实具有一定的战略优势。

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利用苏联在联合国的影响力,推动联合国作出相应的行动。

这种做法能够将朝鲜的问题国际化,有可能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关注。

然而,毛主席也指出了这一策略的潜在缺陷。他深刻分析道,这种方式可能会无意中将整个联合国框架视为敌对方,而实际上,参与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联合国中的少数成员国。

这样一来,可能会误导公众对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的看法,加剧国际关系的紧张。

鉴于这种复杂的国际背景和潜在的外交风险,毛主席在信中提出了一个较为稳妥的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直接发表一个公开声明。

这一声明不仅能明确表达朝鲜的立场,要求撤出外国军队,而且也更能控制信息的表达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减少可能的外交误解。

微妙关系,由谁主导

金日成 12 月 25 日来信提出的第二套方案是什么呢?

据【周恩来传】中的记载, 这个新方案的核心建议是由中国政府主动发表声明,建议双方撤军, 而朝鲜政府则在声明中表达同意和支持。

这种策略的转变显著——与金日成之前提出的方案相比,此次方案中朝鲜的角色从一个主动要求者转变为支持者,而中国的角色则从一个相对被动的响应者转为主导者。

这种策略上的调整显然旨在平衡两国在撤军议题上的主导权问题,以免在敏感的国际和双边关系中造成任何不平衡。

这一转变的深层次原因可能源于金日成对中朝关系微妙平衡的考虑。

在他的第一套方案中,朝鲜作为提议方,可能过于凸显了其主体性,这在国际外交中可能被视为过于强势,有可能触及到中朝关系中的敏感丝线。

金日成恐怕担心,这样的主体表达可能会让中国领导层感到某种程度的不快或不平等。

因此,在还未收到毛主席的正式回复之前,他便筹划并提出了这一全新的方案,以示两国平等及相互尊重。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带领着中国政府代表团踏上了前往朝鲜的旅程,这次访问的核心议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军问题。

周恩来此行不仅是外交礼节的展现,更是中朝两国深厚友谊与合作的延续,一个关于军事与战略配合的重要讨论即将展开。

2月15日下午,会场气氛庄重而紧张。

代表团们在严肃的会议氛围中就志愿军的未来部署展开了深入协商。

周恩来首先向朝鲜方面明确表示,中国在东北地区原本驻有四个军的部队,计划在志愿军撤回后再增加两个军,以保持该地区的军事稳定。

他的话语中透露出中国对朝鲜安全的牵挂和承诺,即便是在撤军的框架下,也未忘保障朝鲜的安全需要。

更具体地,周恩来指出:「只要朝鲜政府一作出决定,我们就可以派志愿军来。」这一表态不仅展现了中国对朝鲜的支持不遗余力,也反映了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灵活与应变能力。

关于留给朝鲜的军事物资,周恩来也做出了慷慨的承诺,表明中国愿意将部分优质的弹药和工兵器材留给朝鲜,这不仅是对朝鲜军力的实质性支持,也是信任与友谊的体现。

通过这次会谈,周恩来巧妙地平衡了撤军与维持地区稳定的双重需求。

他强调,虽然中国将从朝鲜撤回部分军队,但保留在东北的军力将从四个增至六个,确保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迅速出动支援朝鲜,实际上比之前的五个军的总数还多出一个军。

这一策略不仅减轻了中国军费预算的负担,同时也确保了对朝鲜的军事保护不受影响,体现了中国对「兄弟国家」承诺的持续性和坚定性。

如此精心策划的外交和军事安排显示了周恩来及中国政府在处理复杂国际关系时的智慧与远见,不仅维护了中朝之间的传统友谊,也在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寻求了一种新的平衡与和平。

多方考虑,深远影响

那为何主席认为,此时金日成让志愿军撤出朝鲜是件好事?

1958年,中朝苏三国间的密切合作和相互支持铸就了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了他们单方面且主动的全面撤军行动。

这一决策在国际舞台上尤其针对联合国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广泛的舆论关注并对联合国军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尽管在此之前联合国军对中朝的撤军要求多次置若罔闻,中国的这一举动迫使他们不得不开始与中朝方面进行正式的交涉。

在朝鲜政府和人民的一次次热烈而友好的欢送仪式中,中国的撤军不仅对外被视为一种战略上的调整,更象征着中朝之间「团结友谊愈臻巩固」的深层次关系。

然而,这些仪式背后隐藏的是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考量。

毛主席提出的撤军理由之一,即减轻国家经济负担,这是一个敏感的议题。

在与朝鲜的交往中,这一点不能太过直白地提出,以避免给朝鲜方面留下中国仅考虑自身利益、忽略国际主义义务的负面印象。

在这种微妙的国际关系网络中,毛主席甚至需要在向苏联抱怨的同时,增强自己的说服力,确保苏联能够支持中国的决定。

此外,中国的领导层也非常清楚,撤军决定需要得到朝鲜和苏联的理解和支持。

因此,尽管计划撤军,中国仍然承诺在必要时会继续履行保护朝鲜的义务,这是中国对朝鲜安全承诺的延续,也是对两国友好关系的重申。

这一承诺不仅是对朝鲜安全考虑的保证,也是一种战略上的安抚,确保撤军行动不会损害中朝关系或影响区域安全稳定。

而对金日成来说,在冷战的错综复杂背景下,朝鲜的国际地位和内部安全成了金日成政权关注的核心。

金日成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局面:一方面,他担心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长期驻扎可能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威胁。

这种担忧源于对内部权力平衡的考虑——太强大的外军存在可能被视为对其权威的一种侵蚀。

因此,从某种角度看,金日成希望中国撤军,但又不能直接要求撤军,以免在国际舞台上显得软弱或被比作东方的纳吉——指的是1956年匈牙利的领导人,他的政治生涯因苏联的军事介入而结束,这是金日成极力避免的一种关联。

另一方面,金日成同样清楚,朝鲜单独面对联合国军和南朝鲜军队的军事压力,几乎是不可能承受的。

因此,尽管存在对中国军队的顾虑,他又不得不依赖中苏两国的军事保护和援助。这种依赖关系使得金日成在外交和军事策略上必须进行精细的平衡。

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可以说毛主席主动提出的撤军提议为金日成解决了一个棘手问题,同时也能暴露出以美为首的霸权野心。

最终, 中国不必再承担供应驻朝的几十万军队的费用;金日成不再担心朝鲜境内的中国 军队可能威胁其地位。

参考资料:

朝鲜战争前后的毛主席与金日成

作者:赵祎楠 刊名:党史博采(纪实)

中国1958年从朝鲜全部撤军方案形成中的几个问题

田武雄

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