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约60个师的50万兵力，从四面八方向中央苏区发起新的一轮「围剿」。
这一次，蒋介石吸取了前几次「围剿」失败的所谓「经验」，认为要压缩红军的转圜空间，限制红军的机动性，就必须坚决执行「堡垒战术」，因此命令各路国军围绕着中央苏区大修堡垒，打算和红军打阵地战。
眼看几十万人挖封锁沟修碉堡，搞得热火朝天，只有在福建省境内的蔡廷锴所部按兵不动，但他的部队人数不多，而且福建也算是个独立王国，因此他的异动并不惹眼。
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进攻自9月25日进攻黎川开始，由于 红三军团 和闽赣军区的主力在福建境内作战，此时黎川几乎成了一座空城。
据负责黎川防务的时任闽赣军区司令员肖劲光回忆，此时他的手下只有一个70多人的警卫连，而前来进攻的国民党军有三个师，因此他好汉不吃眼前亏，当即率部撤退。
肖劲光成了黎川失守的背锅侠
黎川的失守成了后续一系列血腥战斗的开端，由于博古和李德坚持「寸土必争」的防御战略，认为红军必须收复黎川，否则就是胆怯示弱，于是强令红三军团为主的东方军必须夺回黎川。
彭德怀指挥东方军在黎川、 硝石 、南丰三县之间狭小地带和已经修筑坚固堡垒的国民党军十多个师苦战了一个多月，不但一无所获，而且搞得部队伤亡惨重，疲惫不堪。
特别惨烈的是11月中旬的浒湾八角亭之战，当时新组建的红7军团以劣势装备向敌人浒湾阵地发起近乎于自杀式的进攻，游击队出身的红军团长、营长们从来没有见过敌人的装甲车和飞机，因此在敌猛烈火力打击下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6000多人的红7军团，在浒湾打了2天就伤亡1000多人，前来援救的红3军团同样陷入苦战，最后2个军团打得元气大伤，也没有撼动敌人的阵地分毫。
在蒋介石的「围剿」刚开始时，已经没有实权的毛主席就曾经向李德、博古建议，要么坚持前几次反「围剿」的战略，诱敌深入相机歼灭之，要么就跳到外线，吸引敌人回援消灭之。
结果这些正确的建议却被李德斥为「保守与胆怯」，并全盘否定，在李德看来，毛主席根本就不懂军事，他曾这样评价毛主席：「与其说他是一个政治家和军人，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家和诗人。」
按照李德的意见，红军绝对不能主动放弃阵地，只有坚守阵地和敌人拼到最后，才能赢得反「围剿」的胜利，但凡是提出机动作战的都被他视为懦夫和胆小鬼。
到后来，他又提出了「短促突击」的策略，要求红军以碉堡对碉堡，在国民党军走出碉堡出击的时候，红军则发动突然进攻以消灭之。
结果，红军非但没能消灭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反而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短兵相接中损失严重，因为全军一人都摊不上一支步枪，要靠大刀片和手榴弹和敌人对抗，装备上吃亏实在太大了。
本来红军的处境是越来越被动，不料在双方打得你死我活，血肉横飞之际，在福建的国民党蔡廷锴所部却不干了。
1932年日寇发动「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所部 十九路军 奋起抵抗，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来国民党中央军一部也陆续投入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大战，最后粉碎了日军完全侵占上海的图谋。
「一·二八」抗战之后，十九路军广大官兵都不愿意再打内战，并积极主张抗日，虽然被调到福建参与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表现明显不积极。
后来，由蔡廷锴、蒋光鼐主持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于10月26日派出代表到瑞金，与中央苏区代表秘密协商，签订了基本上等同于互不侵犯协定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 协定 】的签订相当于解除了福建方面的后顾之忧，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1933年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终于公开反蒋抗日，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的发生使蒋介石一时之间阵脚大乱，经淞沪一战，十九路军的战斗力天下闻名，全军有5万多人，他们调转枪口，与正在「围剿」的国民党东路军、北路军发生交火。
对于远在苏区乡下的毛主席来说，「福建事变」的发生犹如一扇突然敞开的大门，让他看到了挫败蒋介石「围剿」的希望。
蔡廷锴、蒋光鼐既然决心反蒋抗日，那么势必会与中央红军联手作战，这样一来，红军向东的通道就完全敞开了。
他一面与朱德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名义致电福建政府，表示愿意和十九路军联手对蒋介石作战，一面又积极向李德、博古主持的中革军委提出建议，认为红军完全应该和福建方面积极配合起来，以寻求整个反「围剿」战局的改观。
对于蒋介石而言，十九路军突然反水令他猝不及防，暴跳如雷，这样一来不仅福建的6个师指望不上了，还得抽调十几个师去对付他们。
很快，蒋介石匆忙从北路军和沪杭地区不多的守备部队中抽调了11个师，以自己的亲信蒋鼎文为总司令，分别由江西和浙江进入福建攻打第十九路军。
而这样一来，直接和红军对抗的国民党军兵力就减少了约四分之一，使得红军面临的压力大大减轻。
于是，毛主席紧急向李德、博古提出了一个修正后的作战方案，在今天看来，如果这个方案得到实行，势必将对蒋介石造成致命一击。
按照毛主席的计划，红一方面军只留红5军团保卫苏区，以全军主力部队红1、红3、红7、红9军团向闽、浙、赣交界处进军。
因为方志敏、邵式平已经在那里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红军先走福建人民政府的地盘，再经赣东北入浙，就可以进入浙江、安徽、江西、福州之间的辽阔地带。
到那时，红军的兵力可以活动在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这些地方可都是蒋介石的根本之地，是江浙大财阀的主要根据地，也是国民政府的命脉所在。
而且，蒋介石在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多少兵力了，其主要部队都放在江西，其他的江南各省已经没有可调之兵，即使是南京城也只有一些宪兵和警察，后方极度空虚，更没有什么像样的堡垒地带。
红军跳出江西，突然在江苏、浙江、安徽出现，势必令蒋介石惊恐万状，而且会抽调在江西的部队回援，这样一来，所谓的「围剿」也就不攻自破了，不仅中央苏区，连福建人民政府也可以保全。
更何况，红军也完全可以在一些国民党军兵力不足的地方建立根据地，这样的话只要红军高兴，以后分分钟可以打到南京城下找蒋介石请吃饭。
后世的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这个建议执行，无疑将会彻底动摇蒋介石的根基，即使是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也将非常深远。
我们无法得知，蒋介石在知道了毛主席这个釜底抽薪之计后是什么反应，反正背后冒出一片冷汗是少不了的。
然而，李德、博古却再一次拒绝了毛主席的建议，并且拒绝出兵支援福建人民政府，这样一来，就使得红军和十九路军陷入各自为战的不利境地。
他们不仅拒绝这些正确主张，连张闻天、周恩来提出的给予十九路军必要支持的方案也一并否定了。
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一个是不愿信任蔡廷锴、蒋光鼐这些曾经的对手，也害怕毛主席的正确的意见得到实施并生效之后影响自己的权威。
李德偏执而荒诞地认为，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是「反动统治的一种新的欺骗」，红军决不能相信他们。
而且，他们更加害怕的是只有红5军团防守的中央苏区可能要全部丢掉，到时候红军如果没有建立新的根据地可能会陷入流动作战的局面。
丢掉了中央苏区，他们对在苏联的共产国际是不好交代的，有可能共产国际会派出新的人来取代自己，那么领导就当不成了。
结果他们不仅固执己见地要求红军从西线向国民党军进攻，而且把毛主席的正确建议扣上了「脱离中央苏区根据地的冒险主义」的大帽子。
可悲的是，红军主力向西调动之后东面原来的防御阵地洞开，国民党军恰恰从这些地区大批涌入，夹攻十九路军。
到1934年1月底，泉州、漳州相继失守，十九路军宣告失败，红军重新陷入了四面为敌的危险境地，导致粉碎第五次「围剿」最有利的时机也失去了。
据说在彻底镇压了十九路军后，蒋介石曾心有余悸地对亲信顾祝同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匪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
后人读史至此，只有一声长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