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 「民族革命」， 主要泛指 「发生于近现代，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人民武装反抗殖民侵略与统治，旨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的「革命」， 斗争对象是「异族殖民者」。
那么问题来了， 发生于比近代「更早」的「元明更替」，算不算严格意义上的「民族革命」？ 为什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元明更替」有着截然不同的思想内涵？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南京明孝陵
1）关于「元明更替」的不同见解
伴随着甲午战争的惨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境地。面对亡国灭种的危急形势，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们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
1）「民族」概念的产生
光绪二十三年（1897）冬，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 在严重民族危机的激发下，维新变法运动迅速高涨。
次年四月，康有为同梁启超在北京成立保国会。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戊戌变法」正式开始。
遗憾的是， 这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良运动，仅维系了百余天便宣告夭折 （ 拓展阅读： 一文概述：为什么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以失败收场？ ）。
国内的维新派人士
变法失败后， 流亡日本的梁启超（1873—1929）， 开始在浩瀚如烟的西方思想论著中探求「强国之路」。
随着学习的持续深入，瑞士学者伯伦知理（1808—1881）有关国民与民族的政治学理论，给予了他极大的启迪和震撼。
不久，他以伯伦知理的学说为基础，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nation）」概念以及民族理论传入到了中国（ 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中华民族」内涵的沧桑演变 ）。
梁启超，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
2）「元明更替」与「民族革命」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些带有革命倾向的有识之士「偏激」地认为， 近代中国国势日颓的罪魁祸首，就是昏庸无能且「非我族类」的「满洲统治者」（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辛亥革命中的「排满」宣传及其时代局限 ）。
在这样的认知大背景下，以「驱逐鞑虏」和「排满」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思潮，逐渐成为了革命党人的一致共识。与此同时，发生在几百年前的「元明更替」，也被他们赞誉为 「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
1906年，孙中山（1866—1925）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指出： 「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
【走向共和】中的孙中山
需要指出的是，一举推翻了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 很难说是一场「胜利的革命」。
原因很简单，新生的资产阶级政府，尽管大体维持着主权和领土完整，避免了国家分裂与民族仇杀的巨大灾难，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完成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
实际上，即便在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后（ 拓展阅读： 一文概述：「东北军」的前世今生 ），日本政府依然视当时中国，依然处在一种「伪统一」状态（ 拓展阅读： 什么是中国：近代日本的「中国观」 ）。
「改旗易帜」的奉天（沈阳）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基于抵抗外侮的需要，国内出现了「构建」民族英雄的高潮（ 拓展阅读： 「民族英雄」成吉思汗：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精神力量 ）。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元明更替」即「民族革命」的定论， 在越来越多的历史著作中被发扬光大。
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在【国史大纲（1939）】中，将「元明更替」誉为有着「扫除胡尘，光复故土」内涵的「上进的转变」。
历史学家金毓黻（1887—1962）在【中国史（1941）】中，不仅将明朝的建立视为「一场汉族的复国运动」，还称赞朱元璋是「我们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拓展阅读： 「你的满洲，我的东北」：近代中国学者的「东北观」 ）。
历史学家吕思勉（1884—1957）在【中国通史（1944）】中，将「元明更替」誉为「汉族的光复事业」。
一言概之，在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朱元璋不仅被赞誉为「民族英雄」， 「元明更替」也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民族革命」的内涵。
老照片中的西南联大
3）「元明更替」真的是「民族革命」？
需要指出的是， 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元明更替」是一场「民族革命」。
比如历史学家吴晗（190—1969）在发表于1936年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指出，元末农民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是因为 「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实质上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
吴晗
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1901—1995）， 也提出了与吴晗相似的观点。
他认为，与爆发于近代的「辛亥革命」截然不同，在「元明更替」的历史进程中，大多数汉族知识分子不仅不热衷于加入「反元斗争」，并且一直对元朝心存感激。在他看来， 「元明易代」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民族革命」色彩。
客观地说， 宫崎市定的观点并不是空穴来风。 实际上， 台湾学者萧启庆（1937—2012） 给出的调查数据，可以充分印证其准确性。
他在研究后发现，在元末的144名进士中，对「旧朝」心存好感的「忠元型」进士合计有87人，与「忠元型」心态截然相反的「背元型」进士合计有45人，「保持中立」的「隐遁型」进士合计有12人。
简言之， 近70%的进士， 对元朝的整体印象还是不错的。要知道， 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汉人或南人（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在元朝，「考公务员」有没有前途？ ）。
宫崎市定（左）与萧启庆
晚年的钱穆， 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到了 明史的研究上面。 伴随着探索的持续深入，他惊讶的发现，元明易代后，很多汉族士大夫 「或心存鞑庭（元朝），或意蔑新朝（明朝）」， 丝毫没有表现出「重光中华」的喜悦。
面对这一「大不如后人读史者想像」的事实，他甚至大为光火地表示： 「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逢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界基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元明更替」的本质， 是由阶级矛盾引发的政治与社会革命，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族革命」。
授课中的钱穆
2）「元朝印象」在明朝的流变
坦诚说， 「元明更替」之所以给后人以「民族革命」的印象， 个人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
首先，元朝的统治阶层，是居于漠北的蒙古人（ 拓展阅读： 大厦崩塌20年：北元「重返中原」之梦的最终倒掉 ）；其次，进入明朝中期以后，明蒙之间的关系，一度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结合历史看， 后一个原因远比前一个「更关键」。
坤舆万国全图
1）明朝中前期的「元朝印象」
实际上， 明朝的开国君臣们，对于元朝的印象一直都比较不错。
明太祖朱元璋 （1328—1398）不仅宣称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还坦言 「（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统中华，生民赖以安靖七十余年」， 给予了「入中国为天下主」的忽必烈非常高的评价。
与父亲一样， 明成祖朱棣 （1360—1424）认为元朝是「中国正统」。永乐四年（1406），他在致北元乌格齐汗的信函中指出，无论是「宋元更替」还是「元明更替」，均是「天厌其德」的结果，「非人力之所能也」。
明太祖朱元璋（左）与朱棣
如果说朱元璋父子的上述言论有「统战」之嫌，那么 明廷「以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的举措， 无疑深刻印证了明初统治阶层对元朝「正统性」的承认态度。
始建于洪武六年（1373）、扩建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的南京历代帝王庙， 「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之主」。
南京明故宫午门遗址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份「十六人大名单」当中，秦朝以后的帝王，只有汉高祖 刘邦 、汉光武帝 刘秀、 唐太宗 李世民 、宋太祖 赵匡胤 与元世祖 忽必烈五人 。即便是「千古一帝」秦始皇和「重新恢复大一统」的隋文帝杨坚，均因为「功德」原因未能入列。
对此，文渊阁大学士 宋讷（1311—1390） 在【敕建历代帝王庙碑】中，对这份大名单的「入围标准」，进行了详细解释：
「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王、曰两汉、曰唐、曰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皇帝王之继作，汉唐宋之迭兴，以至于元，皆能混一寰宇，绍正大统，以承天休而为民极，右之序之，不亦宜乎。秦、晋及隋，视其功德，不能无愧，故黜而不与。」
一言概之，明初君臣和主流知识分子们， 不仅对元朝的「正统性」没有异议，对「异族皇帝」忽必烈也有着非常高的赞誉与评价。
北极阁气象博物馆
由宋濂、王袆担任总裁，由汪克宽、胡翰等十六人参加纂修，定稿于洪武三年（1370）的【元史】， 不仅将元朝视为「中国正统」，还将元朝的历史上溯至「大蒙古国」时期， 首卷设定为「太祖（成吉思汗）纪」。
除了官修史书以外， 很多「科普性」的历史读物，也将元朝视为「中国正统」。
初刻于宣德七年（1432）的【资治通鉴节要续编】，不仅「以宋为统，辽金分书之」，将元朝视为「直续宋统」的「正统王朝」，还认为「 元灭金、夏，有中国，而犹分注其年，系于宋统之下者，明天命之未绝也」，「元自世祖至元己卯灭宋方大书，承大统也。」
由此可见，在明朝前中期，社会各阶层对元朝的「正统地位」并不存在什么异议。换言之，至少在这一时期， 「明清易代」并未被赋予「民族革命」的内涵。
中华书局版【元史】封面
2）「明蒙关系」的急剧恶化
进入15世纪中叶， 伴随着明蒙关系的日趋紧张， 「元明交替」的史实不仅被频繁提上台面， 并被赋予了一定的「夷夏大防」色彩，最终为后世留下了「民族革命」的印象。
在全民「反蒙」的舆论大环境下，自弘治（1487—1505）朝开始，由朱元璋发布于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 以陈词慷慨激昂著称的【谕中原檄】， 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的强烈推崇。
【明太祖实录】中的谕中原檄部分内容
结合史料看， 这篇檄文最早见于【明太祖实录（1418）】。 但需要指出的是，在明太祖实录中，本文既没有篇名，也没有标注原作者。
后来，学者程敏政（1446—1499）在编撰【皇明文衡】时，不仅将该文纳为该书之首，还为其命名为【谕中原檄】，并将作者署名为宋濂（1310—1381）。另外，佚名【皇明诏令】、高岱【鸿猷录】等书，也相继将【谕中原檄】收录其中。
【皇明文衡】内页与程敏政画像
「庚戌之变」（1550）结束后， 明朝各阶层的「排蒙」情绪，达到了又一个新顶峰（ 拓展阅读： 为什么俺答汗三番五次要求向明朝「纳贡称臣」？ ）。
历史记载，不堪俺答汗（1508—1582）所扰的嘉靖皇帝（1507—1567）不仅「 最厌见夷狄字面」， 还 「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不过，要说最著名的「排蒙」事件，非 「明廷将忽必烈逐出历代帝王庙」 的操作莫属。
嘉靖九年（1530）， 明廷决定在北京新建历代帝王庙。 次年，翰林修撰姚涞（1488—1538）便以元朝「为中国之大仇耻」为由，上疏「请罢元世祖祀」。不过，新的历代帝王庙（1532），依然维持着「十六位神主」的祭祀格局。
嘉靖皇帝和俺答汗
伴随着俺答汗的崛起与频繁犯边，「逐出忽必烈」的呼声变得日渐强烈了起来。
嘉靖二十四年（1545），时任礼科右给事中陈棐（fei）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以正祀典」。在他看来，「必除胡君之祀」的举措，既可以彰显太祖的「驱胡攘夷之功」，也蕴含着「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意味。
在举国「反蒙」的舆论带动下，这样的说辞迅速激起大多数人的普遍支持。没过多久， 入祀近二百余年的忽必烈，被正式「逐出了」历代帝王庙。 与此同时，包括木华黎在内的多名蒙古将领和重臣，相继被「驱逐了出去」。
北京历代帝王庙
3）「元朝非正统」的滥觞
实际上，自从「土木之变」结束后（ 拓展阅读： 理性讨论：「北狩」的明英宗，有没有受到蒙古人的「尊崇」？ ），元朝原本一直稳固的「正统地位」，就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在成书于成化十二年（1476）的官修史书 【续资治通鉴纲目】 中，尽管作者依然沿袭着「元承宋统」的历史观，但已经对元朝的统治表达出了较为强烈的不满情绪：
「若胡元之主中华，尤世运之丁极否。冠履倒置，天地晦冥，三纲既沦，九法亦斁（yi，破坏）。第已成混一之势，矧（shěn，况且）复延七八之传，故不得已大书其年，亦未尝无外夷之意。」
【续资治通鉴纲目】内页
在编纂于成化十七年（1481）的【 世史正纲】 一书中，作者丘濬（1421—1495）有着比【续资治通鉴纲目】更为情绪化的评价。
具体而言，他不仅将元朝的统治视为 「三纲既沦，九法亦斁（yi，有破坏之意）」， 还痛心疾首地表示， 「中国之人（明朝百姓）渐染其俗，忘其身之为华，十室而八九矣」 （ 拓展阅读： 读书笔记：明朝日常生活中的「蒙古风」 ）。
【世史正纲】内页
到了嘉靖时期，元朝的「正统形象」被彻底颠覆。 比如以周复俊（1496—1574）为首的汉族士大夫们，对宋濂等人主持编撰的【元史】，进行了大肆抨击。
比如他们认为， 「（宋）宁宗开禧二年（1206），史臣大书元太祖，与宋宁宗并称」，「因谓是书也贱夏尊夷，乱名没实，蔑万古帝王之正统，紊万世是非之公议」。
由王洙主持编撰，成书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的 【宋史质】， 不仅将两宋诸帝列入【天王正纪】，还将元朝诸帝列入【天王闰纪】， 直接将元朝的「正统地位」给全盘否定了。 对此，他在书中如是解释道：
「按【通鉴】及【续纲目】俱以宋元并称，祖宗号谥，视历代帝王无异。今【史质】削‘大元’之号，而以闰纪名；去世祖皇帝等谥，而直书忽必烈等名；芟除其至元、大德等元，而概以一年、二年纪事。何哉？曰：所以辨人类而明天道也。」
鉴于【宋史质】的政治倾向「过于极端」，以至于连乾隆本人也颇为无奈的表示， 「自有史籍以来，未有病狂丧心如此人者。其书可焚，其版可斧」（ 拓展阅读 ： 读书笔记：乾隆是如何评价「辽金宋」「孰是正统」的？ ）。
【宋史质】内页
3）近代史中的「明太祖崇拜」
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黑龙会创始人头山满（1855—1944）提供的位于东京赤坂区某处民宅内，「中国革命同盟会」正式宣告成立。 至此，中国历史开启了全新的篇章。
中国同盟会成立
1）辛亥革命进程中的「明太祖崇拜」
清末各大小革命团体的革命纲领的逐步形成，几乎均受到了【谕中原檄】的启示 。
站在发展的眼光看，原因并不复杂——倘若将「元明更替」定性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拓展阅读： 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
1906年，【民报】第五号卷首同时刊载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三人像，题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肖像」，这无疑直接阐明了革命党人所倡导的「民族主义」与朱、洪二人「一脉相承」的关系。
换言之， 无论是「元明易代」，还是「推翻满清」的武装斗争，都被赋予了「民族革命」的思想内涵。
孙中山于1905年提出的政治纲领中，前两句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1912年2月15日，即清帝宣布退位后的第三天， 孙中山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公祭明孝陵。
与此同时，他以个人名义分别发表了【祭明太祖文】与【谒明太祖陵文】（ 拓展阅读： 从「排满」到「构建国族」：孙中山民族思想的时光变迁 ）。
两篇文告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以「明太祖民族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的身份， 「向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汇报‘光复中华’已大功告成的消息。」
在孙中山看来，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与明太祖「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伟大功业， 性质是完全一致的。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有趣的是，袁世凯（1859—1916）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 「悬明太祖画像一幅于密室，朔望顶礼，并私祝太祖在天之灵，祐其平定天下，复兴汉业，意至诚恳」。
由此可见，不仅是革命党人，即便是所谓的「保守派」政治家们，「至少在名义上」一直将明太祖朱元璋视为顶礼膜拜的对象。
2）抗战时期的「明太祖崇拜」
实际上 ，对于明太祖的崇拜心态，自始至终都有所延续。
1936年4月，经邵元冲、于右任、戴传贤三人提议，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将明孝陵列入「民族扫墓节」的祭扫大名单。
4月5日，国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祭谒明孝陵典礼。时任国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主祭，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等高级官员均参与了祭祀活动。
明孝陵
抗战全面爆发后，明太祖再一次被塑造成了「光复华夏」的「民族英雄」。
其中，国民党元老方觉慧（1886—1958），在撰写于1940年的【明太祖革命武功记】中，给予了朱元璋极高的评价：
太祖奋起淮甸，兴师北伐，驱逐胡虏，卒能恢复中华，蔚成大业。夫汤武以诸侯而革君主之命，太祖以匹夫而革胡元之命，其武功不在汤武下矣。
值得注意的是，时任南京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不仅亲自为该书作序，还在序文中指出， 「明祖崛起草莱，志期匡复，收揽豪俊，剪刈群雄，十五年间，遂成光复华夏之大业」。
明太祖革命武功记
那么问题来了， 方先觉为什么要在此时撰写【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呢？ 对此，他在卷首【编纂经过】中如是解释道：
「溯自九一八事变以还，忠志之士，每引宋明致亡之轶事，警惕国人，以期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挽救危亡，其用心可谓良苦矣。然此不过一时之激励，徒供嗟叹恸哭而已。何若将明太祖革命武功，及其恢复中华之史实，详加阐扬，俾得以提高国民自尊自信之决心。此余编纂【明太祖革命武功记】之动机也。」
由此可见，这种「明太祖崇拜心态」， 既有「功利性」的内因，更是时代的必然。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是「元明易代」的「民族革命想象」，还是明太祖朱元璋「民族英雄」形象的构建，都在向我们诠释着一个亘古不变的真理—— 所有的历史，本质上都是当代史。
