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子国的发言
汤芗铭
汤芗铭祸湘时期，我曾经被捕坐过牢，亲身经历了几个月人间地狱的生活。当年的黑暗情形，至今还在我的脑子里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原名彭明震，1915年(民国四年)，正当袁世凯疯狂酝酿称帝的时候，我在长沙岳云中学读书，寄宿怡长街彭氏试馆。同住一起和我关系密切的，有彭、程宜两人。彭系长沙河西人，师范毕业生;程宣号博权，醴陵人，程潜的侄子。我和彭、程正当青年求学时代，血气方刚，对袁世凯的帝制自为以及汤芗铭的媚袁求荣，不免有些反对的言论。因此遂为汤芗铭豢养的一班特务所注目。
当年秋天，程官的父亲由醴陵去上海，路过长沙，在彭氏试馆逗留两天，与同乡友人宋春生频相往来。宋是当日长沙城通泰门的守城官，据说系程潜任湖南军事厅长时所差委。
1916年1月31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突然有所谓「将军府」的调查员多人，带领军警包围彭氏试馆，直入我和彭锷的房间里翻箱倒匣，进行搜查。当时我和彭锷正在宿舍，程官放寒假回家去的时候，曾将一只书箱寄存我的房里。特务爪牙到处乱翻，当场在程宜的书箱中搜出一张印刷文件，洋洋得意地说:「这个印刷品重要!」我平日没有开过程宜的书箱，不知他们找出的是什么文件。事后了解，才知道是程博陶(程宜的哥哥)留学东京时秘密寄来的，中华革命党印发的反对袁氏称帝的宜言。经过检查后，我和彭锷即被押解到将军署听候审讯。
不久，我们被带上法堂，其时宋春生已被押在堂上，法堂枪刀罗列，布置森严。法官单对彭锷通供，彭没有供出什么，便用军棍毒打，打得皮破血流，继而又施用踩杠子的酷刑，其惨状至今回忆仍不寒而栗。真所谓人间地狱，命贱为尊。彭锷遭受酷刑奄奄一总之际，执法者临案造作被审人的供词，指使法堂差役横蛮地抓着被审人(我和彭锷、宋春生)按下指模。按过指模后，执法者宣读造的供担状是，彭某、宋某等三人私通「乱党"，图谋不轨。给我们加上了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后，就当场手镣脚铐，押解司禁湾监狱。
我们行至监狱第三道禁门，猛抬头一望，见有「头到铁门」四个大字，真是目击心惊。进入铁门后，大院周围都是关押犯人的牢房，又叫「号子」。我们三个人分押三个号子，彼此不通往来，外面也不许通音讯。当时，全监狱上下层牢房关押了将近千人，不闻人语声，但听镣铐响。
2月10日(农历正月初八)，天刚黎明，隐约听到附近牢房开启铁锁的响声，随即就听到门外拖带脚镣走路的声音。刚刚走过，同房的犯人又惊又喜地齐声对我说:「刚才提出去的是你同案的人。这样早提出监犯，惯例是执行枪决。现在你的生命可保，准备去领「饭票」①吧!」果然，当天上午就宜布判我徒刑十五年，褫夺公权终身。我被判徒刑后，仍带脚镣，移押到监狱的上层楼房。这所楼房，都是关押已判徒刑的所谓政治犯的，每天照例开放号子门三次，为犯人取水浣洗和集体开饭的时间。吃的饭菜粗糙恶劣，不能下咽。同难的人关在一起，平时不敢谈话，只有在取水和开饭的时候，才能够轻声作简短的交谈。
1916年5月间，程潜的护国军已经通近湘乡，各地民军闻风响应，汤芗铭看到大势已去，不容易再呆下去了，居然也厚颜无耻地宜布「独立」，恢复都督名义。他一面发出电报请袁世凯退位，一面宣布释放政治犯，企图用这种姿态来骗取湖南人民对他祸湘罪行的宽恕，但是，并没有真正向人民低头认罪。
我是在汤芗铭宣布释放政治犯时出狱的，从此投到湖南护国军的旗帜下，参与反袁驱汤的武装斗争。
最后，我还要以自己亲见亲闻的事实，揭露汤芗铭的暴行。汤芗铭祸湘期间，任用华世羲为军法课长，江培根为调查处长，到处密布特务爪牙。其人数之多，局外人虽无法统计，但据长沙【大公报】所登「侦探队差遣王仕和符号作废」启事(号数为宇字二千零三十八)推算，至少当在万人以上。当日长沙城里的茶楼、酒馆、旅社、饭店、剧场、妓院，都有特务密探川流不息。此外，军政机关以及企业单位也有暗藏的特务。例如，和我同案的宋春生之被捕，就是通泰门检查所长耿光密报的，他就是在通泰门做坐探的暗藏特务。又如，我住在彭氏试馆来往人的关系，都被调查处所侦悉，可见试馆中也住有密探，不过我当时不认识而已。
我在监牢里从同难人中了解，有些人是从各府州县或乡村市镇被捕押解来的，所述犯罪情由，大都为特务所陷害，可见全省各地都有特务密布。当时有些流氓地痞加入特务组织，只求给以名义，不取薪资。他们利用特务身份到处敲勒索，骚扰社会，并且昧着良心，伪造「乱党」证据，陷害无辜老百姓，借此邀功图赏，求得升官发财的机会。和我同牢房的谢炳煌亲口对我说:「去年(1915年)7月，这里杀了一个督军、一个省长和一个听差的。」我当时很惊诧，忙问是哪一省的，为什么杀在长沙?他带苦笑地轻声告诉我:「你真以为是督军、省长吗?他们三个人是由上海坐船来长沙的，刚收拾行李准备上岸，就有便衣特务来检查，在行李中搜出了督军、省长的任命状，马上扣押起来，最后冤枉送了性命，因为这些证件就是特务伪造后趁检查时偷放在行李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