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任兵团司令兼政委的时间，为何仅仅一年？新搭档肩负特殊使命
1949年2月5日，威名赫赫的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原中野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将军，直接晋升为二野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同时还是野战军前委委员。令人奇怪的是，原第4纵队政委谢富治，虽然也同时获得晋升，但却离开了老部队转任第三兵团政委，陈赓由此实现了兵团「军政主官一肩挑」，这其中有什么内情呢？
实际上，陈赓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时期，都还只是单纯的军事主官，比如1945年秋，太岳军区部队奉命组建野战纵队时，军区司令员陈赓顺理成章出任太岳纵队司令员，而原军区副司令员、一度代理司令员职务（陈赓赴延安学习期间）的谢富治，则被任命为纵队政委。
太岳纵队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不久统一序列改称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期间陈赓、谢富治一直是军政搭档。1947年8月，再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9纵队和38军（起义部队）共8万余人，新组一个战略级兵团，直接受军委指挥，执行南渡黄河逐鹿中原的战略任务。
由于军情紧急且出动仓促，该兵团并未设置专门的兵团司令部，而是暂以4纵司令部兼兵团指挥机关，军委同时指定以陈赓为该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因此这支8万余人的「准战略集团」，习惯上又被称为「陈谢集团」，可见两个人的名字在当时是密不可分的。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原属「陈谢集团」单独遂行作战的第4纵队、第9纵队正式归建，陈赓、谢富治仍然担任4纵司令员和政委，共同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
需要说明的是，在「刘邓大军」最初组建的五个老牌纵队中，只有4纵没有参与挺进大别山，其他第1、第2、第3、第6纵队在此期间，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因此兵强马壮的4纵，自然成为了当时中野的绝对主力。
再加之「陈谢集团」在独立作战期间的突出功绩，那么在二野成立并且组建兵团时，陈、谢的职务晋升已经毫无悬念。第二野战军共组建了三个兵团，司令员分别是陈锡联、陈赓和杨勇，他们也分别是原来的中野3纵、4纵、1纵司令员。
那么作为陈赓很长时间的搭档，谢富治理应出任陈赓兵团的政委，然而野战军的整编命令发布时，首长名单却并非如此。
一、陈赓兵团再次脱离刘邓作战序列
军史上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其实倒也没那么复杂，因为陈赓和谢富治两名将领，在性格和作风上差异实在太大，而且早期的军队职务也比较悬殊。比如1931年的时候，谢富治还只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副连长，而陈赓已经是四方面军的主力师长。
也就是说，陈赓在30年代初期已是红军高级干部，而谢富治还仅仅是基层干部，两个人完全是首长和下级的关系。只不过谢富治后来晋升较快，到1935年已经是红9军的政治部主任，但是在陈赓面前，军政地位恐怕还是很难平起平坐。
开国将帅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内情，我辈不好评价，不妨引用下官方媒体的原文：「由于二人性格不合，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陈赓惯于独立自主，喜欢从战场实际出发，而谢富治则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因此不免发生矛盾」。
笔者个人揣测，问题主要出现在「陈谢集团」独立作战期间，以及中野成立后到淮海战役打响前的那段时间，期间陈赓的部队虽在建制上属于「刘邓大军」，但是在序列上却先后划给了西北野战军和军委直接指挥，单独行动的时间较长。
在部队建制和作战序列不统一的情况下，陈赓司令员可能经常会接到来自军委、各野战军的不同命令，因为我军各部是需要积极进行战略配合的，这就难免出现命令上级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而陈赓将军个性鲜明地位超然，总会坚持自己的判断和决心。
比如后来在南线大追歼阶段，二野四兵团曾奉命转隶四野指挥，同时指挥四野第十五兵团的作战，期间陈赓数次质疑四野总部的命令，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都要惊动毛主席亲自来裁决，如此陈赓在战场上的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可问题是，谢富治不具备陈赓那样特殊的资历和经历，对直属上级的指示向来严格遵守，这就难免跟陈赓发生争执和矛盾，兵团司令员是老黄埔和老资格，争论起来对兵团政委偶尔了点过头话，「有时会伤及谢的自尊」（这句也是引用）。
为此中野4纵的军政主官出现了些不愉快，因此在成立二野组建兵团时，谢富治向上级请求调离，旋被任命为第三兵团政委，从而开始跟名将陈锡联搭档，官媒对此是这样描述的：「给陈赓不好找政委，干脆军政让他一肩挑」。
这句「不好找」信息量很大，当时也确实没有合适的政委人选，于是陈赓以第二野战军前委委员、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亲率10万大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并一路杀到江西、广东和广西境内。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各野战军先后组建了十六个野战主力兵团，而能够实现兵团「军政主官一肩挑」的将领屈指可数，只有徐向前、肖劲光、陈赓和王震等寥寥几人，显然对军政双重能力的要求很高，也必须得到军委的高度信任。
二、第四兵团终于迎来新任政委
在解放广东和广西的作战中，陈赓出任四野「东路军」司令员，统一指挥第四和第十五兵团的作战，其中仅第四兵团即歼敌10万余人，堪称战绩辉煌。至1949年12月中旬，第四兵团已经胜利完成了两广作战任务，在广西南宁附近转入休整。
在此期间，第四兵团完成了冬装更换等整补工作，并且正式归还第二野战军建制，准备执行「千里大迂回大包围」的最后一战：挺进云南。此前，卢汉将军已经领衔宣布云南起义，不过敌人正在反扑，昆明正遭受李弥、余程万两个军的疯狂进攻。
刘邓首长当机立断，命令已经解放贵州的杨勇第五兵团，派出有力一步驰援卢汉起义部队，同时再命令第四兵团自1950年1月1日起，一并指挥四野的第114师、第151师和边纵一部，自南宁地区火速西进，截歼云南境内的残敌。
四兵团随即在南宁召开紧急前委会议，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副政委刘志坚等首长研究决定：以第13军为第一梯队直插滇南，封闭云南残敌的退路，在四野两个师的配合下率先发起攻击。
兵团部则指挥第14军和第15军，作为第二梯队直驱昆明方向，再以两个军的主力向南实施掩杀，力求全歼汤尧的敌八兵团（辖第8军和第26军），另以兵团机关和15军一部进驻昆明，接管城市和政权。
与此同时，四兵团还接到了军委和野司的最新指示，大部队在经过黔西南地区时，务与宋任穷率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完成汇合，宋任穷亦将出任第四兵团新的政委。
1950年2月7日，陈赓、郭天民率兵团机关到达贵州西南部的安龙县，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胜利会师，此间我13军部队轻装疾进，半个月奔袭2000余里，打响了滇南战役。
开国上将宋任穷旋即就任四兵团政委，陈赓则解除兼职专任兵团司令员，此时距离第四兵团成立，刚好一年光景。
既然陈赓将军是老资格，又深得军委信任，并且自二野四兵团成立之日起，便身兼司令员和政委，为什么在云南即将完全解放之际，还要更换新的兵团政委呢？这是由解放和接管云南的复杂任务所决定的。
先说说宋任穷率领的「西南服务团」，它成立于1949年6月，是在二野渡江以后经略华东期间，为筹备进军大西南，而组建和扩招的接管干部团队，与四野的「南下干部工作团」性质相同，因为接管新区急需大量的干部。
刘邓大军南下之前，曾组织了一批来自太行、太岳等老根据地的干部随行，拟用于新解放区的建设，不料大部分被三野「借去」接管福建等地了。于是只好重新扩召，在南京、上海等地吸收政治素质过硬的年轻人，组建用于接管大西南地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西南服务团以南京市委副书记、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为团长，成员包括部分老根据地的干部、华东地区的大批原地下党员、进步学生等等，其中的「云南支队」和警卫部队有1000余人，在宋任穷的亲自率领下赶赴昆明。
三、陈赓兵团圆满完成战略迂回的任务
云南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以四兵团的10万大军和超强战力，消灭几万残敌根本不在话下，解放全部滇境指日可待。而更艰巨的任务，是如何团结和改造卢汉的起义部队，以及如何顺利接管城市和政权的问题。
换句话说，第四兵团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其实是政治任务要高于军事任务，党中央和西南局对此十分重视，针对云南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在云南解决一切问题，均应和卢汉协商处理，中心原则是「在省委的领导下，团结第一、工作第二」。
而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业已被任命为新组建的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作为军委倚重的名将，再不久还要作为中央代表，率援越工作组前往越南指挥作战，军事任务比较繁重，亦不可能久留昆明。
因此宋任穷才被上级任命为西南军区副政委和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全权负责云南省的接管和建设工作，肩负着建设新云南的特殊使命。如此在四兵团奉命经略云南，并且将以四兵团为基干组建「云南军区」的情况下，由宋任穷兼任兵团政委是非常必要的，也是非常合适的。
1947到1948年逐鹿中原时期，宋任穷历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政委、「晋冀鲁豫局」组织部部长、豫皖苏分局书记兼豫皖苏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第三副政委等职务，是「刘邓大军」的主要首长之一，此间泛指原晋冀鲁豫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系统。
渡江战役之前，宋任穷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全面主抓新区接管和战役支前工作。二野解放南京后，再担任刘帅（南京市长、南京军管会主任）的副手，具体负责城市接收和管理工作，因此极富地方工作和城市接管经验。
从历史上看，宋任穷又是参加秋收起义的「老井冈」，是毛主席湖南浏阳的小老乡，主席曾亲口夸赞他「文也来得，武也来得」，显然这是一位军政双优的高级将领，深得党中央和西南局的信任。
尤为关键的是，宋任穷在红军时期就曾跟陈赓搭档过，双方互相非常熟悉和尊重，那便是长征路上，陈赓曾担任由红军步兵学校改编的「干部团」团长，时任团政委即是宋任穷，两人携手率领这支特殊而精锐的团队，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路。
所以从几方面来看，值全国解放之际，在第四兵团即将结束大规模作战改制为军区之时，由宋任穷担任云南军区政委兼任四兵团政委，执行接收云南和改造起义部队的重任，都是非常适宜的，他也能够与传奇将军陈赓，互相很好地配合工作。
尾声：陈赓将军离开云南
1950年2月20日，陈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率四兵团机关和部队到达昆明，受到卢汉率领的起义将领、以及昆明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并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和庆祝大会，稍后云南军区和昆明军管会宣告成立。
陈赓将军的职务是：云南军区司令员（仍兼四兵团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同时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第四兵团的建制很快撤销了。
宋任穷将军的职务是：云南军区政委（仍兼四兵团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同时任西南军区副政委），而对云南的接收和管理工作，其实主要是由宋任穷担任书记的云南省委所领导的。
云南省委认真贯彻中央针对云南实际提出的方针，严格执行各项政策，大力清除匪患，医治战争创伤，加强民族团结，恢复发展生产，迅速稳定了云南全省的社会局面。
1952年7月，宋任穷升任西南局第一副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在云南的工作了将近四年时间，一直到1954年才奉调回京，出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解放军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等职，协助罗帅开展评衔工作。
而陈赓在云南工作的时间较短，1950年7月初，将军便离开昆明前往越南，部署并协助指挥打击法军的边界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再奉命直接赶回北京，就任志愿军副司令员、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等职务，率部入朝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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