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抉择：1935年以前的毛泽东（下）

5月2日，红四军攻克寻乌。毛泽东在寻乌进行了社会调查，写下了【调查工作】一文，这是毛泽东多年调查研究活动的理论总结。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批评党内和红军中存在的从「本本」出发的教条主义思想，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

这篇文章初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思想。

此时在周恩来赴苏联参加联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后，李立三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位毛泽东在1915年征友的「半个朋友」，在党内的地位已经领先毛泽东几个段位了。

这种情况下，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毛泽东因不能离开红四军，委派熊寿祺出席会议。

会议有错误的提法，如「红军革命的战争只有进攻，无所谓退守」，「过去在游击战争中获得的所谓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经验一般不适用」，「要纠正上山主义，边境割据的残余」。

有没有闻到争锋相对的味道，毛泽东的农村根据地、游击战争这两个最核心的战略，被李立三批评的一无是处。

他指责毛泽东是妨碍猛烈扩大红军的代表人物。「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个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他有他一贯的游击观念，这一路线完全与中央的路线不同。」

李立三以及之后几年的中央，要的就是和苏联一样的「城市+进攻」，这和毛泽东的「农村+游击」完全相反。正是因为这样，毛泽东将迎来职业和人生中最低谷最苦闷的阶段。

6月11日，李立三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李立三用发烫的头脑，写出了发烫的文字，对当时形势和政治任务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几个重要省区首先胜利，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李立三等制订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起义，然后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正式推行他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创业团队的第三个大坑还是不可避免地来了。

6月21日，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红四军传达中央指示，要求红四军进攻南昌、九江。同时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将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又改称红军第一军团。

这时的毛泽东又再次面临在井冈山支援湘南起义时的两难选择，他深知上级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又不能不执行命令，还要尽量减少攻打中心城市的损失。

好在毛泽东处理起这种两难问题来，越来越有智慧了。他准备用雷声大雨点小来交差。

7月11日，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县城召开红军的万人誓师大会，摆出了向南昌进军的架势。26日，攻克离南昌不远的高安县。

8月1日，毛泽东和朱德分析了南昌的敌情，认为南昌难以攻入，便派人隔江向南昌城乒乒乓乓放了一通枪，举行「八一」示威。搞得南昌城里一阵紧张，正要派军反击，毛泽东的部队早已经向奉新、安义县转移了。

与此同时，彭德怀率红三军团进攻长沙，刚好遇到军阀混战长沙空虚，进而攻占了长沙城。李立三的「宏伟计划」：毛泽东攻南昌，彭德怀取长沙，然后会师武汉，眼看就要实现了。

却不想湖南军阀何键反应过来，调军攻打长沙，彭德怀率部撤退，占领长沙才11天。

李立三非常生气，也看明白了毛泽东是在佯攻南昌，忽悠自己。便让毛泽东和彭德怀一起再次进攻长沙，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合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共三万余人。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

红一方面军围住了长沙，毛泽东看长沙城防坚固、易守难攻，预计不易打下。但多数人主张立即攻打长沙，李立三又连连催促，于是在9月10日总攻长沙，遭受较大损失。获悉援军即将到来，毛泽东审时度势，率部撤围。

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不仅被党内多数人抵制，共产国际也不支持。在周恩来等从苏联回国后，9月24日，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终于在李立三折腾了三个多月后，结束了他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未出席的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0月4日，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此后，赣西南、闽西两苏区统称中央苏区。

同样在10月的一天，杨开慧被捕，由于她拒绝退党并坚决反对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关系，在经受了种种酷刑后，于11月14日被枪杀于长沙浏阳门外识字岭。这一年，杨开慧只有29岁。

毛泽东从报纸上获悉杨开慧牺牲的噩耗后，写信给杨开慧的母亲，悲痛地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1982年，在修缮杨开慧故居时，从泥砖缝中发现了一封藏匿了52年的家书手稿。

这是写给毛泽东的【偶感】：「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也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教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重相逢。」

对丈夫毛泽东的思念凝聚纸上。而此时毛泽东已经逝世6年多，再也读不到这封妻子的家书了。

1957年，毛泽东满怀深情地为已经长眠27载的杨开慧写下千古绝唱【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0月下旬，对红军念念不忘的蒋介石刚结束中原大战，就立即部署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一次「围剿」。

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直扑赣南的中央苏区。毛泽东、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再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

12月底利用敌人进占龙冈之机，借助龙冈这一狭长谷地对敌发起攻击，歼灭张辉瓒师九千余人，之后乘胜东进，消灭谭道源师半个师，红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迫使敌人收兵。至1931年1月初，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

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未出席的毛泽东再次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进入政治局，并取消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职位。

王明和他的代言人博古这对搭档，成为继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之后，中央第四任实际的领导人。此后大权落入留苏派手中。

这次会议是创业团队的第四个大坑——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端。这次也是危害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

王明成为最高领导人后，往全国各个苏区，都派了钦差大员。王明将张国焘和陈昌浩派去了鄂豫皖苏区，顾顺章一路护送，返程时在武汉停了下来。

顾顺章在武汉勾搭上了一个女人，因为缺钱便跑去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认了出来，于4月24日遭到国民党特务逮捕，然后迅速叛变。

作为中央特科的主要领导人，顾顺章成为了党的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扳机以及扣动，子弹还要飞一会儿，它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写历史的进程。

另一边，王明将项英派到江西，替换朱毛成为中央苏区的领导人，后又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三人团」去了中央苏区。

项英到达中央苏区后，立即组成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项英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等九人为委员。撤销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建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项英为主席，朱德、毛泽东为副主席。经过这些操作，项英成为了中央苏区的一把手。

2月上旬，国民党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奉蒋介石命令抵达南昌，开始组织对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二十万重兵，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

形势危急之下，毛泽东先是重新获得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然后苏区中央局决定恢复临时总前委，仍由毛泽东任临时总前委书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

经过一段时间后，大家又发现项英的能力不够领导苏区中央局，又让毛泽东代理书记。在被短暂打压后，毛泽东又恢复了对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领导。

4月上旬，中央代表团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等到达宁都，全权处理1930年12月由肃反扩大化引起的富田事变，并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

毛泽东在富田事变时没有刹住肃反扩大化的车，本来项英已经决定不再扩大化，中央代表团一来，不赞同项英的处理，又更加扩大化了。这件事让毛泽东失去了一部分干部群众的支持，他也在后来及时做了反思和纠正。

代表团到了没多久，毛泽东就和王稼祥进行了深谈，详细叙述红军斗争历史及当时争论的问题，王稼祥理解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一些问题上开始支持毛泽东。

没办法，自己在军事上的主张没有多少人支持，为了大局，毛泽东开始尝试争取更多人的理解和支持。

面对第二次「围剿」，苏区中央局没有按中央的指示退出中央苏区，而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各个歼灭敌人。

在5月的战斗中，红军十五天内横扫七百多里，连续打了五个胜仗，歼敌三万余人，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本以为可以缓口气，于是毛泽东、朱德分兵发动群众，组织分田分地，建立工农政权去了。

但只等了二十天，6月21日，蒋介石到南昌召开军事会议，部署第三次「围剿」。6月底，国民党军总兵力共30万人，对中央苏区采取「长驱直入」的战略开始进攻。

蒋介石的第三次「围剿」来得实在太快，红军根本来不及补充，一直维持在三万人左右。而对方10万没打赢，20万没打赢，现在是30万，真是一点都不讲武德。

7月底，毛泽东将所有分散在各个地区发动群众分田分地的队伍，全部集结起来，迅速撤退到赣南根据地，行程千里到达兴国县。

8月中旬，红一方面军主力处于被敌军八个师三面包围的不利境地，是三次反「围剿」以来最艰苦的时刻。毛泽东、朱德用「声东击西」战术脱离险境，让红12军佯动，将国民党军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红一方面军主力秘密西返兴国县境内隐蔽休整。

红12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将国民党军主力拖了半个多月，掩护了红一方面军主力的西移和休整。

9月初，国民党军在中央苏区到处乱串，数次扑空，疲惫不堪，士气沮丧，已无力继续进攻红军。加之当时蒋粤桂军阀冲突加剧，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退兵。红一方面军追上退去的敌军，还顺带着揍了一顿。

本轮六战五捷，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打破了敌人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毛泽东及红军的打法也逐渐成熟，毛泽东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总结说：「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中央苏区也进一步扩大，包括二十一个县，二百五十万人口，进入了全盛时期。

9月中旬，由于顾顺章的叛变，给组织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当时的总书记向忠发为了偷会情妇被捕，然后迅速叛变，但还是被处死，反而是他的情妇守口如瓶，被周恩来评价：「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上海的环境越来越恶劣，王明担惊受怕不敢再待在上海，竟然跑去了莫斯科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由于顾顺章对周恩来的习性非常了解，周恩来也被迫离开，前往中央苏区。在王明的安排下，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

时年24岁的博古还不是中央委员，由于他坚决拥护和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一跃成为临时中央负责人。由此也开始了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王明在莫斯科坐镇发令，博古在国内贯彻执行。

9月20日，临时中央发布由王明起草的决议，要求红军扩大苏区到中心城市。又是要去打大城市！

毛泽东坚决反对，带领红军三次反「围剿」胜利的他太清楚红军和国军的差距有多大，知道现在的红军没有实力去攻打大城市。

但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不少人膨胀了，都认为红军实力足够了。很多领导人都不理解为什么毛泽东非要死磕农村，都想去打个大城市。

因为要不要打大城市这个问题，毛泽东跟很多人都发生了争论。说话直的毛泽东又开始实名反对所有人，自己又变成了少数派。

本想拉拢毛泽东的王明，一看毛泽东压根不是和自己一路人，并且还有一整套自己的见解和方略，根本不可能对自己服气。

加上这次激烈的反对，最终让王明下决心彻底打压他。

11月1日至5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也就是赣南会议在江西瑞金举行。会议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将毛泽东的土地革命政策指责为「富农路线」，将毛泽东的搞法说成「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

撤销了他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和红一方面军临时前委书记、总政委的职务。此时的毛泽东，除了党内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外，在红军没有任何领导职务了。

由于毛泽东之前在富田事变中，失掉了一部分群众基础，因此会议过程中，他几乎都是在挨批，没有半点分辨的余地。赣南会议是毛泽东职业生涯中第三次遭受重大打击，也是他开始进入到人生最低谷最苦闷的阶段。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临时政府主席。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被剥夺，安排了这个虚职，但是「毛主席」的称呼由此而来，成为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一个象征，直到今天仍然能唤起我们心中最亲切的那份情感。

12月底，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从上海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成为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

1932年1月上旬，临时中央要求红军夺取中心城市，首取赣州，再夺南昌，解放江西省。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打赣州的问题。

毛泽东站起来：我反对！坚决反对！一群人都望着他，我们开会谈论怎么打，不是讨论打不打。

毛泽东则苦口婆心地解释说赣州易守难攻，附近还有援军，如果久攻不下，就会被围住。苏区中央局多数人同意攻打赣州，直接无视了毛泽东的反对。

过了几天，毛泽东主持苏区中央局会议，分析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入，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格局将发生变化，打赣州可以缓一缓看情况再定。

顾作霖等人一听也火了：你还有完没完！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你这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泽东彻底无语了，加上大家的指责和不理解，他也疲倦了。会后不久，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去了瑞金城郊东华山一间古庙休养。

3月初，红军已经攻打了赣州二十多天，伤亡惨重，但是还看不到攻下这个城市的希望。敌人的援军很快就赶来了，红军立刻陷入了被前后夹击之中，变得十分危险。这个结果完全被毛泽东说中，真是啪啪打脸啊。

没办法，大家又让项英去请毛泽东回来帮忙。伟人就是伟人，业务能力始终在线，能在关键的时候力挽狂澜。毛泽东冒雨回到瑞金，提出大胆启用预备队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

红五军团是一支新军，是刚刚从国民党阵营起义过来的部队，项英等人对其还不够信任，但最终还是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办。红五军团接到命令，赶赴前线，犹如猛虎下山，压制住了敌人的气焰，成功掩护红三军团脱离险境。

解了赣州之围后，毛泽东又看出了敌人的破绽，建议东进闽西。毛泽东以政府主席的身份随红一军团行动，以独特的战略眼光带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接连攻克上杭、龙岩和重镇漳州。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打赣州，毛主席不主张打，结果打不下，吃了个大苦头；打漳州，毛主席建议打，结果打下了，吃了个甜头。两者相距仅仅一个多月。」

毛泽东打了这些胜仗，但是最后还被批评说执行中央攻打赣州的方针不坚决。

1932年是毛泽东挨批挨得最惨的一年，被领导同事批得体无完肤，也是他硬刚留苏派的极左中央最猛的一年。

5月3日，毛泽东在给苏区中央局复电时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

5月11日，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否定和批评毛泽东的意见，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说毛泽东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5月20日，临时中央来信，信中指名道姓地批评毛泽东，说：「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们的消极态度，将削弱我们的防御力量，不能扩大和巩固苏区」，「是当前极大的危险」。

可以看出双方的争论已经达到空前激烈的程度。期间在周恩来的力挺下，毛泽东于8月重新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和朱德一起率部打了不少胜仗。

终于在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江西宁都召开全体会议，要彻底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史称「宁都会议」。

会议上多数人对毛泽东进行了批评，指责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消极怠工。在讨论是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军事还是到后方做政府工作时，留苏派的代表之一王稼祥站出来力排众议，为毛泽东辩护，支持毛泽东继续留任前方指挥军事。

他的举动惊呆了所有人，也包括了毛泽东。

因为他和毛泽东的几次交谈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毛泽东同我在中国和俄国所遇见的领导人不相同，他是独特的，他所说的道理，既是那样的简单明了，又是那样的新鲜和有说服力。」

这个阶段的毛泽东还在困惑：「我的意见都是对的，为什么大家就是不支持我呢？」王稼祥态度的转变，让毛泽东慢慢意识到了症结所在。

没过多久，临时中央正式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由周恩来兼任，毛泽东回后方去主持政府工作，他仅剩的一点军权也被解除了。从此，他离开红军领导岗位长达两年多时间，在中央和红军的重要决策上，都失去了发言权。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请病假到福建长汀福音医院休养。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需要我的时候，打个招呼我就来。」

10月中下旬，在长汀福音医院，毛泽东遇到了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二人有过长谈。罗明出院后，按照毛泽东的主张，用游击理论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闽西苏区形势迅速好转。

1933年1月下旬，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因为顾顺章叛变，上海的组织被破坏殆尽，待不下去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下顾顺章叛变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本来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创业团队是要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的，怎么可能跑到农村山沟沟里去，更不可能将重点转移到农民身上。就是因为顾顺章，搞得城市里的组织元气大伤，最终被迫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博古一行路过长汀时，有人建议他去看望一下正在那里养病的毛泽东，这位26岁的负责人说：「小毛，有什么好看的！」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40岁了。

前来迎接的罗明想跟博古汇报了一下游击理论带来的成果，不料正好撞到了枪口上，被博古扣上了一个「罗明路线」的大帽子，成了临时中央再次打击、孤立毛泽东的活靶子。

2月至3月，蒋介石调集30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

红军在周恩来和朱德的指挥下，根据毛泽东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坚决围歼的作战方针，消灭敌人三个师，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没有毛泽东，红军也能打胜仗，这又给了留苏派一个打压毛泽东的理由。此时，毛泽东也结束休养，被召回瑞金。

陈毅在1930年就曾对毛泽东预言：「中央每派来一个人，都会掀起来一个风浪。将来中央搬来了，恐怕你就要走霉运了。」果不其然，活靶子有了，理由有了，那就开搞！

临时中央全面推行进攻路线，清除毛泽东积极防御路线的影响，打击执行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干部，开展了反「罗明路线」的斗争。

2月15日，撤销罗明的福建省委书记职务。3月下旬，召开会议指责邓小平等执行所谓纯粹的防御路线，开始反对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为代表的所谓「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4月，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分别被派往农村或撤销职务。

很多人都被牵扯进去，一时间风向彻底变了。

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历史时不无感慨地说：「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而此刻的毛泽东，正在经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时刻。身边的亲人、朋友、支持他的干部，相继被打倒。

与此同时，他又得知自己和杨开慧的三个孩子的情况：小儿子毛岸龙已经因为生病得不到医治死了，另外两个孩子则下落不明。

然而这还不够，毛泽东最痛心的是，他清楚的看到苏区正在走向崩溃，在不久的将来无数的红军战士会在错误路线的指引下，倒在敌人的枪下作无谓的牺牲。

他知道该怎么挽救，可是他却无能为力。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相信他，也没有多少人敢相信他。

6月上旬，毛泽东出席临时中央会议，感到委屈和不平的他对前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提出申诉。博古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对的，没有第一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

万幸的是，由于毛泽东的名字和事迹经常出现在给莫斯科的汇报材料里，所作出的成绩和产生的影响渐渐被莫斯科重视。

终于共产国际在3月致电临时中央，提出对毛泽东必须采取尽量忍让的态度和运用同志式的影响，使他完全有可能在中央领导下做负责工作。

在年底酝酿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时，博古原本想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拿掉，莫斯科却直接将其提升为政治局委员。

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这个态度，在那个残酷斗争的年代，毛泽东恐怕就不止是被边缘化而已了。也正是因为这个态度，毛泽东才能蛰伏起来等待机会。

八 蜕变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五十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被打出经验学聪明的老蒋，花样开始翻新。

在第五次围剿中，所采用的战略战术与前四次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他一改前几次围剿中常犯的急躁冒进错误，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强调稳扎稳打，层层推进。

对手在反思在进步，我方的主要人物李德也闪亮登场。

李德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也于9月被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来瑞金。博古聘他为军事顾问，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

谁也没想到李德会是那种又菜又爱玩的人，靠着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战略战术，差点把红军搞团灭了。

而在李德到来之前，更菜的博古和项英在6月搞了个「两个拳头打敌人」、「红军分离作战」的战略，妄想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取胜。

到8月中旬，在第五次围剿还没有开始之前，红一方面军就被强行一分为二：以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主力，组成东方军深入福建一带作战，力图扩大根据地。同时以林彪红一军团为主力，组建中央军，防守于苏区的北大门。

这就是典型的外行领导拍脑袋瞎搞，这样分兵无疑是犯了兵家大忌。

最终四处乱打一气，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但红军自身损失严重，关键是根本看不出有任何战略意义，反而丢掉了大量为反「围剿」做准备的宝贵时间。

所以，当敌人准备就绪开始大规模进攻时，红军完全陷于被动，仓促应战，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双方就在这样一个对比的状况下，战斗在黎川打响了。

9月28日国民党军占领黎川。博古、李德一看黎川丢了，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急。接着博古、李德又命令红军向敌人坚固阵地进攻，结果连战不利。

到11月中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不仅没有能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于敌人的堡垒和主力之间，遭到很大的损失，陷于被动地位。

红军在北线的猛烈进攻失败后，博古、李德又马上转为消极防御。

李德军校也没有白上，想出了一个「短促突击」的战术，也就是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寻求运动战，当敌人一出堡垒，则由埋伏在侧翼的红军主力，实行短距离的突击，消灭移动中的敌军。

但是他没有看到双方的实力差距，不肯放弃一城一池，最终还是打成了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消耗战。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参加「围剿」红军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在东方战线掉转枪口向蒋介石反戈一击的福建事变。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前线抽调部队入闽，讨伐第十九路军。

对于这个有利的时机，毛泽东立刻向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围攻，打到包围圈外线去，并援助第十九路军。

但是博古和李德害怕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第十九路军，第十九路军很快被蒋介石的军队击败，错失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战机。

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

被迫休养的毛泽东，眼看着博古、李德这二位爷瞎折腾，家底就快被败光了。心里是又气又急，思考着挽救红军的策略。

这一次，他深知原来赢得四次反「围剿」胜利的「诱敌深入、歼敌弱部」的策略已经不适用了，因为想要把敌人诱进根据地里来打是不可能的了。所以红军要放弃苏区根据地，集中优势兵力，避开敌人堡垒，打到外线去，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于是毛泽东也顾不了自己的处境，再次向临时中央提建议：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这剑走偏锋的一招，也许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办法。

不出意外，毛泽东的建议，又被否了。

4月28日，广昌失守。由于李德坚持红军同敌人进行阵地战，致使不但广昌失守，而且造成红军的重大伤亡。广昌失守后，根据地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红军已经很难取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了。

广昌战斗结束后，彭德怀痛斥李德：「中央苏区从1927年开创到现在快8年了，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有6年了，可见创造根据地之不易。你们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啊！」

毛泽东是少数派，多数人一开始并没有觉得博古、李德的搞法有多大问题，都认为按照老师苏联的那一套成功经验来，应该没什么问题。直到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损失越来越大，希望越来越渺茫，大家才逐渐反应过来，再这样搞下去，就彻底完蛋了。

5月，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日渐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中央开会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并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秘密筹划战略转移。

7月，国民党军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地带发动全面进攻。

这个时候博古、李德又加了一把火，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军事战略，同优势敌人拼消耗，企图在各条战线上同时阻挡敌人，结果任何一路都未能阻止敌人前进，反而使红军和苏区遭受更加重大的损失。

至此，中央苏区的东线和北线都被敌人突破，西线和南线也形势危急，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已经断绝，仅剩下战略转移一条路。举世闻名的长征即将开始。

9月，毛泽东在于都得了恶性疟疾，病得非常重，经过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的精心治疗，直到病后第八天才能起床。长征开始的时候，毛泽东身体还没有痊愈。

10月上旬，中央决定项英和陈毅留下来，领导留在中央苏区的一万六千余人坚持斗争。关于谁走谁留，是最高「三人团」决定的，尤其是博古。陈毅是因为受了伤，走不了路，所以就留了下来。项英则是主动要求留下组织抵抗。

博古没有让毛泽东留下来，应该是想带在自己身边好掌控些，而且共产国际也不同意。

10月10日，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改称的中央红军共8.6万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长征正式开始。

在转移出发前，得知张闻天对最高「三人团」将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等政治局成员分散到各军团去有意见，毛泽东立即向中央提议，转移时将他们安排在一起，最高「三人团」采纳了这个意见。

此时的毛泽东在历经三年多的痛苦煎熬后，逐渐蜕变，逐渐成熟。再也不是只会说「我的意见都是对的」，然后实名反对所有人。他开始意识到了团结大多数人的重要性。

本来张闻天是博古的校友加老乡，也曾和博古一起狠狠地批判过毛泽东。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张闻天与博古、李德产生分歧，开始被边缘化。

他对博古左倾错误的不满，在同毛泽东闲谈时说了出来。有了共同的吐槽对象，二人迅速接近起来。毛泽东不计前嫌，和他聊文学、谈思想，两人共鸣点越来越多。

后来王稼祥又加入了进来，长征路上三人一边走一边吐槽，每天聊时局、谈政治、说军事聊得火热，形成了一个被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这个「三人团」对后面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是功不可没的。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闻天和王稼祥逐渐发现，毛泽东的能力，远不是博古、李德以及他们所能比得，只有毛泽东才能解救眼下的危局。

10月25日，中央红军经过战斗，全部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

11月8日，中央红军通过由粤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

11月15日，中央红军通过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潇水、湘江地区。

11月25日，为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湘江之战爆发。因红军队伍拉得过长，辎重过多，行动缓慢，大部队尚未过江，便遭到优势敌军的拦击，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部分部队被敌军截断，损失惨重。

12月1日，中央红军除红五军团部分被阻于湘江东岸外，全部渡过湘江，已由出发时的八万余人锐减为三万余人。湘江之战后，两岸红成一片，「三年不饮湘江水，十年不食湘江鱼」。

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再这样下去红军真的就要完蛋了，现在是生死存亡的时刻了。再也不能让博古、李德这两哥们继续瞎折腾了。

12月11日，红军攻占湖南省通道县，中央开了个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博古、李德想到湘西去找贺龙，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坚决不同意，敌人在前往湘西的路上张开口袋等着呢，到湘西是死路一条，只有向西，去敌人防御薄弱的贵州。张闻天和王稼祥举手同意，朱德和周恩来也同意，博古没办法只能同意西进贵州。

会后李德可能觉得脸上挂不住，仍固执己见，还要转头去湘西。

12月15日红军占领贵州黎平，中央再次召开特别会议，毛泽东建议还是西进贵州，在贵州四川一带建立新的根据地。然后大家再找个地方开个会，彻底讨论解决最近一年的经验教训。

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继续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和李德极度不爽，但也只能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心里估计很温暖，因为被多数人支持的感觉他很久没有体会到了。

黎平会议之后，红军继续向黔北进发，12月底红军占领了贵州瓮安县猴场镇，博古、李德非常头铁，继续反对红军在川黔建立新的根据地，他们再次要求转入湘西，在湘西建立根据地。

没办法，周恩来再次召集大家开会，于1934年12月31至1935年1月1日凌晨召开了猴场会议。

这次会议彻底定调，不去湘西，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地方去建立根据地。并且终于剥夺了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会议规定作战计划必须得到多数人的同意才能实施，他们不能再临时瞎指挥。

1月7日，红一军团袭占遵义城，而国民党中央军薛岳部前一天乘机占了贵阳。

贵州老大王家烈此刻的内心是崩溃的：贵州就这两个拿得出手的城市，全丢了。红军还把我当弱鸡，我居然成了「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欲哭无泪啊！

1月15-17日，遵义会议召开。由于博古还是总负责人，会议还是交给他主持。

他首先在会上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报告，不过博古还是一如既往的嘴硬，不知悔改。报告极力为自己辩护，说失败不是自己无能，是敌人太过强大太多狡猾。

接着周恩来就做了关于军事的副报告，表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主要是军事战略失误，并主动进行了自我批评。这已经在含蓄地批评博古领导无方了。

第三个发言的是张闻天，直接怼博古、李德瞎指挥问题。说的是反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完全是针对博古的，直接否定博古的领导地位。

最后，毛泽东压轴出场。他没有再像以前一样情绪化，而是心平气和地说了足足一个小时。他罗列了军事指挥的失误：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和撤退时的逃跑主义。

指出所有同志都是好同志，搞成今天这个样子，完全是军事指挥也就是李德所导致的，是军事路线问题。他要团结所有人，包括博古。

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提出的意见。

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根据战争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取消三人团，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周恩来为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并成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从这以后，毛泽东实际上在党内、军内开始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

我们的历史教材这样评价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对于毛泽东个人来说，是一次蜕变，是他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在此之前，毛泽东业务能力强，但脾气有点差，根本没有团结大多数人的意识。他总是说「我的意见都是对的」，并且一味反对他人，不怎么沟通，很容易就把自己搞成了少数派。

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完全收敛了自己过去直来直去的锋芒，除了业务能力，最重要的是学会了沟通，彻底掌握了团结多数人的智慧，在处理事情上更加有策略。

贺子珍回忆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对我感叹地讲，办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大多数啊！」

不过遵义会议后的毛泽东，马上将面临新的质疑和挑战。

贵州这地方实在太穷，不适合做根据地，中央决定北上到四川和红四方面军会合。

川军一听很紧张，拼尽全力阻止红军入川，和红军在赤水县的土城展开激战。结果准备拿川军打复出表演赛的毛泽东，因为错误情报误判而导致失败。

毛泽东缓了缓神，在地图前沉思良久，便在随后的三个多月时间里连续下了好几次「神之一手」，硬是把死棋走活了，将指挥艺术发挥到极致，完成天才的四渡赤水。

三万红军从几十万敌军铁桶般的包围中脱身而去，从此以后，国民党军再也没有对红军形成过包围之势。

在二渡赤水之后，老问题又就来了。由于对毛泽东战略眼光的不理解，加之局面稍有好转，林彪等建议攻打「打鼓新场」，没错，就这个地名，现在叫金沙县。

面对林彪的作战计划，大家都支持林彪的方案，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一举手投票，毛泽东又沦为了少数派。

这时的毛泽东再也不会脾气来了就撂挑子不干，他心急如焚，半夜提着马灯找到周恩来，详细解释反复沟通，终于说服了周恩来。

然后又一起找朱德解释沟通。第二天开会和周恩来、朱德一起说服了大家放弃打金沙，又团结了大多数人做正确的选择。

经此一事后，大家发现打仗决策不能举手表决，要让内行来指挥。便成立了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团」，统一指挥红军的行动，实际上都听毛泽东的。毛泽东成为了红军的最高负责人。

四渡赤水后，毛泽东用实实在在的成绩证明了自己，赢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和支持。因为大家发现，凡是不听毛泽东的意见，就会被啪啪打脸，他说的事情，很少错。

这里有个问题，毛泽东本来应该是不懂军事的，之前讲过，他没有看过兵法，没有读过军校，甚至没怎么拿过枪。为什么带兵打仗这么厉害，军事指挥艺术造诣这么高呢？

我个人觉得有三点原因，一是善于总结，二是宏观视角，三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战无不胜，也是吃了不少败仗，但他每次打完仗，都会带着大家总结经验教训，后面也真的会改进。行业专家就是这么来的，不仅只有大量的经历，还要认真的总结。

毛泽东打仗最开挂，也是和其他人最大的区别，是第二点宏观视角。他打仗首先是战略家，其次才是军事家，不是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用宏观的视角，跳出战争看战争。先结合政治、经济、资源、交通等一起做战略判断，再想具体怎么打。

几次反「围剿」面对数倍甚至十几倍的敌人，他可以做到内心不慌。因为他知道敌人不是铁板一块，地方军阀各自为政，只想保存实力，不想当炮灰。中央军和地方军之间也难以协调。他们中间的矛盾缝隙就是红军的生存空间。

具体到怎么打，就是第三点实事求是。因为敌我实力悬殊，只有打游击战、运动战，而不是打阵地战、消耗战。专挑弱的打，不和强的硬拼，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慢慢壮大自己。

这时的毛泽东，业务能力服众，善于沟通，团结大多数人，已经全面走向成熟。

几个月后，毛泽东面对张国焘的挑战，面对红一、四方面军的分裂，经历了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他仍然团结大多数人，克服了这次危机。

几年以后，毛泽东再次面对王明的挑战，他仍然团结大多数人，在王稼祥、任弼时、陈云等的影响下，共产国际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

可是，作为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莫斯科仍然可以随时替换党的负责人，我们还是要被牵着鼻子走，无法走独立自主的道路。

毛泽东仍然团结大多数人，在1941年苏德战争之际，明确拒绝了让我们出兵牵制东线日军的无理要求。并利用苏联无暇东顾的机会，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彻底清除了莫斯科的影响。

1943年5月，由于国际形势等影响，共产国际公布解散。从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再未动摇过。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1935年以前的毛泽东：

他是湖南的一个农家子弟，跟其他农村娃不一样的是，他从小喜欢读书。也因为读书让他有了初步的思考和志向，从而不甘于父亲对自己人生的安排。1910年看到忍饥挨饿的老百姓被镇压，让他深受震撼，内心种下了一颗想要拯救苍生的种子。

经过争取，1910年他去了湘乡县的东山小学堂继续求学。随后又来到长沙，读过几个学校，当过兵，在省图书馆自学过，最终考入湖南一师。在这里，他在文学、思想、社会经验等各个维度迅速成长，并遇到了生命中的贵人杨昌济。早期他的人生走到这一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爱读书。

一师毕业后，杨昌济带着他跨越几个段位，到北京直接接触上当时最顶尖的文化圈层。他没有选择去留学，而是在回去和湖南军阀死磕的过程中成长为大V和优秀青年代表。最终在1921年加入了古今中外最厉害的创业团队。

这个创业团队的天使轮融资来自苏联的共产国际，于是这个创业团队什么都学习苏联，也什么都听苏联的。苏联撮合了他们和国民党的合作。

加入团队后的前几年，他做了大量学生、工人和农民运动的工作，还在国民党那最高当上了宣传部长，辗转了长沙、上海、广州、武汉等几个大城市。最终他发现中国的问题在城市里解决不了，要彻底改天换地，根子在农村。

1927年国民党翻脸，他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然后一头扎进农村。领导秋收起义后上了井冈山，后来又到闽西，最终建立起中央苏区。

他提出农村包围城市，提出游击战略，但这与中央学习苏联的城市+进攻战略不符合。而此刻的他心气高、性子直、脾气大，还不怎么考虑别人的感受，把自己整成了少数派，和中央的矛盾也越来越大。

敌人先后搞了四次「进剿」、三次两省「会剿」、两次三省「会剿」、五次「围剿」，他在和敌人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成熟的军事思想。

另外他还得想办法应付前后几批中央代表，最终，中央自己下场搬到苏区，开始对他狠狠打压。他也因此迎来了1931年至1934年的至暗阶段。

中央的留苏派们又菜又爱玩，但是初创公司业务不成熟，没有业务拓展能力光玩办公室政治肯定不行啊，很快公司就被折腾得快跨了。

在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初期，敌人的凶残教育了这个年轻的创业团队和它的领导者们，用枪炮告诉了他们什么叫做「实事求是」。大家终于明白，靠生搬硬套苏联那一套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危急时刻，痛苦中煎熬的他完成蜕变，明白了团结大多数人的重要性，终于在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上厚积薄发，拨转了团队错误的方向，重新开始书写历史。

而历史也在这一刻做出了最终的抉择！

任何个人和团队都不是生来就完美的，都需要经过挫折，狠狠地撞几次南墙，才会醒悟，才会成长。

遵义会议后，他力挽狂澜，搞定了一个又一个看起来搞不定的困难。在他身边也逐渐形成了一个真正的团队，他再也不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

他的这个团队有信仰，有目标，战略正确，执行力爆表。有这样的团队，不管前方有再大的困难，取得胜利都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终于写完了，仿佛跟着伟人的脚步一起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随着自己年龄、阅历的增长以及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生的艰辛，我们对伟人的情感也从幼时空洞的崇拜、到年少时盲目的质疑、最终在长大后发自内心的敬佩他。我写完这个系列的三篇文章，以此来纪念伟人诞辰13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