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历来被视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在这场战争中无数志愿军在异国他乡挥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英雄的赞歌。
长期以来总有人认为，抗美援朝是在毛主席决策，彭德怀挂帅，志愿军拼死抵抗美国侵略的一场战争，周总理一直在后方主持经济工作，从未参与到这场战争中来。
而这样想，恰恰是对周总理最大的不公平，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协助毛主席调整战略方针
抗美援朝是国家大事，在决定出兵朝鲜之前，中央曾多次召开工作会议，商讨出兵朝鲜的具体细节。
1950年10月18日，毛主席再次主持召开会议，而此时周总理刚刚从苏联回国，并且带回了苏联无法提供空中掩护的消息。
鉴于此时朝鲜人民军已经损失惨重，敌人已经打到了鸭绿江边，情况可谓是危急万分。毛主席本想争取苏联的空中掩护，以减小志愿军的伤亡，但苏联拒绝后，就不得不调整战略部署。
10月19日，志愿军在夜色掩护下跨过鸭绿江，正式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征程。
战争开始后，志愿军接连发起了五次战役，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战线也由鸭绿江边推进至三八线附近，从此便开始了两军的拉锯战。
但是，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装备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而志愿军却在其极快的推进速度下，没有足够的时间进行战场休整。
这样不仅会让志愿军战士越来越疲惫，就连斗志也无法彻底激发出来。
而且随着战争的不断深入，志愿军部队的后勤补给也逐渐出现问题，长此以往必然会对战局带来极大隐患。
国内的毛主席和周总理虽然不在战场，但却对整个战局有着清醒的认知，面对这一严峻的情况，1951年2月时，毛主席与周总理几经商议下，再次调整了战略部署，决定采取「轮番作战方针」。
这一方针的主要内容，就是利用战争的间隙，将前线作战兵团分批撤回国内休整，再从国内选派精兵猛将赶赴朝鲜战场。
为实现这一战略部署，周总理亲自主持起草了军委给志愿军和各大军区的电报，制定了更加详细的轮番作战计划，并报请毛主席批准后下发。
1952年1月，前线的志愿军发现一件怪事，明明是冬季，战场上却发现了大量的苍鹰、跳蚤等昆虫，且都分布在志愿军前线各单位附近。
这一反常现象很快被前线部队报告给了志司，随后志司又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
根据周总理的判断，美军很可能在战场上使用了细菌武器，要与志愿军打细菌战，随即周总理便对此事做出六条重要指示。
其一是对昆虫标本做检疫；其二是向朝鲜运送防疫器材；其三是发表政府声明，谴责美军行为；其四是向世界保卫和平大会理事会提出建议，发动世界人民谴责美国的这种战争罪行；其五是指示志愿军做充分的防疫动员；其六是通报苏联，寻求相关支持。
这六条指示操作下来，美国实施细菌战的阴谋彻底败露，不仅没有达到军事上的目的，在政治和道义上也遭到了失败，而这一切都归功于周总理。
如果说对朝鲜战场上的战略部署，周总理大多数都是在协助毛主席的话，那对于后勤保障方面的协调，则有周总理一份大大的功劳。
为前线部队协调后勤保障
打仗，归根结底就是打经济，而志愿军入朝作战是一场跨越国境的战争，朝鲜又无法提供补给，所有后勤补给都依靠国内。
朝鲜战争爆发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年时间，国民经济状况才刚开始好转，而朝鲜的现状则对志愿军后勤供给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志愿军入朝之前，中央就将东北地区作为抗美援朝的后勤补给基地，然而仅靠东北地区支持前线作战，也的确吃力了一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周总理指出：「只要东北有需要，我们将全力以赴帮助其解决困难，我们就是东北的后盾。」
周总理的指示更加坚定了东北地区支援前线的决心，同时也在群众中起到了很好的动员作用。
1951年5月，彭德华与志司其他同志研究后决定，加强志愿军后方勤务工作。随后在东北设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专门负责志愿军的后勤保障。
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在后勤保障方面所需要的干部、部队、车辆、司机、物资等，一直都是由周总理亲自负责的。
随着国内建设的逐步完善，人民空军逐渐开始发挥战斗力，周总理当即决定将刚改装好的空军和高射炮部队派往朝鲜，专门负责保障志愿军后方的交通补给线。同时又斥资向苏联购买了足够装备几个师的武器装备，也一并移交给前线志愿军使用。
在国内方面，周总理下令调用国内各种物资，大力支援前线。
又号召国内各行各业增产节约以及捐款购买飞机大炮。
志愿军战场上，针对现有的情况建成了以铁路公路运输相结合的补给线，从后方物资基地到前线各军，实现前后贯通、纵横交错的交通云书网。
这一系列操作都对志愿军的后勤补给起到了重大作用。
而在前线战场上，志愿军的补给得到了保障，便更加英勇的奋战，直至将美国打回了谈判桌上。
而在停战谈判之中，周总理也是实际意义上的主持人。
朝鲜停战谈判幕后主持人
在志愿军的坚持抵抗下，美国几乎用上了除核弹之外的所有现代化武器，可即便如此也无法彻底攻破三八线，而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让精于算计的美国人认为得不偿失，于是启动了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停战谈判。
对于和谈，中央领导层是支持的，为了达成谈判的目的，中朝双方经协商之后建立了三条战线。第一条线是中朝谈判代表组，第二条线是前线指挥部，而这第三条线就是毛主席、周总理和金日成。
在谈判开始后，一般是由第三线班子提供和谈的总体方针，并在恰当的时机对谈判过程进行指示，而具体的指示工作，中方一般都是由周总理来下达。
周总理自建国以来就兼任外交部长，曾出席过多个重要国际场合，拥有极其丰富的外交经验，而朝鲜停战谈判，从本质上讲也是一次外交角逐。
从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到1953年美国正式签订停战协议，期间的两年多时间里，由周总理亲自起草和主持起草的相关文件，就有多达300余份。
1951年7月，朝鲜停战第一次谈判举行，当时的形势对美国来说更有利一些，于是美国便在谈判桌上对中朝代表实施政治讹诈，要求将停火线划在三八线以北。不久之后，周总理给正在谈判的李克农发出指示：三八线为此次停战的底线，不可退让。
但美国代表不接受中朝代表的提议，坚持以美国拥有海空优势为名，将军事实控线划在三八线以北20-60公里范围内。
针对美方的「海空优势补偿论」，周总理再次向前方发去电报：美方代表发言狂妄荒谬，完全是战场的叫嚣，而非谈判停战。
但另一方面，周总理也是个懂得变通的人，既然美国不希望在停战协议上提到三八线，那就可以重新划一条以三八线为基础的军事分界线，即临津江以东划在三八线以北，临津江以西划在三八线以南，这样一来南北的面积就大致相当。
最终，在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美国接受了周总理的这份提议，从而达成了朝鲜停战谈判中，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的第一个协议。
整个过程之中虽然费尽周折，但这无疑是中朝代表取得的一次胜利，而这胜利与周总理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谈判策略，以及灵活变通的谈判艺术是分不开的。
1953年1月，美国总统缓解大选在即，周总理抓住时机，表达了中国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立场，他提出中朝方面准备按照此前已经达成的朝鲜停战协议草案立即停战。
而在战俘问题上，周总理则主张先将战俘交给中国，以保证对他们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此举也赢得了朝鲜高层的支持。
整个停战谈判的过程中，周总理指导中朝代表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适度的变通， 该坚持的一定坚持，可以让步的问题适当调整。
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对「坚持」和「让 步」的正确、灵活的把握，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充分展现了周总理高超 的领导才能和谈判指导艺术，最终促成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使朝鲜问题终得到解决， 对新中国来说无疑是一次军事和外交斗争的重大胜利。
指挥停战谈判取得胜利是周总理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出的一大外交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