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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粟裕叶剑英反对对越作战,陈云说了一席话,邓小平拍板:打

2024-02-04历史

1979年粟裕叶剑英反对对越作战,陈云说了一席话,邓小平拍板:打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新中国刚刚度过风雨巨变,正面临着丰富的复兴时刻,却遭遇了一个曾受我国全力支持的伙伴的背叛。这个伙伴竟然变成了对我国构成威胁的敌人,成为另一国反华的忠实帮凶,不断侵犯我国领土,危及我国的国家安全。更为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以「间谍」的名义对其国内的华侨华人进行广泛而残酷的迫害。这个出卖者正是越南。

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下,对越反击的问题成为我国党中央领导层内部争议的焦点。

1978年12月2日,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一次重要会议,就是否对越实施反击作战进行深入讨论。

在会议上,开国元帅叶剑英和杰出的将领粟裕出人意料地表达了反对意见,这让主持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感到一些踌躇。

就在邓小平犹豫不定的时候,陈云的一席之言却坚定了邓公的决心。

那么,陈云具体说了什么呢?叶剑英和粟裕为何反对?当时的局势如何发展?

激流涌动,邻邦相助 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越南长时间处于法国殖民统治之下,长达一个世纪。直至1945年9月,越南宣布独立,建立了由越南共产党执政的越南民主共和国。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感念两国激流涌动、相助邻邦的深厚友谊,对于越南共产党提出的援助请求,我国竭尽所能地提供支持。

在越南抗法战争中,中国是当时唯一向越南提供援助的国家。据统计,从1950年到1954年的五年间,我国累计向越南提供各类武器15.5万多支,弹药超过5700万发,炮数量超过3690门,炮弹超过108万发,同时还提供了大量医药、通讯设备和工兵器材。

除了物资援助,我国还派出包括陈赓将军在内的多位世界著名将领,以「华南工作团」的身份深入越南,直接参与了越南的抗法战争。

好不容易赶走了法国殖民者,越南尚未完全康复就面临了美国的侵略。

上世纪60年代,印度 支那 地区经历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然而,美国以担心整个东南亚被「共产主义化」为由,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对越南实施所谓的「特种兵战争」。

这场战争席卷了越南南北,甚至一度波及中国南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自然不可能袖手旁观。

因此,从1965年6月到1973年3月,我国陆续派遣了包括工程、防空、运输、后勤和排雷等多个兵种的部队,总计达32万人次,前赴后继,投入援越战争。

在那个时期,我国援越部队参与或直接进行的战斗次数达到2500多次,击落或击伤敌方飞机3300多架,俘虏敌飞行员40多名。

据不完全统计,通过两次越南战争,我国对越援助物资的价值超过200亿美元,其中超过93%是无偿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正面临贫困,所有援助物资都是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省吃俭用筹集的!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越南的独立和发展与中国的无私援助密不可分!然而,就是这个我们亲手扶持的「好朋友」,居然会反咬一口!

边疆危机,华侨遭困 自上世纪60年代末期以来,美苏力量发生巨大变化,苏联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特别是在1969年3月的珍宝岛事件后,中苏关系降至冰点。苏联甚至超越美国,成为中国最严重的威胁。

苏联政府不断在中苏边境集结军队进行演习,频繁制造边界事端,严重影响了我国的安全与稳定。

中苏关系的急转直下,从某种程度上也影响了越南对我国的立场。

特别是在1969年胡志明逝世后,越南新的国家领导人在中苏两国关系急速恶化的背景下,更趋向于与苏联保持亲密关系,尽管苏联曾经一直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居于「老大哥」的地位。

进入70年代初,中美关系出现了初步缓和的迹象。随着两国联系与交流的增多,这引起了越南方面的猜疑和不满。

尽管在基辛格访华后的次日,周恩来总理秘密访问越南,并对中美谈判的内容进行了通报,同时表达了中国在美越关系中的坚定立场。

然而,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越南方面的理解,他们甚至在主流媒体上对我国与美国的交流进行了带有指责意味的言论。

尽管中国一直秉持缓和误解、解决分歧的态度,在越南代表团访华时,我国进一步重视了对越南的物质援助。

然而,可惜的是,无论中国如何努力维护中越关系,越南仍然忽视了我国的付出,在实现完全独立和统一后,将中国这个无私援助的「兄弟加同志」彻底排除,全盘投向了苏联。

实际上,多年来,越南一直梦想建立「中南半岛联邦」,试图主导东南亚。然而,中国一直对这个想法持否定态度。

因此,越南长时间将中国视为实现其「伟大理想」的最大障碍,毕竟中国在两次大战中的巨大援助对越南的影响深远。

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越南对中国怀有好感,对越南国内的华人较为友好!然而,随着中越关系异常走向,越南当局开始对境内的华人华侨实施各种限制和打压。

特别是在1977年,越南推行了所谓的「净边境化」政策,驱逐大量华人华侨,并在党政军各个层面进行了对华人的清洗。

在经济方面,越南当局进行了三次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对华人华侨的产业、财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接管、冻结甚至没收。

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越南华人几代人的积累在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当华人无法忍受时,却又遭到越南当局每人12两黄金的高额勒索。

据统计,上世纪70年代,越南华人外逃难民总数达上百万,其中数万华人在逃亡过程中不幸丧生。

1977年,在苏联的支持下,刚刚摆脱抗美漩涡的越南急于将目标对准柬埔寨。

1978年的9月和12月,越南军队两次出兵侵入柬埔寨的东部和西南地区。由于遭到柬埔寨军队的英勇抵抗,越方未能达成其战略目标,只能被迫撤回。

直到同年11月,越南与苏联签署了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同盟条约】,越南的胆子再次膨胀。

12月25日,20余万越南主力军队分成五路,在炮火掩护下,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侵略战争。

虽然越南此举表面上是对柬埔寨的直接入侵,然而当时柬埔寨在中国的外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越南背后站着的苏联目标不言而喻。

特别是越南进攻柬埔寨的同时,还对我国边境地区进行了武装挑衅。

在仅仅1978年这一年,越南无视中国的警告,挑起中越边境争端达到一千一百余次,通过埋设地雷、开枪开炮等方式导致中方数百人受伤。

面对越南的挑衅,中国已无法袖手旁观。

为了迎接可能的军事冲突,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同志积极访问了泰国、马来西亚等东亚国家,强调越南与苏联的霸权活动对亚洲地区构成的威胁。邓小平在心里已经准备出兵。

因此,在与新加坡领导人会晤时,邓小平被问到「中国应该怎么做」时,他自问自答:「这要看越南的行为有多严重!」

然而,越南在得到苏联的支持后,自信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在邓小平结束访问后不久,越南的20万大军已经闯入柬埔寨领土。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似乎别无选择,只能进行自卫反击!

然而,在我国高层领导人中,关于是否出兵反击越南的意见并不一致。

时任国防部部长的叶剑英和中央军委常务委员的粟裕都曾在会议上表达了反对出兵的立场。

实际上,一个小小的越南并不足以成为两大战神畏惧出兵的原因。他们真正担忧的是来自北部边境的苏联威胁。

当时的苏联正将百万军队驻扎在中苏边境和内蒙古境内。除了燕山山脉之外,我国北部地区基本上是一片平坦的草原、沙漠和戈壁,地理位置对苏联的进攻非常有利。

在印度反击战后的17年间,我国基本上未经历大规模战事,唯一小规模的反击战争发生在与苏联的珍宝岛冲突中。由于特殊时期战备训练受到冲击,军队的战斗力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当时许多领导人担心如果我军发动对越自卫反击,可能会陷入与越南和苏联两线作战的困境,这将对我军造成巨大的压力,也将耗尽建国数十年来积累的国力。

邓小平本人对军事问题颇有了解,也明白对越自卫反击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然而,如果不采取果断行动制止嚣张的越南,中国将来将面临无尽的麻烦。

实际上,当时有很多人国际上期望看到中国的笑话,他们坚信中国不敢对越南出兵。正当邓小平权衡利弊之际,陈云的一番话让他立即下定决心!

陈云认为:根据当前的局势,对越自卫反击战是可行的,但需要迅速结束!虽然苏联在中国东北驻有大量军队,但其主要重心仍在欧洲,同时已在阿富汗方向投入兵力。因此,即使苏联再强大,也不可能同时应对三线作战。

即便苏联有意干预,也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来进行兵力调整和部署。只有我军速度足够快,在一个月内完成战略目标,才有可能避免与苏联在正面战场上的对峙。

更重要的是,如果不遏制越南的野心,未来东南亚的局势将变得更加复杂,我国将面临更加沉重的压力。

在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后,邓小平最终采纳了陈云的建议,决定果断出兵!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防止苏联不计后果,我国进行了大规模的伊犁地区群众转移,撤离了30万平民,避免他们成为潜在的战场。同时,密令情报人员紧密监视苏联在边境线上的活动。

在做好充分准备之后,1979年2月17日的拂晓,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在中越边境线的26个作战地点向越南发起了攻击。

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评论文章,明确列举了越南对我国的多次挑衅行为,并表明我国一直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坚定立场。

文章向全世界宣告了我军的作战目标:我们不追求越南的任何土地,只是在必要的还击之后,中国边防部队将坚守祖国边境。

战役进行到3月16日,解放军成功攻下谅山,圆满完成了作战计划。随即,我国宣布反击战胜利,并发布了撤军指令。

短短29天的时间,我国再次展现了创纪录的高效高质量作战,向全世界展示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这是继对印反击战后的又一成功战役。

总结: 中国有一句谚语说:「农妇与蛇」的故事众所周知,因此中国决不会成为冤大头,对于威胁我国家安全的任何「敌方」都不会姑息。

因此,战斗结束后,人民解放军在撤退回国的过程中回收了之前援助越南的物资,并摧毁了越南村庄、公路、铁路等我方援助建设的基础设施,让越南为其所作所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通过这次作战,我国领导层更加意识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实力已经与过去有了巨大差距。此后,我国逐渐启动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并确立了新的强军目标。

时至今日,三十多年过去了,中越关系已经实现了正常化,但这场反击战的影响依然存在,它给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好战必亡,忘战必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